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大智若愚慨然“出让” 荆州
刘备求“借”荆州，算是给东吴国主孙权出了个大难题：若是不允此“借”，东吴数万精锐之师孤悬于刘备的三面围困之中；但若要是允许将荆州“借”出去，这岂不是犯了东吴的立国大忌？！
事实上，孙权承袭父兄留下的基业，早在赤壁之战前就已将荆州视为自己立国的屏障。他在建安八年灭掉江夏（治今湖北鄂城）太守黄祖以后，就曾伫足于夏口(今汉口)，试图溯江西上，打开进入荆州的门户，并打算在相机吞并荆州后再向益州(治所成都)发展。
建安十三年（208），当曹操由荆州准备沿江东进之际，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吴政权，无疑便受到了来自南郡的严重威胁。孙权只是在听取了周瑜、鲁肃的谏言后，才决定联合刘备、共同抗曹的。如今，一场大仗下来，围绕着利益分配上出现的新问题，反倒是成了大赢家的刘备竟提出要借荆州，这就理所当然地令获益最少的孙权特别感到憋屈。
这时，年方十七岁的孙权表现出了少有的沉稳和老练。他派出使臣对来刘备说：“前不久，周瑜和甘宁都建议我们主公进军成都，现在看您是否可以跟我们联手入川，灭掉刘璋，反正东吴也还可能越过荆州而占领益州，那么以后益州也就可以为您据作己有了。”
此间出任益州牧的刘璋是个无所作为的昏庸之人，他虽然管辖着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大部分属地及陕西汉中地区，但由于只依赖追随其父入川的南阳、关中人土，而与当地土著世家望族的关系搞得很僵。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策》中所提出的战略意图，刘备此向其实早就在部署伺机向益州发展了。这时，为了堵住东吴使臣的口，他手下的荆州主簿殷观出头当面驳斥道：“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随后，殷观私下里对刘备说，如今，主公不妨表面上赞同其前往伐蜀，而只说我们刚刚有了这么一点地盘，立足未稳，不可轻动，东吴必定不敢擅自过越荆州而独自取蜀。
刘备认为殷观对他忠心耿耿，是个信得过的人，于是随即“迁观为别驾从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不久，刘备见到孙权，提及东吴使臣说的灭刘璋一事，他不仅惺惺作态地说：“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甚至还假作戚色，伪称道：“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这样一来，孙权当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再不提这件事了。
其实，刘备提出要借荆州，最为犯难的莫过于东吴的军前主帅周瑜。
此前，在东吴军历时长达一年的南郡围攻战期间，由于周瑜分身乏术，因此他明知刘备要去占领江南四郡，却眼睁睁地无可奈何。如今，他的兵马虽是屯驻在荆州，却也只是占有孤城一座——刘备的大本营，就设在荆州城对岸公安；西边，是张飞坐镇的宜都，而关羽率领的一支部队，还横在荆州与襄阳之间。再说，曹操新败，也不能不担心他卷土重来……此间，刘备只须派一支部队拦截由荆州至巴丘（今岳阳）的粮道，东吴这支大军便只能束手待毙。
面对着如此窘困的局促之境，刘备的咄咄逼人，简直是让周瑜这位东吴的南郡太守如坐针毡！
周瑜到底不惭为当时东吴最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暗自盘算：自己手中只控制有南郡的江陵、夷陵和江南的长沙几个县，另外周泰在武陵最北端也只占有一点地盘，若要是真跟刘备动起武来，甚至连回军东归的路极有可能断掉！所以，正是当刘备亲自到京口求见孙权时，他便预先跟孙权写了一封信，汇报对于这件事的应对方略：“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
当初，周瑜是极力反对出借荆州的，在信中，他苦口婆心地说：“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这就是希望让孙权用羁縻手段困住刘备，让他与关羽、张飞分开，再由自己挟主帅之威，将这二人驱上战场……那么，这件事或可便能搞定了。
毕竟，此时孙、刘两家还与北方的曹操处于战争状态。孙权一则考虑到刘备还有可借驱策的用处，再则担心周瑜说的这套方法根本不起作用，贸然行事反倒伤了双方的和气，所以没有采纳周瑜的计谋。
建安十五年（210），周瑜专门回了一趟京口，向孙权提出“得蜀而并张鲁”的战略计划，请求西取益州，进窥汉中。他打算这次出军西进，邀刘备一同前往，一旦打下刘璋的益州与张鲁的汉中后，便留下刘备固守这两处地方；到那时候，再与孙权合兵一处，去攻夺襄阳，如此东西并举，以图曹操（“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如此一来，东吴便不仅可独占荆州八郡之地，甚至还可北伐宛、洛，问鼎中原。
孙权采纳了这个方案，周瑜也返回江陵指挥部队整治行装，不料在归途中走到马丘这个地方，竟一病不起，含恨去世，时年仅36岁。
周瑜临终之前，还给孙权写了最后一道奏疏，除了对形势的分析、对国是的建议外，最为重要的是举荐了自己身后职务的接替人。他含泪写道：“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
孙权详加审度，知道这是此间唯一正确的选择，于是一概照准，随即为着“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 （《三国志·吴志·鲁肃传》）。
随后，孙权又力排众议，接受了鲁肃的谏劝，将南郡出“借”给刘备。孙权的这一举措，算是答应了刘备请求取代周瑜都督整个荆州的要求，即一旦与襄阳、樊城的曹军发生战事，鲁肃及其部下也得都听刘备的指挥。
说起来，鲁肃接替下周瑜的职务，最初还是去荆州城赴任的，当他审视完当地的地形地貌，大惊失色：荆州城濒临长江，其西、南东等三侧皆为江流分割成若干碎片的沙洲，若一旦翻验，倾力来攻，该如何抵挡？于是，一旦孙权同意了“出让” 荆州的方案后，他跟刘备办完交接手续，这才统率全部人马，东返在陆口扎下大营。据《鲁肃传》记载：“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威恩大行，众增万余人，拜汉昌太守、偏将军。”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鲁肃“下屯陆口” （今湖北嘉鱼西南），令东吴缩短了军队的后勤补给线，增强了部队的保障能力；再加上他本人注重威恩并用，使政令通畅，所以一时间使得周边部族主动前来归附者多达一万余人。
孙权最终同意将江陵借让与刘备，关键还是因为在当时曹操已麾军从东西两方面紧逼过来。面对着这一强大宿敌大军压境的危急情况，他不得不对刘备采用“出借”荆州的权宜之计。
换句话说，关于“借荆州”一事，也是孙权最终做出的无奈抉择。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将刘备推至与曹操对抗的第一线，使自己可以避免自周瑜死后本军在南郡所处的被动地位，专心一意地全力防卫好东吴在江淮一线的“软肋”、也就是濡须口（即今天的合肥）一线。
依此而论，刘备能审时度势，趁机而作，这是其之所以顺利“借荆州”的基本保证；而孙权能够采纳采纳周瑜临终遗言及鲁肃的劝谏，实际上也反映出了他不为一时一事得失所囿的雄才大略。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孙、刘联盟才可以继续维护并延续下去，三国鼎立局面也才得以最终形成，故史书上记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三国志·吴书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