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楚国早期城市孕育了较完备的城市形态。一般考古学意义上，大多以“社会物质系统”的楚国城市为研究对象。而文本意义上的“楚国城市”具备了早期古代城市的人文形态，文化人的思想、市民一般思想及城市人文精神，更具有关注的价值。

关键字：荆楚文化  楚国  城市形态  古代城市文化

 

城市是伴随着人类聚居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一种空间现象。英国戈登·柴尔德（V.Gordon childe，1892-1957）认为城市是人类步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与文字、工具并列^[1](P1)。考古学意义上的城市遗址，只能提供古代城市地理位置和历史坐标信息，所见文字、工具和城市遗址，只是真实历史的元素，是城市物质形态。而城市文化形态，如文化人的思想、市民一般思想以及城市人文精神，属于文本意义（或者想象意义）上的“城市”，只能依靠想象来构建多维空间的存在形态，“一座城市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像一部部史书、一卷卷档案，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岁月。而唯有完整地保留了这些标志着当时文化和科技水准或者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遗存，才会使一个城市的历史绵延不绝，才会使今日人类发展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也才会使一个城市永远焕发出诱人的魅力和时代的光彩”^[2]。

 

一

 

国内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产生于夏代，至商周盘龙城时代，“楚式鬲”已传到荆山。作为物质系统的楚国城市和精神系统的楚城文化发展也拉开了帷幕。楚国城市依楚学界对于楚都城相关问题的诸多争议，大体上可分为“始都丹阳，其后的国都——郢、别都，其他城邑。后者包括了楚灭国的都城及城邑、楚封君邑、县邑，县邑以下的城邑。”^[3](P54)

楚城的形成与演变有着漫长的历史。“从考古材料全面来看，城市的初现在中国古代聚落形态史的过程中，是由一系列的互相联系的变化而标志出来的，其中城郭的出现只是一项”^[4](P33)，这些城郭的出现，是楚国城市发展的源头。先楚城市溯源上可至颛顼帝丘、祝融之虚，以及商代的楚丘。

楚国始封丹阳，楚人居于此城近三百五十年^[5](P281)。《史记·楚世家》云：“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都丹阳至于文王徙郢后的前期‘城市’已到了脱胎（以至于初步）完善的阶段。”^[3](P11)但由于楚丹阳遗址考古资料的相对缺乏，其聚居形态虽已消失，但熊渠“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史记·楚世家》），可见楚国势力达于江南，丹阳的政治功能和军事功能已深入南方，以丹阳为中心的城市辐射功能已经形成。

楚国早期城市的发展，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互动过程。其一，楚在很长一段时期臣服于周，《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史记·楚世家》又云：“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熊绎在位期间，长期奔波于楚丹阳与周镐京之间，渡汉水丹江，为周天子效力。这个过程是楚国城市与北方城市的交流史，促进了早期楚国城市的发展。其二，楚与南方荆蛮各部也存在着长期交流，表现为对荆蛮各族的军事控制。“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可见与楚共处周之南郊的，还有很多小的国家，像南边有权、东南有罗、东北有卢、邓、西北有谷、庸、巴、麋、绞等国。与江汉地区苗蛮相比，楚国人口虽少，却有丰富的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其影响是很明显的。

楚与北方文明、荆蛮文明的发展是呈现非对称性的。楚之生产方式、聚居方式、文明水平受北方影响，同时对南方苗蛮产生了强大影响力和吸引力。从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大批青铜礼器来看，楚文化与北方文化交融之特征明显，楚人先民亦长期与华夏先民交往，吸收了华夏早期城市先进文化。公元前1027至前863年，楚势力逐渐南下，“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史记·楚世家》），扩大对周围地区的统治，逐步与苗蛮相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楚国早期城市。

 

二

 

“城市是一个自然和地理的单元；城市是人类一种聚集的方式；城市是一片经济的区域。”^[6](P11)作为自然和地理的单元，城市最基本的元素是人类的聚集和经济活动的开展。

从自然和地理角度来考察，丹阳城的形制（只能从文献上来看，或者可以一并考察当阳季家湖楚城）似乎无从寻找，“熊绎所居的丹阳，名曰国都，实为村落，估计没有城池，只有‘棘围’之类。棘围是荆棘环绕而构成的寨栅，有防御工事的作用”^{[7]( P36)}。《史记·孔子世家》记：“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自然资源丰富，“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多文鱼”（《山海经·中山经》）。在稍后的季家湖楚城遗址，“范围北起鲁家坟，南至九口堰，南北长约1600米；东起季家湖西岸，西至新人工河东岸，东西长约1400米，面积约2.2平方公里”^[8](P379)。民众活动区域基本以城市为中心，聚落形态非常明显。另外，残存的南城墙及城外护城河，城东北10公里还发现大片楚人墓葬，附近杨家山、磨盘山等地还有多处居住遗址^[9]。季家湖所见楚城，当为楚国早期有贵族居住的城市，城市已具备城市中心的功能，周围小型聚落并以此城为中心进行分布。

楚地先民人口条件成熟，为楚人南徒后的城市建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不仅在当阳楚城可见大类先民聚集的遗址，而且“公元前6000至5000年，长江中游城背溪文化层，就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聚落形态”^[10](P47)。“有两个特点，一是居住区、生产区和埋葬区紧密结合，又各有分区，各种经济活动在聚落内部或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的，一个聚落便是一个相对独立和相当封闭的集体；另一特点是内部都有明确的区划”^[11]。人口的聚集，条件成熟，为楚国城市的南迁创造了人口因素。

楚国早期城市中存在着长期的经济活动。中国“城”、“市”，以“市”居先，始作“市”者是楚域内的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祝融之虚是“楚人始祖兴建的，也是我国第一座具有‘城’和‘市’的城市”^[3](P49)。楚地先民时期，石家河遗址群还出现了古城，聚落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分工，城市经济也应具有城市格局和功能的萌芽，“城堡”已经有市场活动的聚集。楚城丹阳因具备了农、牧、渔、猎各业基础，且“荆山上有铜矿，荆山下有盐矿”^[7](P37)，加之交通并不算闭塞，故能北事天子，南伐诸蛮。丹阳处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古代文明交汇，楚亦有向其他各部开展经济交往活动的能力。另外，在季家湖楚城遗址中，还出现了大量制陶、冶铜制铜、纺织、建筑等非农耕职业，此城应有以满足城市市民生活基本生活的经济交易活动。古本《竹书纪年》记，楚人在“周厉王元年……楚人来，献龟、贝”，可见楚人以龟甲、贝作为财富的象征，进贡给周天子，“在中国，是楚地先用龟、贝为货币的”^[12](P5)，更可见楚国早期城市经济活动的繁荣。

 

三

 

楚国早期城市市民，构成城市日常生活的主体。他们在传承文明、创造荆楚文化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季家湖楚国贵族墓葬群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精细铜器和陶器”^[9]，“杨家山子西部还发现了有制陶作坊遗迹”^[8](P379)。作坊的出现，可见市民阶层开始分化，有专门从事制铜、制陶的手工业者。季家湖楚城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灰白陶占相当大的比例；轮制已普遍出现；纹饰以斜方格纹占多数，而锥刺纹仍相当流行；圈足器特别发达；并有一组别具风格的器形”^[9]，此外，所发掘出来的还有“锥刺纹扁足罐形鼎、磨光黑陶大型尊、红陶尖底缸、篮纹黑陶橄榄形罐、通底式甑、漏斗状擂钵、厚胎平底杯等都具有了比较独特的形制”^[9]，造型独特。而且，在屈家岭文化晚期中所出现的彩陶纺轮、蛋壳彩陶以及“双腹”器，在季家湖文化中开始普遍消失，可见开始形成明显的楚式风格。

楚国早期城市里，有专门从事文化传播的文化人。这些文化人“有条件全部或部分地脱离生产劳动，致力于氏族的文化创造和文化积累”^[13](P108)，《史记·楚世家》云：“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其中就包括了这批文化人。这批文化人与周代巫、史、卜、祝相似，“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语下》），他们掌握着一套通天的巫术技术及知识系统，沟通市民与神、祖先之间的联系，拥有“卡里斯玛”（Charisma）的力量，他们创造了楚国早期城市的主流文化。

这批文化人甚至有左右政治的权利，处于政治话语权中心。如观射父作为楚国大巫，“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国语·楚语下》），其职责大体应有两个：一是“作训辞”，二是外交。可见这一批城市文化人身兼多职，地位很高，“能通天地交鬼神谙医道，一身而多任，当要进行严格的训练，这对科学文化的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14] (P226)}。“巫”、“觋”能成家族，也世代为官，是属于城市上层市民。他们共处于城市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的中心，有的还具有多重身份，“巫彭作医，巫咸作筮”（《吕氏春秋·勿躬》），他们传播和构建了楚国早期城市的思想和文化。

这批城市文化人代表和反映了楚国早期城市市民的“一般知识水准”。这些文化人“惯于用超凡的想象来弥补知识的缺陷。正是在想象中，他们成了火神的子孙，有了顶天立地的勇气和信心”^[15](P112)。他们把祭祀仪式和政治权威结合起来，这种知识权威在“百神”的名义下，成为民众心中的先验知识（Prior knowledge）。他们的知识系统也逐步形成更为细化的巫术知识体系。如周代“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16]，大祝只是祝的一种。自熊绎起，楚人主要为周人做了三件事，即守燎祭天、贡苞茅以缩酒、贡桃弧棘矢以禳灾害。在城市文化人的话语权影响下，国家、个人的祭祀活动就具有了神秘力量。楚之早期城市市民，喜好巫风，《楚辞章句》、《隋书·地理志》等古籍也多有记录，如“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楚人鬼，而越人机”（《列子·说符》），城市市民生活在神秘的“神”、“鬼”、“灵”的世界，“楚人是颛顼的后裔，楚国宗教直接承继颛顼时期的灵教发展而来，由此形成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古代宗教”^[17](P9)，因而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较为完备的神鬼谱系观念。春秋末期的观射父说，“其谁不敢战战兢兢，以事百神”（《国语·楚语下》），当是对楚国市民思想的一种总结和表述，市民“一般知识水准”中“百神”的知识空间是相当大的。

鬻熊以下，春秋晚期之前，楚国城市甚至还形成“官学”。官学为城市思想体系的完备创造了后继力量。教育体系的形成，为城市精神的形成和发扬打下基础。主要标志是形成了完备的官府教育体制、具备系统的官府教育内容和出现了官府之学的典籍。而且，楚国的官学思想主要有天命思想、德政思想、法制思想等几个方面^[18](P13-15)，春秋初期，还有一些楚王室贵族，本身就是城市文化人和思想者，如春秋初期“若敖之后斗廉，不仅是一位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春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观点，闪烁着唯物主义战斗精神。”^[14](P100)。这些思想成为楚国早期城市的思想基础和后来楚国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

楚国早期城市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城市思想体系。楚人奉鬻熊为先祖，鬻子作为楚国的思想家，他的意义在于给楚国早期城市化作好了思想准备。“我先祖鬻熊，文王之师也”（《史记·楚世家》），又《史记·周本纪》说周文王之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可见鬻熊与周初重臣同列。在西周思想史上，鬻子自然能占有一席之地，鬻熊也被楚族后人奉若神明。鬻熊作《鬻子》一书，相传为道家先驱，其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为道家之书。“《鬻子》一书及先秦、两汉子书所记鬻子言论中，部分思想应该直接源自于鬻熊，也不排除部分思想出自鬻熊后学的可能”^[18](P28)。不管如何，至少证明在丹阳城市出现之时，时刻牢记祖宗遗训的楚族人中有一批楚国文化人，他们是楚国的思想者，继承和发扬了鬻熊的光辉思想，鬻熊的某些遗教至少已经上升到哲学高度，城市思想体系也逐步得到完善。

楚人早期城市开始形成较为明显的城市个性和楚国城市的独特精神，具备了开放的城市特征。楚人在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采华夏和蛮夷之长而备用之，所以形成了蓬勃向上、奋发图强的城市精神。楚人在丹阳之时，“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筚路蓝缕”，“路”为车，“缕”为衣，楚人长期在雎山和荆山之间拓荒，生计是相当艰难的。后来，对周的对抗和对南方荆蛮的军事打击，也正是楚人早期城市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体现，也可窥见楚国早期城市的社会精神面貌。楚国早期城市从丹阳迁徙到荆楚地域，其城市的发展是前后相继的。当阳季家湖楚城已经形成比较明显的楚城特征。其城市对于苗蛮文化的认可，使得楚族可以在新的聚落发展成城市。可见楚国早期城市开放的城市特征，在楚族南迁后更加明显和集中。在纪郢成为楚都之前，楚国早期城市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备的城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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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川，长江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此文为湖北省2009年人文社科项目阶段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