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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与荆州的全新解读(十四)

作者:陈礼荣

承载古今的“惊心割据三分地”
    历史一页一页地翻过去,荆州城更换过一个又一个主政人。当社会演进到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陈叙百年,该括万事”而创作《三国演义》之时,城垣外的地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历了三国纷争之后,两晋风云变幻,使江汉丁口日繁,沃野千里的荆楚大地,地肥水丰,由于大量接纳北方人口,从而使筑垸围垦成为当时的人们解决粮食来源的唯一途径。
尤其是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又有约90万人移居长江流域(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从而导致荆州一带人满为患。据史料记载,从晋朝至五代,江汉平原一带如大沪湖、马骨湖等的大型湖泊,便在这六百年间被瓜分殆尽。
    人们与河湖争地的最大危害,便是大地蓄洪调储能力逐年下降,于是,一当遇到长江暴发大洪水,狂奔四溢的江流便肆意泛滥,侵田夺地、摧栋拆屋 ,将数十万计的黎民众庶,置之于肆虐为患的洪水之中。
    东晋时期,中原骚动,华夏震荡,司马氏政权偏安一隅,唯荆、扬二州撑持国祚,所以对位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尤为看重。晋永和三年(347年),征西大将军桓温率大军平定巴蜀李势成汉王朝,引兵东归,驻节荆州,以临贺郡公节制雍、梁、豫、司、秦、益、宁、江等八州军事,主宰着东晋半壁河山。次年,江水为患,桓温派陈遵主持筑堤治水。这是荆州城外堤防建设首先载诸史册的伟大创举!
     陈遵曾随桓温入川,对长江上游水势了然于胸,受命之初,他即沿江踏勘,因见江陵地势向东南倾斜,故以古阴湘城近侧的堆金台(即今荆州区八岭山西北麓)为起点,沿江筑堤,以卫城廓。
当时,由于受生产力水平所制约,无法测量地形,陈遵便依照地势起伏,对堤防漫滩予以规划。他命所率兵卒每人携一面大鼓,顺江流展开,每里一人,击鼓传声,然后再按照鼓声畅阻的先后而定地势的高低,随后调集军兵夫役,挖土夯垒,缘江筑堤。因其保一方富庶,百姓甚为珍爱,故自古便称之为“金堤”。
     金堤最初全长虽不太长,却为荆江堤防之始。现在,在荆江大堤万城堤段堆金台处,仍可见清光绪初年荆州知府倪文蔚所撰“荆州万城堤铭”,铭曰:“唯荆有堤,自桓宣武(桓温)。盘折蜿蜒,二百里许。培厚增高,绸缪桑土,障川东之,永固吾圄”。这段记述亦与《水经注》相吻合。
     在唐朝时期的三百年中,荆州堤防几无建树可言,唯有可考者,为唐贞元年间在沮漳河注入长江的交汇处,筑有一尊“以镇江流”的尊胜石幢。有人后来考证,故唐荆南节度使段文昌在太和年间(828-835年),曾西接东晋时期的“金堤”,沿江东下,顺沙市菩提寺、赶马台,过龙堂寺、便河,直达豫章岗,筑堤以环护沙头市(即今沙市区),在地方志中,尝以“段堤”相称。到了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赶马台一带,发掘出唐制砖瓦;此后,又从原菩提寺(今江津路中段)、文湖公园、龙堂寺遗址等处,先后发现唐代遗物;另又在荆沙村一带,发现唐代墓葬……石幢,是古代祠庙中刻有经文的石柱,以其残留文字判断,可见尊胜石幢的建立,乃是某年防洪筑堤之后所建树的功德碑。
    从金堤,到段堤,不难发现,正是由于人们的生计所需,不断以堤防遏制江流,乃至逼大江主泓渐次南趋,离荆州城垣也就愈来逾远。
    宋元之际,经略荆州的地方官都为修筑荆江堤防而煞费苦心,见载于史籍的,便有北宋熙宁年间的荆州太守郑獬、南宋荆南知府张孝祥等。北宋末年,金兵南侵,钦、徽北狩,黄河流域饱经战乱蹂躏,中原人口再度大举南迁。为了安置来南方定居的中原人口, 南宋朝廷鼓励民众“多将湖渚开垦田亩,复沿江筑堤以御水,故七泽受水之地渐湮,三江流水之道渐狭而溢湫。”
南宋灭亡之后,蒙古铁骑纵横天下,这些从蒙古高原南来的统治者,见到浩渺连天的荆江河床,也为之震悚不已。治水,成为地方官一大政务。本邑史籍有记载的,为元朝至正年间的都水使者赛音不花。
    至罗贯中生活时期,江北的堤防乃上自堆金台,下到拖茅埠,全长近二百五十华里,便已经快联成一道整体了,而长江主泓距离荆州城南垣,至少也有了七八华里——这片陆地,即为《三国志》在叙述曹魏大军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所发动的荆州争夺战时,所一再提及的“江心洲”、“南洲”等当年被江流分隔的沙洲。
    罗贯中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尽管熟读《三国志》,但也绝不会花费笔墨,来苦心孤诣地写这场魏、吴荆州争夺战;因为他实在不理解,朱然何以凭五千羸卒,抗住了曹魏数万大军?其实,荆州城的西、南、东三面均为长江主泓环护,东吴那一边点须重点防守北部,而其它地段只安排少数老弱病残置几处瞭望哨即可。幸而他大气若虹,乃以生花妙笔,仅凭借想象便将其所大体虚构出来的赤壁之战写得波澜壮阔,这就足以令《三国演义》而为荆州的实际知名度生色不浅了。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罗贯中借助于历史上三国时期孙、刘、曹“三分天下”的社会背景,营造出古代战争竒瑰壮丽的美妙画卷,古往今来不知倾倒了多少人。其人物之众多,场景之集中,故事之精彩,叙述之清晰,超过了该书对其它任何一处战场整体氛围的刻画;它那种写两军交兵,刀光剑影似铮然作响,写帷幢运筹,折冲樽俎如庙算无遗的周全与细密,更足以称得上是关于战争描写峰颠级的妙想佳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也可说是观照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军事博弈角逐的外在格局,及其力量消长的内在因素等相互关系的小百科全书。有鉴于此,也可说所谓刘备借荆州、关公单刀赴会、刮骨疗毒,吕蒙白衣渡江等传播久远的三国故事能够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无疑也完全是得益自罗贯中《三国演义》在数百年间历久不衰的传播广度和力度。
    总之,是《三国演义》成就了荆州的知名度,明清之际历朝诗人莅临古城荆州,时常为这里的三国名胜而牵动起诗兴与情怀,他们在这里徘徊沉思、颔首吟哦,咀嚼着岁月更替、朝代兴亡的苦涩艰辛,寻觅着贤相能臣、谋士战将的故居遗址,由此生发出无尽的感慨与喟叹……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有清朝诗人王士祯的《荆州怀古》:“白帝城边醉放舟,夕阳荆楚此登楼。惊心割据三分地,放眼关河万里游。山色茫茫江夏远,风烟漠漠渚宫秋。何须更读英雄记,今古无人似仲谋。”这是在康熙十一年(1672),户部郎中王士祯奉上谕主持当年四川乡试,试毕出川返京,路过荆州,地方官员留他在这里小憩数日,并陪他登临荆州古城,观赏郊野景色。此间,时值黄昏,夕阳西下,在苍茫暮色之中,他极目远眺,但见四野空阔,烟尘弥漫,山川景物,沉浸在暮霭之中,禁不住想起当年三国争战的历史往事,信步吟哦,颔首沉思,写下了这一首传世之作。
    当时,荆沙一带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清朝八旗逐鹿中原等旷日持久的战争,破坏甚巨。康熙皇帝主政之后,南方三藩作乱,还来不及全面医治战争创伤,所以荆楚大地满目疮痍,自然勾起了诗人对三国古战场的联想。可是,眼前的山川原野,却早已将那场战争的残迹湮没了,就连古今闻名的故楚渚宫遗址,也在漠漠风烟中为满目秋色所遮掩,剩下来的只不过是万里关河,任游客凭吊罢了。星移斗转,朝代更迭,那些名彪青史的英雄们在哪里呢?古往今来,恐怕还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像孙权那样,足以叫他的对手曹操都赞赏不已的吧!
    按理说,王士祯在明朝亡国之后屈身入仕,侍奉新朝,原不该对当局有任何忤逆的言行,再加上清朝初年文网森严,读书人动辄得咎,他根本就不敢妄议是非。所以,在这首诗中,他只能借三国典故来抒发他的感慨:故国沦丧,世无英雄,像孙权那样能挽狂澜于既倒的杰豪志士,是再不多见了的啊!透过他这万般无奈的叹息,那悲凉的心境也就和眼前苍茫的景色融为一体了,其无奈与感慨之情,溢于言外,因而读来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据《清史稿·王士祯传》记载,诗人参加乡试时年仅18岁,那时节南明小朝廷还在南方数省组织抗清斗争,所以他在这首诗中流露出来的哀婉怨情还是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后来,当他官至刑部尚书,主持全国司法、狱政之际,也曾费尽心机,努力说服清朝最高统者放宽刑狱,宽待士人。他的这些举措,对于调的、缓解清朝初年满、汉之间的民族对立、促成国内的安定团结,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王士祯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诗风崇尚闲适清悠、冲淡恬静,所作诗词,多是表现封建土大夫的闲情逸致,以称颂“盛世”、粉饰太平;像这样以直白浅露的口吻在诗中擅发议论之作,是相当少见的。从这个角度看,《荆州怀古》应当是王士祯怀古诗的上乘佳作。或许,是三国故地的特有风情感染并打动了他,从而使他的这首诗在思想境界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正有鉴于此,我们似可推断,在历代士人的心目中,荆州庶几也成为三国史迹的一个代名词。

日期:2013-04-23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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