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方舆书》撰述于明朝万历中期，它关于荆州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归纳与概括，至少可看作是此前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一份重要知识的记录与总结。
这部书的作者雷思霈是当时荆州府彝陵州（今宜昌市）人，全书对当年荆州府所辖州、县如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彝陵、宜都、长阳、远安、归州、兴山、巴东等各地地形、地貌，及其沿革、现状的记叙，涉猎广泛，对各地境内的山陵岗阜、江流河川、湖渊塘泉、津渡桥梁、湖港台榭、城垣祠庙、宫室营寨、市镇里巷的方位、区域、走向、布局，乃至它们相关的历史记载、闻人胜迹和传说谣谚等，皆有所载录。鉴于此书出自当时翰林院学土的名家手笔，写的又是我们乡邦故园的山水河川、风物故实，所以足以称得上是研究与考证荆州历史文化的一份重要文献。
现承长江大学徐文武教授从《古今图书集成》中取出的该书、荆州市社科联学会部部长谢癸先生点注，雷思霈所撰《荆州方舆书》得以在“荆州学研究” 博客上中与诸同道见面，这是当前为促进我市历史文化研究与考证的一件大善事。认真研读该文，并据与参修前人传世之其它典籍，对于我市的文化传承，必将带来有益的影响。
荆州历史文化的传世典籍
雷思霈撰《荆州方舆书》的完成时间，基本上可确认为是在明朝万历三十八年，即（公元1597年）。
据1986年由宜昌市、宜昌县志志办会同宜昌县档案局印行的民国二十五年所编《宜昌县志初稿》（内部发行）记载，雷思霈“万历丁酉（1597年）举于乡，辛丑成进士读中秘书，改检讨……己酉典闽试，庚戌归。尝应聘修通志，撰荆州、施州方舆二书，参考折衷，尤为明核。无子，卒年仅四十有七，崇祀乡贤词（旧东湖县志参袁小修日记）。”至于其生卒年月，好多书均称不详。
其实，因雷思霈的文学观念、创作主张等，原本与晚明文学重要流派“公安派”的领军人物袁宏道极为相近，更兼他中年之后又与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交谊颇深、往来频繁，所以从他们之间的诗文酬酢中，基本上可推算出其生卒年月。据宜昌地方文化学者考证，雷思霈年长于宏道四岁，即应是生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这也就是说，只有当他于万历庚戌辞官返乡后，才有可能“应聘修通志”；而庚戌为万历三十八年，即是公元1597年，当时他已有46岁，而时至其47岁时，也就是在万历三十九年就去世了。那么，由比即可推断，《荆州方舆书》成于明朝万历三十八年，即（公元1597年）。
方舆学，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特称。古人认为，自然界有如苍穹，天圆地方，而地载万物，如同车舆，所以就以方舆而指代苍茫大地。宋代文豪欧阳修在《省试司空掌舆地图赋》中称“穷人迹於遐域，包坤载於方舆”，指的也就是这个意思。现代有专家认为，在中国自《汉书》始，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便已初步定型。它由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指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二是指地方史志中的相关记载。所以，《荆州方舆书》关于沿革、疆域、形势、山川、乡缜、风俗，包括物产和古迹等方面的记载，也是秉承有时代赋予它的鲜明印记，是明朝及明以前地理知识的忠实记录与集大成者。
当光绪六年版的《荆州府志》重印时，据有关部门统计，自古以来，荆州地方史志的著述可谓不绝如缕，它们肇自东汉以及魏晋南北朝，终于明清，其分别是：东汉王粲撰《荆州文学记官志》，魏晋南北朝时有高范之撰《荆州先贤传》、盛弘之撰《荆州记》、萧世诚（即梁元帝萧绎，世诚是其字）撰《荆南地志》、宗懔撰《荆楚岁时记》等，俨然成为一个高峰期。此后，“唐、宋、元之元献记载延续不辍，明清之际，先后编修七次；最早之为明洪武年间所修《荆州府志》，《永乐大典》有载，但已散失。”
如果说，雷思霈确曾有过“应聘修通志”的经历，那么在明朝万历年间也就完全有可能编修过《荆州府志》，或者是《湖广通志》，只不过是后人未能得见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荆州方舆书》便极有可能不是一部个人的私家著述，而是在这一时期由地方政要出面主持“修通志”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晚明文坛的一面鲜艳旗帜
在雷思霈生活的年份，今天的宜昌，称之为彝陵州，那时只是湖广行省荆州府领辖下的一个散州。
所谓散州的说法，在明朝行政区划体系中，主要是据以区别于直隶州：直隶州隶属于省，一般有辖县，同时也直接治理基层单位（府无直接管辖的基层单位）；而散州则隶属于府。二者相同的是，其主官知州皆为正五品衔。
到了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湖广总督迈柱奏陈获准：改置彝陵州为宜昌府，附郭为东湖县、辖归州、长阳、兴山、巴东、鹤峰、长乐（五峰）等县。自此，宜昌才算是脱离了荆州的怀抱。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雷思霈本是荆州人，也不以为过。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宏道告病返乡，往返家居于公安与沙市。在这年五月，雷思霈邀约石首曾可前（雷之同年，亦公安派重要诗人）同往公安柳浪湖探访袁宏道，几个人欢聚于一堂。谈禅议仙，论证学问，颇为相得。袁宏道有诗记之，袁中道亦写有《长石、何思二太史过公安》诸诗。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雷思霈请假告归乡里，数次邀中道游衡庐，而中道屡它事拖累，未能成行。当年九月，袁宏道逝世。此时，袁中道亦因病赴当阳玉泉疗养。此后，因有人前往夷陵，袁中道于便中即作书捎与雷思霈，言其因思念亡兄之凄楚怀，并邀雷等彝陵诸朋友数人至玉泉一晤。雷思霈复函，请于上元节前至此相见。过后，中道居山二月，雷思霈没能进山，而不久袁中道又因父病返回公安……当袁中道再接到石首曾可前来信时，才知道雷思霈有四月东下衡庐之意。到了这一年的九月初三，雷思霈即因病去世，袁中道不胜哀悼。
民国《宜昌县志初稿》曾称：“雷思霈，字何思。博极群书，为文不涉草，丽丽数千言，操纸笔立就。性好仙，心地纯洁，不沾纤毫尘俗气；行书亦入神品，《百衲阁文集》行世。”这就表明，此人不仅天份极高，而且腹笥极富。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就诗而言，清代《宜昌府志·艺文志》中载其诗20首，民国《宜昌县志》载其诗21首，较之府志增补《长桥》一首。翻阅《枝江县志》又可见另外二首遗诗，《春日过枝江》和《江关》。当代宜昌地方文化学者认为，其诗清新蕴藉，写出了夷陵的自然美景和民俗风情，旧志说他作文不打草稿子，洋洋洒洒数千字，挥毫立就，恐怕绝非空泛之说。
袁宏道曾为雷思霈的诗稿《潇碧堂集》写过一篇序文。他认为，雷思霈的创作主张，注重的“真”；他鼓励说：“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强美者不欢，强合者不亲。夫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要想做到这一点，则须“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之所不敢言。”显而易见，袁宏道与雷思霈在文学主张与思想方面几乎是持论别无二致：他们都主张应求真、求新，反对拟古，从而为晚明文坛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其后，雷思霈的门生弟子、明朝竟陵派掌门人钟惺在为恩师编《莲池阁遗稿》（北京图书馆有藏）时，曾评价雷思霈说：“尝自云性不泯古、学不蹈前，顺自然之性，一往奔诣……然流于诗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袁中道亦曾评钟惺所选雷思霈诗乃是“笔下有万卷书，胸中无一点尘”，“此等慧人之语，一一从胸中流出，尽揭而垂于天地之间，亦无不可”云云，无疑都是极有见地的綮切之论。
如今，回过头去看，明值明朝万历年间，因承平日久，天下粗安，在湖广一地之公安，竟陵，居然能为晚明文坛推涌出两大流派，绝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雷思霈既为公安派骨干，又为竟陵派掌门钟惺之师，其承启、纽结地位、作用当是很重要的，似应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何思精舆地之学，史家评议其“撰荆州、施州方舆二书。参考折衷，尤为明核”之论，似非虚谈。比如，钟惺就曾这样称颂他道：“其识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沈鸷，能维世；其胆力坚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软，能振世。其气宇间而有其肝肠热，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圣贤豪杰之神，悠悠忽忽，疏疏落落。”门生服膺恩师，原本不足为奇，可钟惺身为一派掌门，能够像这样从识力、才力、胆力和骨力等方面来高度赞扬雷思霈，并以“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这样的话语为之作结，看来可真叫是对其敬服得五体投地了。从这个意义上看，雷思霈能撰《荆州方舆书》，真叫地方之大幸！
研究价值极高的文史专著
清朝乾隆年间所编修的《江陵县志》，曾于其中艺文部分（第43卷）中，选录了雷思霈的《荆州方舆书·江陵》全文。通过与其它地方史志互作参校，发现该书在研究与考证荆州历史文化方面有着极高的文史价值。
比如，在《荆州方舆书·江陵》这节文字当中，当书中记叙江流走向时写道：“江水又出李家埠、石马头，遶天鹅洲。石马头疑即马头，昔陆抗屯此，与羊祜对垒。”后来，又在记叙市镇设置时写道：“其为市者五：曰草市，在新东门外。曰沙市，城东南十里。曰石马头市，在城西南五里……”从这两处记叙综合分析，发现其解开了荆州历史文化研究与考证方面所存在的一大疑团。
所谓石马头，是本地一处久已堙没废圯了的古代市镇。如今，在城内古刹铁女寺所存放的元、明、清三尊古钟中，前两尊便是由石马头的善男信义集资铸献的：它们分别为元朝至正六年、即（公元年）石马头江西籍船户杨祟祖独资捐款，明朝万历十年、即（公元1582年）石马头席家埠土地居众人筹资捐款而成。由此可见，明朝时石马头的市镇建置之所以能与沙市、草市相提并论，亦足以显其舟车辐辏、市廛繁华与人烟稠密和财富聚集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本地商贸重镇的发展程度。
至于雷思霈所称“石马头疑即马头”一说，那更是令人不得不为之：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典籍中所出现的“马头”一语，其词源即始自荆州。比如，1915年首次问世的大型中文词典《辞源》，即在该词条的释文中注道：“马头，古地名，⒈在今湖北公安县东北。《水经注·江水》：‘（江津）戍南对马头岸，昔陆抗屯此，与羊祜相对，大宏信义。’（后略）”后来，几乎所有的汉语词典，包括由海峡对岸的台湾所出版的《汉字大字典》，其词条也都沿袭了这一说法。
据唐人余知古撰《渚宫旧事》记载，在西晋初年，晋国和吴国分据荆州，各设重兵对垒于江汉平原一带。“陆抗为吴荆州牧，治江陵；羊祜为晋荆州刺史，治襄阳。”当时，他俩各自统领大军，虽在这一带拉锯作战、搏击拚杀多年，但由于交战中都能不行诡诈，恪守信义，所以尽管兵凶战危，两军对垒却不致使地方生灵涂炭，因而荆州的百姓对他俩都十分尊重崇信。而其交锋的主阵地，就在马头、江津戍（即今沙市区，汉朝时期此地置江津戍，设江津长）一线。而最先将“荆州马头”载入史册的，是公元６世纪初叶的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所撰的《水经注》中，便依其突出的战略地位，将“荆州马头”与140年前的晋、吴之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马头”，即为水上舰船靠岸碇泊的落锚基地。元代的胡三省在注释《晋书》时，曾注其为：“附河岸筑土植木夹之致水次，以便兵马入船，谓之马头。”大约是后来人们发现“筑土植木”而修建的牢固性和稳定性太差，于是便改用石头垒砌；从此，这“马头”也就成为后来的“码头”了。
这就几乎意味着，“马头”一语能够源出于荆州，那么，这一江畔碇泊设施的早期出现，极有可能是为本地人首创或推广。再联系到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关于水面战争出现的历史事实，我们几乎可叹肯定，“荆州马头”的出现，在中国水军的早期创始阶段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
据水文地质史学家考证，自晋、吴对峙之后，经历过两晋到隋唐时期，长江因主泓的偏移，水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北江诸洲化着平陆，所谓马头、江津一带因陵陆变迁，最后便渐渐地淡出了历史的视野。当到了明朝万历年间，雷思霈有所称“石马头疑即马头”一说，便为此地（即石马头、或者两晋时期的马头）为中国古典水军发祥地所拥有的重要地位，保存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孑遗。
如今，原“荆州马头”早已湮没掉在沃野田园的阡陌畦垄之中，将来假设在那一带有什么令人惊异的考古发现，我们便会从雷思霈所撰的《荆州方舆书》中寻觅到它的渊源由来。
总之，作为一份研究与考证荆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雷思霈的《荆州方舆书》必将会让我们对这座古城的前尘往事，添增更深一层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