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种“文明的冲突”中争取民族“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作为学者们的不倦努力与相关的文化权力层面上反复运作的成果，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成为法定节日给我国民众增加了议论的话题与节日的热情，这是民众心理需求与社会文化需求的必然。节日期间各地的各色各样的活动也确实平添了如许节日的色彩，于是，有人乐观地预期中国传统节日将如同西方的某些节日一样走向国际化，葆有国民“乐感文化”的部分人的乐观态度也并非只是一种臆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几千年来形成的“乐感”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节日”传统，“节日”折射着各个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释放着人们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显现着人们的理想追求。事实上，并不因为给予端午节与其它节日法定的地位就一定具有生命力，将来会遭遇怎样的命运，更是紧密关联着当下的文化境遇，政府与民间、行政领导与学者们的合作以及相关人士的参与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是否合规律、合目的地进行，直接关系到这些节日的未来历史走向。
年节习俗中所具有的时间、意义与仪式三要素中，端午节是中国节日中要素最为完整典型的一个。区别于韩国江陵的端午祭对“山神”的祭祀，中国的端午节纪念的是一个自古至今令知道他的人都为之崇敬的文化伟人。端午节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有自己独特的演变轨迹。从远古时代原始初民对龙的图腾崇拜，到对人体疾病的防御，再到春秋战国直至汉代对历史人物的文化精神的推崇，最后逐渐汰淘掉越王勾践、伍子胥、介子推、曹娥等纪念对象而后，至初唐时代让屈原独站鳌头，是因为屈原承载了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品格。屈原是战国时代楚文化融合其它地域文化从而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性、道德精神和诗性智慧。也许在许多的民众心中并非能了解屈原身上所体现的全部文化精髓，但他的高尚情操、忧国忧民的情怀与舍身赴难的爱国行为以及“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对完美人格的挚着追求，感动并影响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唐代文秀《端午》）自唐始，端午节的活动主要内容是纪念屈原，后来由于宋元时期最高统治者对屈原的推崇，使节日的内容得到进一步加强与充实，成为举国上下共享的重大节日，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祭祀仪式的重视，从明末杨嗣昌的《武陵竞渡略》的记载来看，当时的龙舟竞渡就有了完整的仪式：聘巫亮船、举船发火、慎择头人、船人顶佩厌胜之物，临赛时掷桃符兵罐，专船供给酒饭以及划过龙舟后，居民舀取龙舟中的水，加入百草用来洗澡，最后送标烧船，构成了一组完整的仪式过程。这正符合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说的“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仪式的命义。那么，在这一仪式过程中除了感受节日欢娱的同时，也以祭祀的敬畏与虔诚之心，显现出不同于清明、中秋、春节的端午活动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节日是传承民族文化生命，增强民族精神与情感凝聚的驿站，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接点，如果说清明节“祭先烈、敬先贤、忆先人”重在对逝者的追思与怀念，具有重视亲情、慎终追远，感恩思源的意义，中秋节重在祈祷丰收，渴求子孙繁衍，家人圆聚的意义，春节体现农业文明的哲思，象征人生新的希望的生命意义与家族亲情的伦理观念等丰厚的多重文化内涵的节日，那么，只有端午节纪念一个承载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品格的具有人类文化意义的屈原,并且人们把远古时代就已形成的划龙舟、挂菖蒲艾蒿、以兰草汤沐浴、食粽子等各种驱邪避恶避灾、祝福、竞技等活动与屈原这一伟大的名字联系起来，以种种传说故事颂赞并纪念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传统节日，足见端午与其它节日之特异处，便在于屈原文化精神的永恒价值。
年节习俗本身的仪式活动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一种独特民俗文化景观的端午节，其仪式活动在原初阶段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龙舟就有象征神灵的意义，这一点从各种资料中都可以找到有力的佐证，而竞渡过程中也有诸多的宗教性。端午插菖蒲、挂艾蒿，聘巫亮船、船人顶佩厌胜之物是为避邪消灾。在历史嬗变中这些仪式的宗教性并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越来越淡化，最终变成社会性的世俗活动。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不无关系，社会世俗性取代宗教的神圣性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屈原的文化精神所具有的最广泛的社会性更是为仪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性的仪式活动是传统文化及相关因素的现代载体，这种载体体现出文化内在演化的轨迹。仪式的现代性转换回应着端午节文化传承中固有的活动方式，这些仪式也是对古代民族性的一种现代主义表达。如龙舟竞渡成为现代体育竞赛项目和旅游活动内容等等，可见端午节举行的活动，已浸染了浓厚的现代文化色彩，那么，它在现代文化环境中，是否会逐渐丧失其原有的传统文化精神品格呢？我们在现实的景况中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端午节的活动在一些地区也卷入了“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创造环境，繁荣经济”的热潮，利用端午文化进行龙舟经济交易会和旅游活动，已成为端午节的重要内容，端午节明显地反映出商品经济时代的文明进步，对这种新的端午现象，作出决然的反对难免有不符合现代文化要求和反对进步的嫌疑，但我们所更为注重的是端午节习俗中的文化价值而不是其商业价值。极易被忽略和掩盖的文化价值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却具有超越时空的存在意义。商品经济价值却是一时一地的，具有片段性和瞬间性，它带给人类的往往只是物质上的而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价值。赤裸裸的商业价值追求，不仅很容易消解端午节中人们应有的虔诚之心，而且很容易消解这一节日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也就是一些地区举办这类节日活动随着地方行政领导人的更替而难以持续的根本原因所在。事实上，端午节原本带有强烈审美性的仪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浸染了世俗功利性，如龙舟这一文化符号在一些地方成了商业广告的宣传材料，有些地方将龙舟本身也变成商品，饮雄黄酒成为某些商人推销其商品的借口。这里，不仅仅是文化意义的淘汰与选择，而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为维护自身而作出的种种回应和努力，但能否使传统的文化意义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不被异化，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活动的主体、活动方式的可操作性、传统文化的自下而上的影响力以及对现代文化语境的阐释范围和表达结果等等。以其中作为活动的主体而言，在当下环境里，已不全然是农业背景下的普通民众，如何让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端午节，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适应于人们生活与心理的需求，秭归、岳阳、荆州等许多地方都作过可贵的探索，虽然在尊重端午节的活动规律的前提下，探索出了许多适宜于现代生活的合理要素，不同的地方已形成不同的文化色彩，但从形式到内容还不能说已臻完善。无论是在当下还是在将来，当人们不再把“繁荣经济”当作目的，不再以“文化搭台”而将“文化”视为经济的垫脚石之时，或许就是包括端午节在内的我们的许多民族传统节日按照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归其本应有的适宜于现代文化背景的生命形态之日。
闻一多先生在其《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中带着肯定的语气说：“惟其端午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惟其中国人民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闻一多全集》卷五，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根据两千年来屈原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所确立的不可移易的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端午节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其根本的文化意义不会被改变。“水滨击鼓何喧阗，将相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载，满船哀歌似当年。”（苏轼《竹枝词九章之三》）从苏轼的时代到当今又已历千年，人们仍然铭记并满腔热情地纪念屈原这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以端午节的形式来纪念他是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并将在现代文化语境中逐步完善的一种历史的必然，与苏轼的时代所不同的是当今的盛世没有哀歌，人们以此纪念屈原，同时也给纪念他的人们带来节日的欢乐与文化的思考。
2010年5月3日于古城荆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