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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盈科研究综述

作者:(台湾)张觉明

 

江盈科研究综述

第一節  二十世紀

江盈科(公元一五五三年~一六○五年),字進之,號淥蘿,明湖廣桃源縣人。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進士,授長洲縣令,歷大理寺正、戶部員外郎,卒于四川提學副使任上。著有《雪濤閣集》、《雪濤閣四小書》、《皇明十六種小傳》等,一生以文學名世,為公安派代表作家和創始人之一。
江盈科是公安派的一名主將,對公安派的貢獻雖不能與袁宏道相提並論,但也不在袁宗道和袁中道之下。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就是袁宏道與江盈科在蘇州時期共同商討的結果,江盈科為袁宏道詩集作序進行闡發,而使之得以廣泛傳播。
袁宏道著《雪濤閣集序》,對江盈科的文學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
 
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為一代才人無論。……執是以觀,進之詩其為大家無疑矣!
 
民國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九月,周作人著《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由北平人文書店出版,首先談及江盈科。
周作人著《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二講《中國文學的變遷》:
 
在中郎為江進之的《雪濤閣集》所作序文內,說明了他對於文學變遷的見解:「……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
後面,他講到文章的「法」──即現在之所謂「主義」或「體裁」:「……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為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
對於文學史這樣看法,較諸說「中國文學在過去所走的全非正路,只有現在所走的道路才對」要高明得多。
批評江進之的詩,他用了「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個字。這八個字可說是詩言志派一向的主張,直到現在,還沒有比這八個字說的更中肯的,就連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也不及這八個字說的更得要領。
 
民國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論語》第五十八期,阿英著《江進之的笑話》,可惜他沒有繼續深入研究。
民國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四月,《越風》第十二期,何鵬著《雪濤小書》,述及江盈科。
黃仁生著,《論公安派在現代文壇的多重迴響》:
 
自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二月,阿英曾發表《袁中郎做官》、《袁中郎與政治》、《袁中郎尺牘序》、《二修(伯修、小修)尺牘》、《江進之的笑話》等文,是最早對公安派核心人物分別進行研究的系列成果,尤其是他首次指出「江盈科(進之)是公安派文學運動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堪稱一大發現。
 
黃仁生著《四百年來對江盈科的接受與批評》:
 
但直到一九三六年,江盈科才有《雪濤小說》和《雪濤小書》(殘本)排印出版。尤其是後書整理者章衣萍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撰《雪濤小書前記》時,還不知作者為誰,只是覺得「其評詩文、說笑話皆有精彩,思想行動,大概是袁中郎、馮夢龍一流人物。」稍後於十二月四日撰《序二》,才從友人處獲知作者為江進之。章氏所說的這位友人實即阿英,他從一九三三年開始,撰寫了《袁中郎做官》、《袁中郎與政治》、《袁中郎尺牘序》、《二修尺牘》、《江進之的笑話》、《雪濤小書》等一系列關於公安派的文章。其中《江進之的笑話》(《論語》第五十八期,1935-02-01)雖僅簡略介紹《任事》、《催科》、《甘利》、《妄心》、《蜂丈人》等五則笑話的內容,但已明確指出江盈科「是公安派文學運動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堪稱一大發現。又其《雪濤小書》一文認為「四種之中,當以《詩評》為最佳」,「進之對於詩的理解,全般的從裡面可以看得出來」,並引述《用今》、《求真》等篇後說:「這都是說明進之在文學主張上完全屬於公安體系的證據。」此外,該文還提及他在一九三四年就已向某藏書家借讀《雪濤閣集》全書,並選抄一小冊。這些選抄的作品,稍後收入他編校的《晚明小品文庫》,於一九三六年七月由上海大江書店出版。該書共選錄二十家小品,分為四輯,每輯五家,其中江盈科編入第一輯,錄有江進之文四十一篇和袁中道撰《江進之傳》。這是現代出版的多種晚明小品文選集中唯一將江盈科列為一家的選本,但包括阿英在內,整個現代學界沒有發表一篇研究江盈科的正規論文。
 
學術界研究江盈科,始於二十世紀末期,由臺灣學者首開其端。
一九八○年十一月,臺灣《書評書目》第九十一期,龔顯宗著《主性情說的〈雪濤小書〉》,是臺灣最早論述江盈科的文章。作者認為江盈科論詩,綜而言之,不外一個「真」字。細分之,則有下列四點:一、性情說,二、詩文不同體,三、遍究中晚,四、論詩膽。作者結論:「江進之的被忽略,是個不大不小的悲劇。」
一九八八年五月,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林美秀著《江進之詩學理論與實踐》碩士論文,是臺灣最早論述江盈科生平與文學理論的學位論文。在附錄中,首度為江盈科做了年譜紀事及著述的考訂。在論文中,探討江盈科的交遊,發現與袁宏道關係十分密切,有著深厚的交情,並且說明江盈科參與公安派文人結社的活動。對於江盈科和公安派的關係,作者未有充分的論述,著重在以江盈科的詩作為材料,研究江盈科在創作時,是否貫徹自己所提倡的文學理論。
一九八八年,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文學研究所編《文學研究叢刊》第五期,夏咸淳著《論公安派重要成員江盈科》。論述江盈科的生平、交友、思想,首度論述江盈科在公安派中的地位。特別推崇江盈科的寓言創作,認為成就大於散文,散文的成就大於詩。作者指出,江盈科的詩作雖然淺顯易懂,又能反映民間疾苦,但「缺乏熔裁錘鍊,韻味不長」,而他的散文則「深情卓識蘊藏於鮮活的形象之中,深刻的思想包含在淺顯的語言之內」。並認為江盈科的寓言「具有現實性、幽默性、通俗性的特點,體現了晚明時期寓言創作的新成就」。
一九九○年十一月,臺灣省中國國學研究會出版《中國國學》第十八期,林美秀著《論江盈科的文學新變觀》。論述江盈科為了回應擬古派,提出「以新求變」的策略,企圖建立新的文學典範。作者指出,江盈科認為最好的創作狀態是「元神活潑」。強調保持心靈的素樸,才能正確地觀照萬物,進而「以無意出之,無心造之」,這才是江盈科認為最好的作品。
一九九六年,《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第四期,陳蒲清著《晚明詩文運動的一員主將:江盈科——為黃仁生博士點校〈雪濤閣集〉而作》。作者認為,江盈科與袁宏道均為晚明公安派的主將,江盈科在詩文理論及創作(尤其是寓言)方面,成績卓著。黃仁生博士整理《雪濤閣集》,是一項值得稱道的工作。
一九九七年,《中國文學研究》第二期,黃仁生著《江盈科生平、著述考》。收入一九九七年四月黃仁生輯校《江盈科集》附錄三。江盈科是公安派創始人之一,他與袁宏道等互相唱和,反對復古模擬,提倡抒寫性靈,從理論到創作都有所建樹,在當時影響頗大,有「袁、江二公」之稱,曾為公安派的創立立下過汗馬功勞。但隨著竟陵派的崛起乃至有清一代,江盈科卻一直頗受責難和冷落。作者依據第一手材料,就江盈科的生平、著述進行了全面考察.並對有關文獻記載中的訛誤作了訂正。
一九九七年,《湖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三期,黃仁生著《論公安派副將江盈科的文學思想》,《湖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九七年第三期。在晚明文學革新運動中,江盈科實際上是作為公安派的副將而與袁宏道互相唱和。他的文學主張是針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傾向而發,大致與宏道同調,但也有其獨到認識:一是闡發袁宏道所倡「性靈說」之旨,另立「元神活潑說」與之呼應;二是反對尊古卑今,主張代各有文,但對前後七子並不一概否定;三是痛詆模擬剽竊,強調個性獨創,以貴真、重趣、崇實、尚奇倡變和主張「信腕信口、不拘格套」為其具體內涵。作者試圖通過考察江盈科的文學思想,能夠大致重現這位副將的理論風采。
一九九七年四月,黃仁生輯校《江盈科集》,由湖南嶽麓書社出版。該書將《雪濤閣集》、《雪濤詩文輯佚》、《雪濤談叢》、《談言》、《雪濤詩評》、《閨秀詩評》、《諧史》、《皇明十六種小傳》等首次合為一集梓行,卷首收入作者所撰《江闊無澄浪,林深有墜枝──論江盈科與公安派》代「前言」,系統論述了江盈科的文學思想與詩文創作及其參與創立公安派的過程,提出:「在公安派的創立與發展時期,江盈科實際上是作為這個流派的副將而與主將袁宏道齊名,他的功績與影響,僅次於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員之上。就其文學思想與詩文創作而言,大致與袁宏道傾向相近而又獨具特色,的確可稱為公安派的大家,從而可證當時文壇上以『袁江二公』並稱是名符其實的。」章培恒和陳蒲清的序文,分別從不同角度肯定了江盈科的價值和意義。
一九九八年,《文學評論》第二期,黃仁生著《江盈科論》。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七期全文轉載。在晚明文學革新運動中,江盈科作為公安派的副將與袁宏道互相唱和,反對模擬復古,提倡抒寫性靈,從理論到創作都有所建樹,在當時影響頗大,有「袁、江二公」之稱。隨著竟陵派的崛起乃至有清一代,江盈科卻一直頗受責難和冷落;即使自二十世紀三○年代公安派受到重視以來,人們往往都以三袁作為公安派的領袖,而對曾為公安派的創立和發展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江盈科知之甚少。作者通過考察江盈科的文學思想與詩文創作,重視這位副將的風采,從而有助於我們加深對公安派的認識。
一九九八年,《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五期,黃仁生著《論江盈科參與創立公安派的過程及其地位》。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一九九八年十二期全文轉載。作者通過對公安派醞釀準備、開宗立派、調整發展、矯弊救衰等四個時期的考察,一反過去以三袁兄弟為公安派領袖的傳統看法,認為在公安派的創立和發展過程中,江盈科實際上是這個革新派的副將,而與主將袁宏道並稱為「袁、江二公」;他的功績與影響,僅次於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員之上。儘管袁中道在袁宏道逝世後曾作為公安派後期的主將而矯弊救衰,但江盈科在生前乃至死後一段時間內的影響,都在袁中道之上。
二十世紀最大的成果,是湖南嶽麓書社出版了黃仁生輯校《江盈科集》,方便學者研究。
 
 

第二節  二十一世紀

二十一世紀伊始,研究江盈科仍由臺灣學者首開其端。
二○○○年九月,臺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編《古典文學》第十五集,龔鵬程著《江盈科詩論小箋》。二○○一年六月,收錄於龔鵬程著《龔鵬程年度學思報告1999年報》。二○○八年六月,收錄於龔鵬程著《中國詩歌史論》。作者認為,江盈科的詩論重點有二:一是辨體。要寫好詩,首先必須明白詩跟文是不一樣的;寫詩有寫詩的語言,寫文章有寫文章的語言,不可「用文筆為詩」。江盈科反對的復古是反對七子的復古,也就是「擬古不足以復古」。贊成從精神上去復古,也就是不矯情,必須本著真感情創作。作者認為,江盈科最欣賞的是中晚唐詩,所以他的詩論是「出於一種審美的偏執」,看不起擬古派使用復古的詞句,他「沒想到七子這種運用古代詞語,以達成陌生化的美感效果,也同樣可以有效地製造出距離感,形成一種古的趣味。」
二○○○年,《常德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五期,何國平著《公安派副將江盈科的「吏隱」心態論》。作者認為,吏隱心態表現為在官場中追求適意與超越的人生,它是公安派副將江盈科仕宦生涯的基本處世模式。同時,他的這一心態存在著「吏」與「隱」的二元衝突。吏隱心態既是傳統文化的投射,又是時代思潮的心靈折光。
二○○一年,《蘇州教育學院學報》第二期,陳本源著《「幅短而神遙,墨稀而旨永」——略論袁宏道、江盈科吏吳時期的小品》。袁宏道、江盈科是晚明小品作家中的兩位重要人物。他們在蘇州任官期間,經過「商證」,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等文學主張,創立「公安派」,並在小品創作中取得可觀成績,在促進晚明小品繁榮興旺方面確是功不可沒。袁宏道的尺牘小品、遊記小品及記述風俗人情的小品等,江盈科的抒情言志小品及笑話、寓言等,都體現了他們的文學主張,顯示出「幅短而神遙,墨稀而旨永」的特色,在蘇州乃至中國的文學史上自應佔有一席之地。
二○○四年,《江西社會科學》第十期,諶貽春著《試論江盈科對公安派文學的貢獻》。江盈科有《雪濤閣集》傳世。長期以來,他常常被視為公安末流或配角而飽受輕視。其實,他作為公安派的一位重要作家,不僅積極參加了公安派的創建,而且在公安派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上都有自己的獨特貢獻。眾所周知,公安派文學的發源地是在吳中地區,而與公安派領袖袁宏道一起在吳中地區開創公安派文學新天地的正是江盈科。萬曆二十三年三月,袁宏道出任吳縣令,在此恰與長洲縣令江盈科相遇。由於兩人既是湖廣同鄉,同榜進士,現又都在同一地區任縣令,諸種機緣使得他們很快情投意合,視同手足,並開始籌畫公安派的活動。對於此時袁、江二人的親密關係,袁中道著《江進之傳》曾有記載。就在兩人「大有唱和」的時候,袁宏道開始提出並與江盈科商榷公安派的文學主張。
二○○五年,《惠州學院學報》第一期,李兢兢著《論江盈科在公安派創立時期的地位》。江盈科是公安派的重要成員,在公安派的創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僅次於主將袁宏道,但是歷來對公安派的研究中,人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三袁身,而對在公安派創立過程中實際上處於副將位置的江盈科卻很少論及。究其原因,作者認為主要在於明清兩代文人們對江盈科詩文創作的評價一直不高,後人因襲古人成見,視其為公安派之末流。尤其是竟陵派鍾惺對江盈科的貶責流傳甚廣,鍾惺著《與王稚恭兄弟》的議論,是始作俑者。
二○○五年六月,《新餘高專學報》第十卷三期,楊碧雲著《論江盈科的小品文》。作者認為,江盈科在小品文創作方面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江盈科的歷史小品見解獨到,頗具現實意義;抒情小品則靈動通侻,趣味盎然;諧謔小品尤為人們所稱道,既有入木三分的諷刺,又有令人捧腹的幽默。江盈科是晚明小品作家中的重要人物。
二○○六年,《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一期,李競競著,《「元神活潑說」淺析》。作者認為「元神活潑說」是公安派文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關注「性靈說」的同時,不應該忽視「元神活潑說」對公安派文學理論的貢獻,因此對「元神活潑說」的理論內涵及其外延作了探討。「元神活潑說」是江盈科在《白蘇齋冊子引》一文中提出的文學主張,與袁宏道的「性靈說」相呼應。
二○○六年,《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四期,賈宗普著《公安派成員考》。公安派是晚明一個有影響的文學流派,關於它的成員,明清時期的一些研究著作已有涉及,隨著公安派研究的不斷深入,一些現代學者的著作也越來越多地涉及到了對公安派成員的考察,但公安派的成員到底有多少,尚不清楚。作者以公安三袁為中心,根據所考成員與三袁的關係、所考成員文學創作的情況,及三袁對這些人文學創作的評價,對公安派成員進行了初步認定:公安派成員大約有四十五人。
二○○六年,《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六期,黃仁生著《論公安派在現代文壇的多重迴響》。作者從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視角,重新考察和闡釋公安派在現代文壇所產生的多重迴響,認為周作人及其門生、以林語堂為代表的“論語派”、以魯迅和阿英為代表的左翼作家這三大群體對公安派的解讀與接受雖有差異,甚至引發過歷時幾年的論爭,但對於現代新文學的發展和公安派的研究,都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二○○六年七月,《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三十二卷第四期,何宗美著《公安派結社的興衰演變及其影響》。江盈科是公安派北京葡萄社成員。作者認為,公安派結社匯入到明代文人結社的整個洪流中,大大豐富了明代文人結社的內容,對於公安派的形成、發展,以及文學思想的傳播、文學影響的擴大等,皆有深刻的影響。
二○○六年十二月,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張瑞文著《江盈科敘事作品研究》。江盈科作品中最為人稱道的是敘事作品,不過針對敘事作品的研究卻僅有泛論,尚乏全面的研究,作者針對江盈科的敘事作品,探討其表現與成就。
二○○七年,蘇州大學古代文學碩士論文,姚麗麗著《江盈科研究》。江盈科是公安派的重要成員,在參與創立公安派的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所起的作用僅次於袁宏道,而居於副將地位。江盈科奉行三教思想,但終歸儒家。詩文理論包括「元神活潑說」;反對復古模擬,主張「文隨時遷」;宣導詩文別才;論詩人必備詩才、詩膽。他認為抒寫性靈是一個情出於心,以心攝境,再流之於筆端的過程,而要寫性靈必達的文章就要做到「元神活潑」,即身心自由,無拘無束;他主張作詩和作文各有其法,不能以文為詩、以理為詩同時詩人也要具備一定的才學和膽量,敢於說真話、述真情。江盈科的詩文創作頗豐,且格調超逸、意味深遠。詩歌既有揭露時弊、關注民生疾苦的篇章,也有對世俗生活的描寫。他的散文包括傳統散文和小品文。傳統散文文筆恣肆,超逸爽朗,特別是他的小品文,言切而旨遠,詼諧而不失蘊藉。他的小品文有尺牘序跋小品和戲謔小品,其中尺牘序跋小品打破復古模擬之習,無論政論還是與朋友的書信都真實的表達了自己的感情;戲謔小品主要有諷刺小品和笑話小品兩類,諷刺小品幽默不失諷喻,有對朝政腐敗的抨擊,有對百官不盡心於政事的嘲諷,還有對貪婪的人性的鞭撻,以及對聰明才智的讚賞,內容豐富,蘊意深刻,給人以很大的啟示作用;笑話小品表現出機智、博學、幽默、敏捷等才華,再現了晚明文人通過戲謔放鬆身心,活躍氣氛的生活方式。作者力圖將江盈科置於晚明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通過分析他的思想淵源、文學主張、詩文作品,比較全面地再現江盈科其人、其詩、其文,從而進一步探索他在傳承古典文學,連結新文學中的重要意義和作用。
二○○八年,《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五期,黃仁生著《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一九九七年四月《江盈科集》出版後,作者陸續從國內外發現了一批珍貴的資料,包括江盈科逝世後錢希言撰《明四川提學僉事進之江公墓志銘》、龍膺撰《哭江進之督學》十二首等,以及部分詩文作品,和萬曆四十年潘之恒編刊本《亘史鈔》中所收的《雪濤小書》等,頗可彌補其不足。根據新發現的材料和原有相關文獻,就江盈科的家世生平、著述及其版本,重新加以考證,拾遺補闕,釋疑正誤,將為進一步開展相關研究打下堅實基礎。
二○○八年,南昌江西師範大學古代文學碩士論文,周坤著《江盈科小品研究》。首先,對江盈科的生平以及與他的小品創作相聯繫的文學思想做了一個簡單介紹。接著,將其小品文分為三大類:寓言小品,史傳小品,尺牘小品分別進行細致地探討。寓言小品作為他小品中最具諧謔風格的一類,也是後世流傳最廣的一類,對其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進行歸納,同時展示江盈科的小品中深刻的社會內涵。歷史小品以《皇明十六種小傳》為代表,抓住其與《世說新語》的異同,通過對比而得出其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尺牘小品作為他小品之中最為貼近他生活的一部分,通過歸納其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來更深入地走進江盈科的庸常生活和內心世界。
二○○八年,《書屋》第十二期,黃仁生著《四百年來對江盈科的接受與批評》。作者認為,江盈科一生以文學名世,為公安派代表作家和創始人之一。關於江盈科的文學思想與創作成就,及其參與創立公安派的過程和地位,作者曾在《江盈科集》初版《前言》中做過詳細論述;最近,根據新發現的材料和原有文獻,又撰《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一文,對其生平事蹟和著述版本存佚情形做了較以往更為深入的探討。鑒於二文皆已收入二○○八年版《江盈科集》(增訂本)附錄中,因此撰文著重考察從晚明到當代四百多年來對於江盈科的接受與批評。
二○一○年,成都四川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李亮著《江盈科文學活動及文藝思想研究》。江盈科作為公安派的重要成員,同公安派領袖袁宏道關係密切,在公安派的發生、發展過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與袁宏道商榷並共同提出了公安派的核心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此外他還獨立提出了「元神活潑」、「求真」、「重趣」等頗有價值的文學理論,並遵此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小品文。江盈科在公安派乃至晚明文學中都有著重要的地位,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以來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作者通過研究江盈科的生平、文學活動和文學創作,來探究他在公安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晚明文學革新運動中的積極意義。
二○一一年,《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十卷二期,周桂華、王成著《論江盈科〈閨秀詩評〉的創作內涵》。《閨秀詩評》是江盈科對閨秀詩歌的批評,它以序為指導,簡評為背景,以文本為基礎,詩評為方向,融匯了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以期實現自己的創作目的。作者從《閨秀詩評》的內容著眼,探尋這卷詩評的創作內涵。
二○一一年,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陳新怡著《江盈科寓言小品研究》。作者探究江盈科作品,多是江盈科飽經人生歷練的結晶,對當代弊端的諷刺之作,在中國寓言史上別具特色。
二○一二年,濟南山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徐敏著《江盈科小說研究》。江盈科所創作的小說,內容涉及當時的民風民俗、委巷傳聞、風物典制、科舉弊端、官場醜行等社會生活的眾多方面。這些小說的存在,不論是從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極大的開拓了明代公安派文學的創作領域,為公安派在文學史上開闢了性靈詩文之外的一席之地,使作者江盈科在晚明文言小說創作圈中也佔有不容忽視的地位。作者以江盈科小說為主要研究物件,分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論述:首先對江盈科小說的研究現狀進行一番綜述,分別以建國之前研究者對江盈科小說的評論概況、建國之後各專著和專題論文中對江盈科小說的研讀、江盈科小說作品的版本簡析等幾個方面為重點。接下來對江盈科小說的各個具體方面進行了分章論述。
二○一二年七月,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劉雅君著《江盈科小品文研究》。就政治、社會、思想、文學發展等因素,探討晚明小品文盛行原因,並針對江盈科的小品文進行研究,說明其內容思想,分析藝術風格與表現特色。藉由作品之論述,以知其人並論其世。作者認為,江盈科的作品既注重自我個性的表現,又不放棄對政治和社會人生的關注,他在社會關注與個體價值之間達到了兩全,因而與三袁兄弟相比,其創作內容更豐富,創作領域更廣闊。
二○一二年,南寧廣西大學碩士論文,歐陽春勇著《江盈科詩歌研究》。簡要回顧公安派遭受責難、撻伐的歷史,並概述二十世紀集中「袁氏」三兄弟的研究現狀,進而概述學界在江盈科小品文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針對學界於此研究的忽視,採用文化還原之研究方法對江盈科詩歌作全面考查,冀望拓展江氏的研究成果。肯定江氏論詩主張自抒性情、貴真尚趣、重變倡奇、信腕信口和不拘一格,並對其詩歌創作實踐給予認定,但也不忽視江氏詩歌理論有失淺率的偏頗,和詩歌創作有淪庸俗的疵病。
二○一二年,《德州學院學報》二十八卷五期,黃水平、張金鋒著《江盈科「小說」試論》。作者認為江盈科「小說」在思想內容上主要表現為政治批判與民生關懷具有特定的人格追求、性情和處世價值,反映了命運無常、畏禍全身、安命與報應等心態和價值認識,以及他作為公安派文人特有的「自適」、「真我」等精神追求和人格意識;在藝術上,其「小說」以反諷、虛擬為主要表現手法,融合事、理,追求獨立完整的故事情節和諧謔、幽默、俚俗的藝術風格。
學術界對江盈科生平與作品的研究,已稍具成果。但總體來看,眼光侷限在晚明,使得江盈科在明朝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的定位如何,仍不清楚。如何把江盈科放到更廣闊的背景下研究,是學術界未來努力的重點。
 
 
 
 
 

日期:2013-06-24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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