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了传播自家学派的思想以达到扩大自身影响的目的，各个学派的学者都去各国游说、到各地讲学。相对的，每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的学术影响地，在面对其他学派的“入侵”也都会有本能的抵制行为。道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北有儒墨显学，南方楚国有道家学说立一家之言，随着孔子游楚、儒学的南渐以及“儒分为八”、儒学南宗的形成，在此过程中以及之后的楚国，以道家为主的“反儒”与“兼儒”思潮一直持续着。
一、楚国的“反儒”思潮
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在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当时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儒家学者为了寻求“治国平天下”的良策，纷纷南下楚国，以遂“兼济天下”之愿，对楚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南方最大的学说派别，老庄学派以及道家隐者主张“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面对儒家思想的南下他们采取了抵制和批判的态度，王国维先生认为，“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筱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1](P130)。
（一）楚国道家隐士的“反儒”
孔子游楚可谓是儒学南下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楚国的北方边境，孔子就接触到楚国的一些隐士，这些隐士皆对孔子及其儒学进行了批判。长沮、桀溺是南方的两个著名隐士，“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1]，孔子在路上遇见他们并肩耕地，让子路前去询问过河的渡口，却遭到了冷遇和讽刺。长沮和桀溺在得知问津者是孔子之徒子路后，他们不仅没有告诉子路渡口的位置，竟然还讽刺孔子并想让子路与他们一起做隐居之士，“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2] 在长沮和桀溺的眼里孔子只不过是一个逃避暴乱而四处奔走的人而已，他们劝说子路与其跟着孔子到处奔波受累，还不如像他们一样做一个避世隐居之人。长沮和桀溺虽然知道孔子是当时北方的大学者，也知道他所宣扬的儒家思想，但却当着孔子的面讥讽孔子、否定他的学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长沮和桀溺看来，孔子及其儒家所推崇的治国安民之道在当时的当世是行不通的，应该像他们一样隐居山林、与世无争。孔子本是为了传播自己的修身治国之道，而四处奔走游说，长沮桀溺却让孔子的弟子放弃儒家思想转而隐居，不可不谓是对孔子及其儒学的莫大侮辱和讽刺。
关于荷蓧丈人，“孔子曰：‘隐者也’”[3]，《论语》和《史记》里面都有相似的记载。这些记载虽然非常简短，但从中我们看到的是道家隐者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一次交锋。孔子在从楚国的叶地返回蔡国的途中，子路因与孔子失散而遇到了荷蓧丈人，“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4] 荷蓧丈人面对子路的问话不仅没有回答，反而“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2](P217) 同时也隐讥孔子。然而见子路不但没有气恼反而恭敬地站立一旁，荷蓧丈人于是“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5]，向子路展示了田园生活的宁静、安闲、团聚的美好，实际上是向子路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即清静无为，隐居避安。子路以此事告知孔子，“孔子使子路反见之，盖欲告之以君臣之义”[2](P217)，“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6]，“而丈人意子路必将复来，故先去之以灭其迹”[2](P217)，子路“用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阐述了他的老师孔子坚持贯彻自己政治主张的态度”，然而荷蓧丈人对儒家思想不屑一顾，知道孔子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知道子路必返，故意隐藏了自己的踪迹。此事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都有重大影响，至隋代有儒家著名学者王通：“吾与彼不相从久矣”[3](P12)，阮逸注：“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与荷蓧丈人以来不相从也，故曰久矣”[4](P300)，从荷蓧丈人对孔子的讥讽开始，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儒家学说与道家隐者的思想是难以调和的。“荷蓧丈人对孔子周游列国汲汲于仕进的行为表示自己的反感”[5](P57) 也就理所当然了。
接舆是楚国隐士，因其佯狂避世而被称为“楚狂”，他也和上述的长沮、桀溺以及荷蓧丈人一样，也对孔子的作为表示了反感，属于楚国“反儒”思潮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对于“接舆”这个名字，学界有很多学者认为接舆不是一个真实的姓名，只是因“接孔子之舆者谓之‘接舆’，非名亦非字也”[7]，这里对其姓名的真实性不作太多探讨，但《论语》、《庄子》、《尸子》等先秦典籍均记载为接舆，我们在这暂且放下学者们的讨论，仅以“接舆”探讨其反儒作为。庄子记述接舆的言行是因为他“兼有狂士和隐士的双重个性特征，他突出反应了庄子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和逍遥自由的理想精神”[6](P172)，所以接舆拒绝了楚昭王“使使者赉金百镒”请其为官的聘求，转而携妻子一起改姓易名隐居山林，无人知其所居，并“漆身而为历，被发而为狂”[8]，与箕子并为两大狂人。时值“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9]，楚昭王兴师迎接孔子入楚，孔子在楚不仅遭到上层贵族的反对，而且楚狂接舆特地到孔子居住的馆舍作《凤兮歌》讽刺孔子，《论语》记载：“‘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10]关于“孔子下”的“下”，汉代包咸以及宋朝朱熹等认为是“下车”，而汉代郑玄以及清朝刘宝楠等认为是“下堂”，这里采用后者，与《庄子》里的记载相统一。接舆直接到孔子住的馆舍前，“讥其不能隐为德衰”[2](P216)，不能像凤鸟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认为现在“痛改前非”、避乱隐居犹未晚也，对孔子进行了讥讽和“教育”，强烈反对孔子在政治无道的楚国居然还一心谋求官位的行为。根据《论语》的记载，其实孔子也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1] 的思想，究竟是孔子接受了接舆的思想，还是接舆针对孔子已有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思想进行的讽刺，我们不得而知，但接舆对孔子的这番“教诲”确实对孔子影响很深。孔子听到接舆的话后“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12]，孔子虽然没有去避乱隐居，但迅速离开楚国返回北方去了。
（二）楚国贵族的“反儒”
除了老庄学派和道家隐者反对儒学的南下以外，楚国的贵族阶层也有反对孔子及其儒学的举动。吴师入郢，暴露出了楚国的积弊；亡国之恨，引起了楚国君臣的深刻反思，楚昭王也开始四处搜求能辅助君王治理国家的人才。正好孔子从北方南下，楚昭王派人迎接孔子入楚，而且准备“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13]，但遭到楚令尹子西的反对，他认为“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14]，最终楚昭王也放弃了给孔子封地，其中不仅仅只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缺乏广阔的心胸，也是对用儒家治国思想的怀疑与担忧，“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15]，子西认为儒家治国思想在政治上坚持恢复周礼，“如果按照孔子坚持的周礼来做，楚国后来征伐所得的大片土地都得退还给别国。”[7](P37) 不但不会让楚国强大起来，而且会使楚国面临灭亡的危险。因而楚国贵族阶层的拒孔反儒也就理所当然了。
二、楚国的“兼儒”思潮
孔子游楚及其之后的楚国，并不是一味地抵制和批判儒家思想，其实在同时楚国的“兼儒”现象也大量存在，不仅在学术上有道家学派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与改造，而且在政治上有大量楚国官员任用儒家的人才，运用儒家思想治理楚国。
（一）楚国黄老道家的“兼儒”
进入战国以后，老子之学分化为庄子之学和黄老之学，老庄学派侧重于对老子“道”的精神的发扬，对儒学基本持反对态度，上面已有叙述；战国时期，由于五行学说的盛行，象征五行之主即土德的黄帝，成为人们崇拜和依托的对象，黄老之学实际上就是早期道家学说与黄帝崇拜相结合的产物，黄老学派侧重于对老子“君人南面之术”的发扬，“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6]，融合了阴阳、儒、墨、法等学派的思想，其在社会政治方面继承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学说，强调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在强调“无为”的同时抛弃了庄子学派消极出世倾向，成为一种积极的入世治世学说。 楚国是黄老之学的中心发源地，“当黄老学派于战国初期在楚国产生后，终整个战国时代，其本支一直在楚国发展，并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8](P93)，另一支在北方的齐国稷下得到发展。因齐国稷下黄老学派被西汉统治者所采用，而楚国黄老学派的流传有限，所以以前的学界只重视齐国黄老学派的发展。自从长沙马王堆汉墓《黄帝帛书》以及其他考古资料的出土，楚国黄老学派也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其实在春秋至战国时期，在楚国产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黄老道家著作，最具有代表性的有《文子》、《鹖冠子》、《黄老帛书》等，对这些代表作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楚国黄老学派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文子是“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17]，其思想具体反应在《文子》一书中。据《汉书》记载《文子》共九篇，属于道家著作，先后有多位学者为其作注。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了竹简《文子》，虽然竹简本《文子》与传世本《文子》有较大不同，但“并未触及《文子》的主题思想和基本内容”[9](P23)，它们反应的都是道家学派的思想，同时融合了儒家学说。翻看《文子》原文，我们会看到大量有关“仁”、“义”、“礼”、“王道”、“教化”等儒家思想的内容，竹简本《文子》更为明显，“墨、法、名、阴阳诸家思想，竹简几乎没有涉及，只是道儒两家的联姻结合。”[10](P76)《文子》不仅对“德”、“仁”、“义”、“礼”皆有论述，而且充分肯定其对国家、人民的重要性，“君子无德则下怨，无仁则下争，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经不立，谓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之有也”[11](P31)，将德、仁、义、礼并称为“四经”，作为“圣人处置天下万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文子·上义》云：“圣人一以仁义为准绳。”[11](P93)《文子》“把儒家的仁、义、礼等东西拿过来作为‘准绳’来衡量人们的言行，这表明它同早期道家有所区别。”[12](P9)
鹖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18]，《鹖冠子》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伪书，很少有人问津，但随着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打量简帛文献的出土，“发现《鹖冠子》不少语句同帛书相合，才证实了此书的可信性”[13](P55)，当今学界才予以重视，并开始进行研究。“学术界较为一致的意见认为《鹖冠子》以老庄之道为哲学依据，积极的关注社会政治，兼容儒法，并吸收阴阳、五行、术数的为其社会政治与军事理论作论证”[14](P127)，作为楚国黄老道家的代表，《鹖冠子》对于儒家治国思想的兼容是十分明显的。在国家制度上，“列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圣人之所期也”[15](P10)，施行裂土分封以达到理想的社会；在基层组织上，实行“天曲日术”，设置家、伍、里、扁、乡、县、郡等行政单位，“适应当时日趋明朗的统一之势，尝试构建出一套适应大帝国的思想体系”[16](P139)；在上层贵族中，仁义忠信等儒家理念不仅是君主自身的操行，同时也是大臣所必备的，“夫仁者，君之操也；义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圣人者，君之师傅也。”[15](P28) 仁人、忠臣、义臣、圣人是宽仁治国者所必须求取的人才；在下层百姓中，通过“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长者言善，少者言敬”[15](P52) 来进行慈孝教育。从《鹖冠子》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黄老道家在早期道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和改造儒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理论，逐渐建立起了一套自家的治国方略和军事思想，西汉初期以及后代各朝的所施行的“休养生息”政策应该都溯源于此。
《黄老帛书》于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全书由《法经》、《十六经》、《称》、《道原》四篇组成，因而不少学者直接称此四篇为《黄帝四经》，其思想内容以道家思想为中心，融入“名法之要”，又兼采阴阳、儒、墨思想，从文字内容到文本结构都首尾一贯，自成体系。《黄老帛书》产生与楚地，如今又从长沙出土，可谓是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楚国黄老道家的思想。刑德思想在《黄老帛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帛书的核心内容之一，“《黄帝四经》在大力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对儒家的德治思想予以了认真的对待和一定程度的吸取，这一态度集中地体现在其‘刑德相养’的主张上”[17](P37)，其中之“德”便吸收了儒家所倡导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爱思想。“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端正勇，弗敢以先人”[19]，同时吸收墨家“兼爱”思想后，“德”的突出表现就是“亲民”、“爱民”，“德者，爱之勉也”[20]。《黄老帛书》还吸收了儒家亲亲原则的仁政思想，“吾畏天爱地亲（民），□无命，执虚信。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吾爱民而民不亡，吾爱地而地不兄（旷）。吾受民□□□□□□□□死，吾位□。吾句（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21]。将“畏天”“爱地”“亲民”三者相提并论，是从黄老道家“天、地、人一体观”的思维方式出发的，由天、地的至尊，推及“民”的至亲，又由“亲民”“爱民”推及“亲亲”“兴贤”。另外，《黄老帛书》所讨论的“名”包含有等级制度所立的各种“名分”“名位”的含义，认为社会结构具有不平等性，人与人之间具有社会的等级差别，“贵贱必谌，贫富有等，前世法之，后世既员。”[22]因此，《黄老帛书》强调“正名”的重要性，“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23]，这种为等级制度“正名”的思想便来源于儒家创始人孔子。
此外，楚国黄老道家的代表作《尸子》也吸收了儒家的德、义、礼、忠恕等范畴并重新加以诠释，而且提倡儒家推崇的等级有序的社会关系；出土于1993年湖北荆门的郭店楚简，其中有许多儒家学派的著作，出土的道家著作简本《老子》，其内容也与今本相差较大，并非与儒家思想势同水火，而是包含了许多儒家的思想，这也可以看作是楚国“兼儒”思潮的一部分。
（二）楚国政治上的“兼儒”
除了在思想和学术上有许多学者融合了儒家学说外，楚国的不少政治人物也吸收儒家思想，甚至任用儒家人才为官。
在孔子南游到楚国叶县之时，就有楚国有名的政治家沈诸梁向其问政史称“叶公问政”。沈诸梁，芈姓，沈氏，名诸梁，字子高，因在其父在吴楚之战中屡立战功，沈诸梁后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为尹，因而被称为叶公。孔子在鲁国不得重用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于是周游列国，南下至楚，“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24] 孔子认为为政者应该使远方的百姓自愿来归顺，使近处的人民心悦诚服，即让“近者说，远者来”[25]，施行仁政，安抚百姓、广纳贤士。叶公认为父亲犯罪，儿子告发父亲是一个人的品质“直躬”的表现，而孔子以亲亲相隐的儒家伦理思想告之：“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26] 后叶公出使齐国，因深知其中利害，“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27]，于是向孔子求助。孔子以事亲之孝、忠君之义指导叶公，“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28] 受到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教诲，叶公将叶县治理的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当此之时，天下莫敢以兵南乡”[29] 可见一斑。楚惠王时期白公叛乱，自立为王，幸得叶公领兵相救，楚惠王才得以复位，“故彼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叶公子高是也。”[30] 叶公临终前留下遗嘱：“勿以小谋败大作；勿以嬖御人疾庄后；勿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31]意思与孔子所说的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贱，而教是以烦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18](P31)。叶公取得如此高的业绩和功绩应该与孔子的指点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分不开，可谓是楚国政治上“兼儒”的成果。
楚国任用儒家学派弟子为官最显著的例子是楚国令尹春申君聘大儒荀子为兰陵令。荀子曾先后三次到过楚国，第一次到楚国是公元前285年“孙卿适楚”，在楚国长达七年之久，直到公元前278年秦白起拔郢才被迫离楚之齐；第二次是在公元前255年，荀子因遭谗言被迫离齐至楚，“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32]，但荀子此次担任兰陵令仅一年时间，因有人进言：“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33] 又离开了楚国；第三次到楚国是公元前253年，因有人向春申君力荐荀子，荀子被请回楚国再任兰陵令，后“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34]，晚年客居楚国从事著述，葬兰陵。荀子在出任兰陵令期间虽然没有什么政绩可考，但提出的“王霸并用，礼法双行”的治国方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35]“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36]，只有礼法兼施、王霸皆备，一个国家才能被治理好。虽然楚国最终没能逃过灭国的命运，但“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37]应该是与荀子的贡献离不开的。
楚国的“兼儒”还包括子张在楚国创立了儒学学派的一个分支，被列为“八儒之首”，史称“子张氏之儒”；战国时，楚国著名的儒家学者馯臂子弓是楚地传授易学的关键人物；与孟子同时代的楚过学者陈良，北上鲁国学习儒学，学成后长期在楚国从事儒学教学，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百家争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华夏文化圈内不同区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19](P8)，而楚国的“反儒”与“兼儒”思潮正是这种冲突与融合的具体表现。在这个思想与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楚国既保存了自身思想文化的精髓，又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的精华，为“惊才绝艳”的荆楚文化和博大精深的楚国思想增添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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