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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与荆州的全新解读(九)

作者:陈礼荣

刘备苦心经营妙计“借荆州”
    关于关羽增筑荆州城的历史背景,首先是事发于赤壁之战后的刘备妙计“借荆州”。
    此间,东汉王朝所确定的荆州八郡,这时即为三家分据:曹操据有襄阳、南阳,孙权占有南郡、江夏,刘备则据有江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换句话说,即三足鼎立的局面已在孙、刘、曹在“三分天下”的大背景下,于荆州一地也形成了一个小三足鼎立的独特格局:曹操所占据的是原荆州的北部,孙权则留有东南部,而剩给刘备的便仅有原荆州八郡中西南部的四个了。
     鉴于此前在赤壁之战时荆州城便为南郡争夺战的重心,而一当孙、刘两家共同驱逐曹仁之后,本已控制南郡的曹操势力不得不放弃南下及东进之战略意图,据守襄阳;对于这一战役所获得的共有成果,他们便从联盟内部,开始了新一轮的角逐。
     荆州城是南郡的治所,他的归属问题,即成为这一阶段直接影响到三国鼎立的局面,是否可以维持、且保存下去的焦点所在。
     当初,在曹操率大军北归后,曹魏一方留在南郡的部属计有三支人马,即分别为守江陵的行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屯当阳的行奋威将军满宠,屯襄阳的折冲将军乐进等;另外,还有江夏太守文聘在当地行使其地方政权的职能。
     刘备和周瑜追到到南郡,二人巡视完战场态势,刘备便对周瑜说:“(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周瑜听从了他的这个建议,便以二千兵马随着刘备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的通道。(《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刘备建议中所提到的夏水,其古河道位于荆州城东南面(今荆州市沙市区),经豫章口注入长江,再东北行连通汉水。这样一来,刘备占了大便宜,他有东吴二千兵马助威,一路南下,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
     先是,“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蜀书》)这就是说,刘备借助于这种向东汉朝廷呈表建言的方式,请求由刘琦出任荆州刺史,为其仗着前荆州牧刘表长子刘琦的名义,前往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南征”,继面接收原先归荆州所辖四郡属地的合法领有权。
     事实上,刘备的这一做法,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走一走过场罢了。试想,在那种群雄逐鹿、刀兵相向之际,这类由谁来做刺史之事,“有枪就是草头王”,根本就勿须让朝廷批准。再说这个朝廷还正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也用不着谁来批准。显而易见,刘备这个所谓的“表”,也就是据此而昭告天下,他将要据此而获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
     期间,刘备让张飞(益德)带千人随同周瑜,也带有趁火打劫之意。后来,张飞占据益都,成为战后周瑜的肘腋之患。
     就这样,刘备耍了一招金蝉脱壳之计,“南征”去了,可南郡(荆州城)还在曹仁与徐晃手中呀!这时,东吴方面派出的联军前敌总指挥周瑜正率领三万精兵,在南郡的郡治江陵与曹仁隔江相对呢。所以此番真正领兵北上,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曹军后勤补给通道的则是关羽。“刘备与周瑜围曹仁於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李通传》)
      应当说,曹军此间留在南郡境内的兵力依然不弱,要不周瑜与其副手程普怎么也不会跟他们针锋相对将近一年,居然还攻不下荆州城呢?
为了打破荆州城下交战双方相互对峙的僵局,周瑜派遣东吴大将甘宁前往攻打夷陵(今宜昌)。曹仁也是曹操帐前一位能征惯战的主将,他见夷陵告警,当即分出一支骑兵西出荆州城,抢在面前去拦载甘宁。
      甘宁势弱,招架不住,向周瑜求援。周瑜用吕蒙之计,留淩统在荆州城与曹仁对峙,自己亲自领兵前往援救甘宁。在战斗中,周瑜的右胸为流矢所伤,伤势严重,于是不得不仓皇退兵。坐镇江陵的曹仁听说周瑜受伤卧床不起,赶紧领兵出城,麾军布阵,要来攻打东吴营垒。周瑜见军情危急,只好带伤忍痛披挂齐整,在手下一班将领的护卫下巡行军营,以激扬士气……后来,由于关羽率领的部队出没于襄阳至江陵区间的汉水流域一带,给曹军的后勤补给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曹仁见当面之敌无机可乘,而自己一方又穷于应付,无计可施,最后只有于建安十四年(公元 209 年)弃守江陵,退据襄阳。
     鉴于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金旋、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南)太守韩玄、桂阳(治今湖南郴县)太守赵范、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太守刘度等原先便归属于刘表,而此间的刘表长子、荆州刺史刘琦正归附于刘备,所以这四个人只需向刘琦表示归顺之后,那么武陵、长沙、赵范、零陵四郡,便在名义上臣服于了刘备。由此,刘备的所谓“南征四郡”,实际上只是依靠着重兵压境,并没有费多大的力,兵不血刃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四郡之地,算得上捡了个大便宜。
这也就是说,正是有了周瑜在荆州城下与曹仁相峙的这个空档,才给刘备留下了坐收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的可乘之机。
     到此,赤壁之战总算取得了一个圆满的成果。这一仗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首先应当归功于周瑜的正确指挥,以及东吴全军上下的同仇敌忾,力战退敌。尤其是到了后期,周瑜带伤临阵,表现出临危不俱的大将风度,故战后孙权以取南郡之功,“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同时,孙权又以程普为江夏太守,镇守沙羡(今湖北武昌西金口),于是基本上算是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地区,为此使江东政权的西部屏障更加巩固。
     不久,“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换句话说,大半生颠沛流离、苦于没有立足之所的刘备,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一个政治暴发户,这可真是叫他喜出望外!
     刘备占有了江南四郡,也就拥有了赖以立足、发展的根据地。于是,他便自说自话地以荆州牧的名义,论功行赏,封拜元勋,在公安组建了荆州牧名副其实的行政机构。
刘备以关羽为襄阳太守,张飞为宜都太守,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而督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的这种布置格局,实可谓用心良苦:此间,襄阳尚在曹操的掌控之中,刘备让关羽为襄阳太守,其任职形式看是形同虚设,但由于关羽实际控制区域也在襄阳至江陵的汉水流域一带,所以也算与襄阳沾上边了。与此同时,刘备再分割控制于自己手中南郡以西的数县之地,另置宜都郡,定治所夷陵(今宜昌),派张飞为宜都太守,于是从南郡地面上又生生地切下一块来,让自己一方与东吴南郡太守周瑜的荆州驻军,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
      宜都郡的设置,充分体现出刘备悉心保障荆州将来作为攻取益州之战后方基地的战略眼光。换句话说,即使是当刘备取得益州之地后,位于南郡西侧的宜都便成为他横跨荆、益的机枢要地,一旦荆州有何风吹草动,他马上就得火速率主力沿长江顺流而下,以确保自己在公安据以立足的根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此间正式意义上的南郡太守,便是东吴大将周瑜——如此一来,这位仅仅只“屯据江陵”的东吴军统帅一下子便被置之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之中:南面受制于公安的刘备,西面受制于宜都的张飞,北面受制于荆襄之间的关羽……三面受扼的艰危处境,使得周瑜驻扎在江陵周围的全部人马,就只留下东边的一条通道了。
     基本上具有了与东吴孙权平起平坐地盘和实力的刘备,由此就难免再生得陇望蜀之心。孙、刘两家的关系,已经完全因赤壁之战后各自势力范围出现的新动向,而再度变得朴朔迷离起来。
     建安十四年,刘备亲自到东吴的都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求见几乎小他一辈的东吴掌权人孙权。对于刘备这次的京口之行,在《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中说的是:“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可是,在《鲁肃传》中说的却是:“(刘)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由此可见,刘备的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来是维护两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却是要求孙权将荆州全部让给他。联系到后文“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的语意来看,可见刘备所求“借”的,即为据南郡治所江陵而统领其荆州辖区的行政权力——这也就是古往今来三国历史上的所谓“刘备借荆州”。
     江陵县置于秦朝,初为秦置南郡的治所。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朝廷发布诏令,将全国分为十三州,荆州刺史部作为十三州之一,只是中央监察机构的一个分支。到了汉元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朝廷将刺史改为牧民之官,即开始拥有了马治军、下马治民的行政权力,而地方政权遂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据唐朝余知古所撰《渚宫旧事》记载:“初,汉置荆州,虽刺史乘传车,犹以江陵为治所。汉末,刘表作牧,惧江南宗贼,遂镇襄阳。”到了东汉末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他在南郡望族蒯氏兄弟蒯良与蒯越的支持下,以诈谋诛除了荆州“江南宗贼”(湘沅一带聚族而居的豪族大姓),平定了江南的零陵、长沙等郡,为避开仇家行剌,便将州治移襄阳,但江陵城也就是荆州城的概念,便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被锁定在这一片上地上了。此间,无沦是东吴南郡太守周瑜屯据也好,还是刘备求“借”也好,指的也都是以占据这座城池为标志进而全面控制对荆州的领辖权。

日期:2013-04-08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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