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啸龙

（安徽师大文学院，241000）

    摘要：本文结合近些年来楚辞研究的某些倾向，指出建设楚辞学术文化，离不开对楚辞研究传统的承继，但承继的应该是传统的优点而非短处；发展楚辞学术文化，尤其需要创新，但这种创新须靠坚忍不拔的实践努力，而不是标“新”立“异”的叫卖，或是对西方“新说”毫无鉴别眼光和扬弃精神的套用。有志气、有自信的楚辞研究者，完全不必理会学术界风来风去的变幻，而宜将研究的根系深深布展在地底，靠坚毅的探索之芽顶破厚土，长成风雨难撼的参天大树。

    关键词：研究传统；承继与创新；鉴别与扬弃

学术研究是文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学术文化发展的新时期，同样面临着如何对待研究传统和革古创新的问题。我主要从事楚辞研究，故想结合着近些年来楚辞研究中的某些倾向，谈几点看法。

现在几乎谁都同意，文化的创造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到发展。但在实际研探中，有些人却并不了解“传统”本身就有正反两方面，我们所要承继的，无疑应该是传统之精华，而不是其糟粕。

即以楚辞研究为例，不少新派学者往往有一种错觉，以为传统的楚辞研究仅局限于烦琐的考据和训诂，根本不懂现代的综合了历史学、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等的“多学科研究”为何物。所以他们在谈论楚辞研究的革古更新时，认为必须“突破”传统的“单一、狭隘的研究格局”，而以“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研究”为现代研究的一大特色而大加标榜。殊不知由于楚辞内容本就涉及到古代的神话、民俗、方物乃至作者的遭际、心态等等，旧时代的研究者也因此早就突破了单一的历史考据和文字训诂，而对楚辞作了“多学科、多层次”的探索，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如汉人王逸《楚辞章句》、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即综合了楚俗、楚语、楚地“巫风”乃至《山海经》、《淮南子》有关神话，对楚辞作品作了精当的解说；宋代的吴仁杰、清代的周拱辰，又先后著《离骚草木疏》、《离骚草木史》，从植物学方面对《离骚》涉及的奇芳异卉、贱草恶木，作了深入的探讨；其他如清人蒋骥对“楚辞地理”多有考论；刘勰、王夫之更就南楚“地域环境”对楚辞风格的影响作过精辟的阐述。就是现代心理学家所提出的“作家与白日梦”、创作心理表现等方面，古代的楚辞学者也依据其生活经验，在对楚辞作品的研探中颇有涉及。如清人吴世尚《楚辞疏》关于《离骚》后半篇乃“千古第一写梦之极笔”、“此正白日梦境，尘世仙乡，片晷千年，尺宅万里。实情虚景，意外心中，无限忧愁，一时都尽，而遂成天地奇观、古今绝调矣”的见解；贺贻孙、胡浚源对屈原《天问》之作，“盖烦懑已极，触目伤心，人间天上，无非疑端”、“似痴非痴，愤极悲极也”（分见贺氏《骚筏》、胡氏《楚辞新注求确》）的创作心理揭举，都是很好的实例。有的当代楚辞研究者，读到日本学者竹治贞夫论及《离骚》的“梦幻式”叙事特点时，便对外国学者思路之“活跃”、角度之“新颖”大加称叹，却不知道清人吴世尚对此特点早就有所揭橥。而且其关于《离骚》梦境表现的特点、诗境创造中“虚景”与“实情”关系的论述，还远比国外学者富有创意和启迪。竹治贞夫想必读过吴氏的著作，故他所提出的《离骚》“梦幻式的叙事诗”的见解，其实正是对吴氏原创见解的继承和阐发。有的学者却对此毫无了解，这不是很可悲的么？

可见要继承楚辞研究的传统，首先须得真切了解楚辞传统研究之历史状况及其特色，否则就会对传统中富有开拓、创造精神的成就也视而不见，又谈何继承？

当然，楚辞研究传统也并不全都是值得借鉴的“国粹”。旧时代楚辞学者拘于封建纲常，而对屈原“忠君”之节大事渲染的陈词滥调，以及在楚辞作品研究中，处处作“君臣之义”政治比附的套数，固然不足为训。就是在其治学方法中，也同样存在某些不足。当今有些旧派楚辞学者，鉴于新派多有“架空之论”、“无稽之谈”，而主张返回传统的“朴学”。但“朴学”难道就真一无缺陷、堪作楷模么？“朴学”注重考据功夫，强调“证不十不立”，这种重证据而不尚空论的态度无疑是可贵的，今天依然应该发扬。但它的繁琐以及时有不顾艺术创造特点的偏执，却也是明显的。汉代是“朴学”传统的开创期，也恰恰是繁琐、破碎的治学风气的“始作俑”期。汉人以章句之学治经，“支离蔓衍”、旁征博引。一句“曰若稽古”，解说至于万言；一部经说，“多或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在当时即被某些儒生斥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王莽时期屡图删简而不能，光武帝时期虽有人大胆删简，仍还难以打破“笃守师法”的壁障。正如范文澜先生讥讽的，“博士以浮辞烦多算作学问，要省简他们的浮辞好似要他们的性命”（《中国通史简编》）。

楚辞在汉代并未尊为经书，王逸《章句》的注释也还精约，但明清之际的注、疏、订、笺却日显烦琐。这种炫古夸博的风气，在当今的楚辞学界，不幸也正在“回返朴学”的主张下承继着。一篇《离骚》，可以被分解成数百句行，然后以“集解”、“篡义”、“校释”的方式，排列数十家古人的注释，对其作字栉句梳的解说。注释的篇幅，也越拉越长，可以堆积三四十万乃至七八十万的文字来疏讲一篇作品。从《离骚》到《九歌》，而后《天问》、《九章》、《远游》、《招魂》，就这样一部一部，不知将考校、疏诂到几百、几千万言？不仅注释如此，某些专著如“新探”、“破译”等，研究者也唯恐著书不厚，不足显示其学术“分量”，下笔即大段大段征引古今中外的典籍著述以证成其说。这样繁琐的资料堆积和洪水泛滥式的抄引，岂不令读者望而生畏、头皮发麻？令人忧虑的是，相当一段时期以来，这种风气还影响到了博士生的教育和博士论文的撰写：凡要研究一个课题，就必须罗列课题所涉及的尽可能多的资料，甚至是一些常识性的材料，也都要不嫌其繁地加以转引，以显示其“引述资料”之“丰富”，“学问功底”之“扎实”。否则就不算博学，就得不到“文献综述”优秀的等第。这样一种风气，实在很要不得。旧时代的儒生尚且知道，这种“支离蔓衍”的注疏和连篇累牍之引述的治学方式“破碎大道”，新时代的研究者却还在对这种窒息思想和创造力的“朴学”之弊大加仿效，岂不可悲！可见对国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必须有鉴别的眼光，否则继承的就可能是其局限而非长处。

说到“创新”，大多的人们也都懂得，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人类文化传统的得以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不断创新的结果。如果只有承继没有创造，人类又何能走出动物界，又何能一步步跨过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而进入近代、现代文明？没有创新，人类也许至今还呆在猿猴群中而万劫不复。所以创新是必需的，问题在于究竟如何“创新”。

我以为，“创新”的目的在求得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它只能在坚毅的实践中探索并经受实践的检验。楚辞研究的“创新”当然也是如此。从楚辞学界的研究现状说，许多学者本着“求真”的态度，将自己的研探与艰苦扎实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在屈原生平和作品研究中“攻坚透曲、刮璞通珠”，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或突破，提出了不少令人信服的新见。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打着“创新”的旗号，却缺少科学的“求真”态度，非但未能推动学术的发展，反而混淆了是非、搅乱了学术风气。

其中影响最不好的，是任意的标“新”立“异”以追求轰动效应。有些人将学术视为沿街叫卖的商品，只要能引起人们注目，什么耸人听闻的“见解”都可以炮制出来。例如历来将屈原视为战国时代的一位富于理性精神的贤哲，有人却认为这种见解已不再新鲜，而煞有介事地提出：“屈原是一位巫师！”你问他有什么证据，他也会振振有词，搜寻南楚尚未消歇的“巫风”，《离骚》中提及的“灵氛占卜”、“巫咸降神”，乃至于诗人自我形象所戴的“切云冠”、全身披饰的花草，作似是而非的“论证”。对这种人，你很难跟他作严肃的学术探讨，也不需要指出他如何混淆了屈原熟知当时的“巫风”与屈原自己并非是“巫”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在搞学术，只是想在“轰动效应”中显露自己。可惜的是有些报刊迫于经济效益，也很想借此轰动效应引起读者注目，于是这类“学术新论”也便颇有发表的市场。如上世纪90年代有一家小报，就曾以“屈原死于谋杀”的耸人听闻标题，刊登过一篇“学术新论”摘要，声称《九歌·湘夫人》“露出了”屈原与楚怀王宠妃郑袖“幽会”、“私通”的“蛛丝马迹”，“顷襄王很可能是郑袖与屈原所生”，屈原的政敌“一方面封锁消息，不让顷襄王了解自己的身世秘密，一方面则派出武功高强的杀手，企图彻底消灭屈原。然后，伪造和散发了屈原的自杀遗书《怀沙》”云云。这种用创作想像代替研究的做法，还能称之为“学术”么？

实事求是地说，有一些研究者的标新立异，虽说也追求轰动效应，但本意还是在作认真的学术研究，只是思想方法上出了偏差。例如长期以来人们都推崇屈原的爱国精神，上世纪80年代却有研究者发现春秋战国时代很少提及“爱国”二字，于是便一反“陈说”，大胆提出了“战国时代还没有形成爱国观念”、“屈原是一位没有爱国观念的爱国诗人”的奇论。这一新说之引起轰动自不消说，而且对于人们认真理清春秋战国时代“爱国”观念的内涵和特点亦有一定推进意义，但楚辞学界为此奇论而耗费了大量精力来论争，却是颇可叹惋的。因为毕竟连新说提出者自己，也承认春秋战国时代早就出现了“图国忘死，贞也”、“将死，不忘卫社稷”的观念，并且在《墨子》、《国语》、《战国策》等书中，也有了“爱其国”、“能无爱国哉”的用语。这不是“爱国观念”是什么？然而新说提出者却以其出现次数“少” 、“‘爱国’一词的形式尚未固定、明确”，而否定当时已有爱国的“政治道德观念”。将爱国观念的有无，转化为“爱国”一词的构成“形式”和出现多少的“次数”之争，这就使论争变得层次极低。这种奇论的提出，虽然主要是思想方法上的偏执导致，但也不能否认其间仍掺杂有标“新”立“异”的心态。

还有一种“创新”风气，就是毫无批判地套用西方的“新说”，对楚辞研究中的某些课题妄断臆测。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学术论著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的学术界，这对打破人们封闭的思想，对活跃思路、拓宽视野，是极有补益的。但西方的“新说”也自有其优点和缺陷，在运用上也还有其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例如“变态心理学”适用于对变态心理的分析，用到健康人身上，就成为谬误了。“读者接受”理论在揭示作品接受过程中的差异和变化上，是一大开拓；倘若以此否定作品结构的内在意义指向，将读者对作品意义的任意解说均视为合理，就未免荒唐了。但有些研究者却不问这些，西方的“新说”成了他们炫夸的法宝和包治百病的灵药。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动辄念念有词，套用上几段西方“新说”，然后正如《阿Q正传》中的“洋先生”那样，指明“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于是各种荒诞见解，也因了西方“新说”的套用，便都可傲视阔步了。

例如楚辞学界有人套用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把屈原《离骚》中自比弃妇和“求女”的象征表现，视为是诗人“性变态心理”的自我“宣泄”，而判断屈原是一个“半是男人，半是女人，半是妾臣，半是情夫”的性变态者。也有人套用弗氏的“恋母情结”说，而断言屈原身上亦有着类似的情结——“恋君情结”。有的人则套用“出生焦虑”之说，断定屈原降生时可能是“难产”，使他“对现实充满了恐惧”，所以屈原的自杀是“潜意识”中引发的“死本能冲动”；至于他之所以选择“投水的自杀方式”，根据“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是“因为水与出生象征有关，又是某种具有心理整合意义的神秘物质象征”。当然也还有其他套用，如用“图腾神话”、“文化人类学”的资料证明，屈原的自杀含有浓烈的“原始宗教性质”，等等。这些见解无疑都新奇得很，而且靠了西方“新说”的帮助，也似乎变得“深刻”而高人一等了。以此睥睨以往将屈原赞为贤哲，将屈原之死视为抗争之行、爱国之举的见解，便觉得它们都显得“浅俗”和“陈腐”了。但这类“创新”之说的最大弱点，恰在于多为妄断臆测而缺少确凿的证据。当它们面对屈原诗作所表现的情志，以及诗人自己坦然宣告的自沉原因（这在《离骚》、《卜居》、《渔父》、《怀沙》、《惜往日》等诗作中多有表述）这一事实时，均很难维持其不被击碎的命运。

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谈及楚辞研究中的某些风气，其意也不只在批评这些风气本身。事实上，这种风气楚辞学界存在，其他研究领域同样存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的感觉是，学术界的风气与社会风气本有内在联系，其间出现一些怪风气也不足为奇，只要主流是好的，怪风气或迟或早总会退出。我只是希望表明，学术研究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学术研究是攻关破隘，来不得讨巧偷懒。建设楚辞学术文化，离不开对楚辞学术传统的承继，但承继的应该是传统的优点而非短处。发展楚辞学术文化，尤其需要创新，但这种创新须靠坚忍不拔的实践努力，而不是标“新”立“异”的叫卖，或是对西方“新说”毫无鉴别眼光和扬弃精神的套用。中国的学术界经常刮“风”：一会儿是理性的“审视”，一会儿是蒙昧的“寻根”，一会儿是“文化热”，一会儿是“方法论”，一会儿说“反封建”任务没有完成，一会儿说中国人缺乏“终极关怀”、须得靠宗教“拯救”。这其间无疑不乏认真的探讨和济世的热忱，但也有一些显然属于趋“新”的夸炫和玩世的立“异”。有志气、有自信的楚辞研究者，完全不必理会学术界风来风去的变幻，而宜将研究的根系深深布展在地底，靠坚毅的探索之芽顶破厚土，长成风雨难撼的参天大树。

（作者介绍：潘啸龙，1945年生。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安徽师大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著有《屈原与楚文化》、《楚汉文学综论》、《屈原与楚辞研究》、《楚辞导读》、《诗骚与汉魏文学研究》、《邺下风流》等，合著有《诗骚诗学与艺术》，合编有《楚辞学文库》、《楚辞评论资料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