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武

［摘要］唐宋地理志书中关于孟嘉落帽之龙山的记载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现象。从陶渊明所作《孟府君传》一文来分析，孟嘉落帽之龙山应在湖北江陵，而不在安徽当涂。从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也可直接或间接证明孟嘉落帽之龙山应在湖北江陵。唐以后的文献中，关于龙山的地理位置在江陵的记载更为直接与明晰。

    ［关键词］孟嘉 龙山 江陵 当涂

 “孟嘉落帽”的典故最早见于《晋书·孟嘉传》和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以下简称《孟府君传》）。《晋书‧孟嘉传》载：东晋名士孟嘉出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参军，颇受器重。某年九月九日重阳节时，桓温在龙山大宴幕僚，饮酒作诗。忽起一阵大风，把孟嘉的官帽吹落，但孟嘉本人毫无察觉。在桓温的授意下，同僚孙盛当场作文嘲笑，孟嘉随即提笔应对，写出一篇令四座惊叹的文章，作以自我解嘲。后世诗文多以“孟嘉落帽”形容才子名士的风雅洒脱、才思敏捷。在历代作家的诗文中，“孟嘉落帽”“龙山会”“桓公台”等成为重阳登高题材的作品反复使用的典故，总计用典次数不下百次。仅《全唐诗》中“孟嘉落帽”的典故引用的次数就达41次之多。在龙山宴会上，孟嘉所作的语惊四座的解嘲文后世不存，这令宋代大学士欧阳修深以为憾，“恨今世不见此文”^［[1]^］，欧阳修曾代孟嘉重新拟作《补龙山文》一篇，传为文坛佳话。

由于《孟嘉传》和《孟府君传》都只写了“孟嘉落帽”典故发生地在龙山，而至于龙山具体在什么地理位置，并没有明确交待，这给后世阅读、注释“孟嘉落帽”典故，研究古代作家作品造成了较大的分歧。如李白的《九日龙山饮》一诗，是一首著名的重阳登高题材的诗作，对研究李白生平事迹也有重要帮助。诗中写道：“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诗中“风落帽”用的就是“孟嘉落帽”典故，首句“九日龙山饮”是说说诗人在重阳日登高饮酒的地方就是当年“孟嘉落帽”的龙山。由于对“孟嘉落帽”之龙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李白《九日龙山饮》一诗的作地也自然存在着不同的分歧，学术界出现了李白所登龙山在安徽当涂或在湖北江陵两种不同观点^[[2]]，一直争论不休。为了弄清“孟嘉落帽”之龙山究竟在何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上有关龙山地理位置的不同观点。

一、唐宋地理志书中的矛盾记载

孟嘉落帽之龙山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有四种不同的说法：（1）湖北江陵龙山说^［[3]^］；（2）安徽当涂龙山说；（3）山东济南龙山说；（4）江苏南京龙山说。以上四说中，在学术界一直争议不休的、最有影响的是“湖北江陵”与“安徽当涂”两说。至于“济南龙山”说、“南京龙山”说出现较晚，也不被学界认可。“南京龙山”说出自于明代易震吉，他在《秋佳轩诗馀》卷九中说：“锺山之南有龙广山，城西北有卢龙山，城南逾吉山三十里为龙山。桓大司马九日宴参军孟嘉，风吹落帽盖其处也。”将孟嘉落帽之龙山定位在南京市境内，此后无人唱和，可见此说无稽。“济南龙山”说出自何人不详，清人已有批驳。清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九：“济南郡城东七十里龙山镇，即《水经注》巨合城也。汉耿弇讨费敢，进兵先胁巨里，即此。东坡《阳关词》：‘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旧注引孟嘉落帽事，固大谬。”苏轼《阳关词》写到济南龙山，曾有人注释苏词时，以济南龙山为孟嘉落帽之龙山。对此，清王士祯斥之“大谬”。清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五也加以批驳：“注苏者误以为孟嘉落帽之龙山，不思彼在姑孰，与济南何涉？注家可笑如此。”

以上四说中，争论较大的是“湖北江陵龙山”说和“安徽当涂龙山”说。两说均引唐宋地理志书作为证据，证明孟嘉落帽之龙山或在江陵或在当涂。安徽当涂说的有力证据，是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当涂县”条记载：“龙山，在县东南十二里。桓温尝与僚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可见，《元和郡县图志》将龙山归之于安徽当涂。而与之相反，南宋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均记龙山在湖北江陵。南宋王象之编纂《舆地纪胜》引《江陵志》云：“在江陵县西，昔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日游龙山落帽，今有落帽台。”南宋祝穆编纂的《方舆胜览》卷三十七“山川”下记：“龙山，在江陵县西，有落帽台。”又“亭台”下记：“落帽台，见龙山注。”两志均言之凿凿将龙山定位在湖北江陵。由此可见，唐宋时期的不同地理总志中，对于龙山地理位置的记载是相互矛盾的。

在不同的地理志书中，对于一个地名出现矛盾的记载，并不让人觉得奇怪。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在同一地理志书中，对于同一地名的记载，也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如主安徽当涂说的学者注意到了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一书。该书记载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龙山”，并引《晋书》说：“大司马桓温尝于九月九日登此山，孟嘉为风飘帽落，即此。”这里认定孟嘉落帽之龙山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而同样是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又记载孟嘉落帽之龙山在江陵。《元丰九域志》“江陵府”记：“落帽台，孟嘉为征西参军，九月九日游龙山落帽，即此。”显然在孟嘉落帽之龙山的地理位置这一问题上，《元丰九域志》是自相矛盾的。出现这一矛盾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古代全国性大型地志往往取材于各州、府地志，而各地州府地志的编纂者为了提高本地声望，往往会出现争夺历史名人诞生地或历史事件发生地的现象，这样就会导致同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会出现在不同州府地志中的情况。全国性大型地志的编纂者如果只是照录各地方志而又没有尽心去查考的话，就会二说兼收，导致前后矛盾。《元丰九域志》关于龙山地理位置的矛盾记载也说明，古代地志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

二、从《孟府君传》看龙山所在

东晋名士孟嘉是著名文学家陶渊明的外祖父，陶渊明为孟嘉所作的传文《孟府君传》自然受到学者们的的重视。如果能从《孟府君传》中找到确凿的证据，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

《孟府君传》记，孟嘉“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在朝颓然，仗正顺而已，门无杂宾。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对这段话的不同理解是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

对于《孟府君传》所说的“在朝”一词，持“当涂”说者以为，这里的“朝”指的是朝廷，而当时的朝廷在南京。如果此处“在朝”果真指在朝廷的话，那么对于持“当涂”说者当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孟嘉落帽的龙山与他所任职的地方很近，能够在龙山举行宴会后，当晚就可以返回。持“当涂”说的学者李子龙说：“在朝（今南京）能够兴起即往，傍晚便归的龙山，必在当涂，而不可能在江陵。”^［[4]^］他认为，当时的朝廷在南京，而南京离江陵甚远，孟嘉不可能一时兴起驾车至从南京到江陵龙山，宴集赏景后再于当晚返回南京。但问题是，“在朝”之“朝”究竟是否指南京朝廷呢？

将《孟府君传》所说的“在朝”理解为在南京的朝廷，其实是不了解古代君王处理政务处称为“朝”，而地方高级官吏处理政务的地方也可称“朝”。《资治通鉴‧宋武帝大明元年》胡三省注：“晋宋之间，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为宋王，齐高帝为齐王，时曰霸朝。”晋宋时期，“朝”是通指一切官僚处理政务之所，只是根据官僚的不同级别，而有“郡朝”“府朝”“藩朝”之分。《文选‧潘岳〈河阳县作〉诗之一》：“微身轻蝉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贤路，再升上宰朝。”李善注：“上宰朝，谓司空太尉府。”这说明，古代司空、太尉的官府可以称“朝”。对此，我们在《孟府君传》一文也可找到内证。《孟府君传》记豫章太守褚褒离开治所豫章去拜见庾亮时写到“出朝宗亮”，这里的“朝”就是指豫章太守的“府朝”。由此可见，孟嘉“在朝颓然”之“朝”并不能确认就是当时南京朝廷。如果此“朝”指的是桓温在荆州的“府朝”，那么对于文意的疏通更为有利。桓温府朝在江陵城，江陵城距江陵龙山仅十余里，从江陵城驾车前往龙山宴饮后，“造夕乃归”，返回城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相反，如果“朝”是指南京的话，从南京到当涂，以今天的高速公路里程计算，两地尚相距80多公里，而魏晋时交通不畅，两地相距里程肯定比今日的里程远得多，而当时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马车，要想从南京驾马车前往当涂龙山宴饮，“造夕乃归”，到傍晚时再返回南京，在这时的条件下是做不到的。

孟嘉“在朝”非指在南京朝廷，而是指在桓温“府朝”，还可以从孟嘉的官职变化中找到证据。《晋书·孟嘉传》记孟嘉“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后，接着叙述龙山佳会、孟嘉落帽事，再接下记“转从事中郎，迁长史”。这说明孟嘉出任从事中郎和长史都是在桓温幕府。自汉朝始，三公和大将军可以“开府”，即建立府署并自选僚属，魏、晋沿袭汉朝开府政策，并进一步放宽开府资格，诸州刺史兼管军事带将军衔者即可开府。从事中郎与长史均为开府官职，即将军与刺史幕府官员。《晋书·职官志》：“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增参军为六人 ，长史、司 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祭酒、掾属、舍人如常加兵公制。” 孟嘉所任“从事中郎”“长史”正是征西大将军桓温将军府的“府朝”官职。

另据《孟府君传》记：“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 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这里清楚地载明，孟嘉虽曾入京师（南京），被授“尚书删定郎”一职，而孟嘉“不拜”，并没有接受任命。孟嘉离开京师后，“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也就是回到了江陵桓温幕府，先后做了桓温幕府中的“从事中郎”和“长史”。

综上所述，从《孟府君传》记载来看，孟嘉任“从事中郎”与“长史”是在江陵的桓温幕府，而“在朝”指的是在江陵桓温幕府的“府朝”，那么孟嘉“超然命驾，径之龙山”，也固当是在江陵龙山了，由此可以说明，孟嘉落帽之龙山在江陵而非当涂。

三、从唐诗记载看龙山所在

唐宋时期，龙山落帽台一直是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一时期的不少文人墨客都曾去龙山落帽台赏游，并作诗以记其事。从《全唐诗》中，可以找到不少登临龙山落帽台的纪事诗，其中有张说、张九龄、元稹、李群玉、杨衡等人的诗作。通过分析他们的诗作，可以确定龙山落帽台在湖北江陵。

张说的《游龙山静胜寺》一诗，是龙山在江陵的一个重要证据。张说是初唐名相，唐开元六年（718年）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出镇江陵。《游龙山静胜寺》诗中有“南识桓公台”一句，“桓公台”即指桓温举行宴会的落帽台，说明此诗是作者游览龙山时所作。《游龙山静胜寺》诗中首两句是“每上襄阳楼，遥望龙山树”，诗中说站在襄阳楼上，可以看见龙山上的树。那么诗中所说的襄阳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在唐代另一位诗人元稹的诗中找到答案。

元和五年(810年)四月，元稹因得罪宦官被贬江陵，出任江陵士曹参军。在江陵期间，元稹作有《过襄阳楼呈上府主严司空》一诗，自注云：“楼在江陵节度使宅北隅”。 诗题中所说的“严司空”是指严绶。《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六年记：“三月乙未朔……丁未（十三日）以检校右仆射严绶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严绶于元和六年(811年)三月出为荆南节度使兼江陵尹，三年后，又加授检校司空等职。《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九年记：“九月甲戌朔……丙戌（十三日）……以荆南节度使严绶检校司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 因此在唐代诗文中提到严绶时，经常称其为“江陵严司空”、“荆南严司空”，如武元衡有诗题为《酬严司空荆南见寄》、刘禹锡有诗题为《江陵严司空见示与成都武相公唱和，因命同作》，柳宗元有《上江陵严司空所著文启》等。严绶到江陵后十分器重元稹，曾给予元稹生活上极大的帮助，如帮助他修缮住宅，在元稹患病时给予经济资助等。据元稹《过襄阳楼呈上府主严司空》诗自注，“襄阳楼”位于严绶在江陵城中府第的北面。了解这一点后，我们再来看张说《游龙山静胜寺》诗中“每上襄阳楼，遥望龙山树”两句，原来是说，站在江陵城内的襄阳楼上，远远可以看到城外龙山上的树木。再联系张说诗中所说的“桓公台”，自然很容易得出孟嘉落帽之龙山在江陵的结论。

张说曾游览过的龙山静胜寺，元稹在江陵为官期间曾向严绶请假，专程去游览过，并作《早春登龙山静胜寺》诗一首。元稹在江陵期间写的另一首诗《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中有“登楼王粲望，落帽孟嘉情”两句，元稹自注云：“龙山落帽台去府城二十里”，则直接说明孟嘉落帽之龙山就在江陵府城外。元稹在江陵期间还作有一首《奉和严司空（重阳日同崔常侍崔郎及诸公登龙山落帽台佳宴）》，从诗题附注文字中可知，元稹还曾和“严司空”严绶等人一同前往龙山落帽台宴饮，仿效当年桓温、孟嘉龙山唱和行事。从元稹在江陵为官期间的诗作，可以看出元稹是相信孟嘉落帽之龙山在江陵的。

唐代名相张九龄晚年曾被贬荆州，出任荆州长史。因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后人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遂将荆州城南门城楼命名为“曲江楼”。张九龄在江陵期间，曾作《九月九日登龙山》一诗，诗中有“桓公旧台上”一句，同样是写桓温宴集以及孟嘉落帽事。诗中具体写到龙山的地理位置：“东弥夏首阔，西拒荆门壮”。“夏首”是古夏水在今荆州市沙市区入长江之口，在江陵古城以东，也在江陵龙山以东。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国郢都纪南城陷落。屈原《哀郢》一诗中曾写自己被迫离开郢都时的情景：“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屈原诗中的“夏首”与张九龄诗中的“夏首”是同一地方，都是指古夏水在江陵城东流入长江之处。张九龄诗中的“荆门”，是指荆门山，位于长江三峡的东口，在今宜昌市猇亭区。北魏郦道远《水经注·江水》（卷三十四）中说：“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暗彻南山，有门象；虎牙在北，石壁色红，间有白文，类牙形，并以物象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荆门山在江陵城以西，也在龙山以西。“东弥夏首阔，西拒荆门壮”，是说站在龙山之上，东望是是夏首，西望是荆门山。从地理位置看，张九龄诗中所说的有“桓公旧台”的龙山在夏首以东、荆门山以西，与江陵龙山的地理位置完全吻合。

晚唐诗人李群玉一生穷愁落魄，怀才不遇，曾游历荆州，作《重阳日上渚宫杨尚书》一诗。诗题中的“渚宫”是指江陵。江陵城所在的地方最早为春秋时楚成王所修离宫——“渚宫”的所在地，因此唐宋诗词中多以“渚宫”指代江陵。诗题中的“杨尚书”是指唐代工部尚书、荆南节度使杨汉公。杨公汉在江陵节度期间因贪脏而被贬职，事见唐裴庭裕《东观奏记》。从诗题可以看出，李群玉所作的《重阳日上渚宫杨尚书》一诗，是他在江陵游历期间所作。诗中写道：“落帽台边菊半黄，行人惆怅对重阳。荆州一见桓宣武，为趁悲秋入帝乡。”首句“落帽台”指孟嘉落帽事，“荆州一见桓宣武”指孟嘉在荆州见到桓宣武（桓温的谥号）。由此可见，李群玉认为，孟嘉落帽是孟嘉是在江陵（荆州）为桓温参军时发生的事，孟嘉落帽之龙山在江陵。

提到龙山在江陵的唐诗，还有杨衡的《九日陪樊尚书龙山宴集》。诗题中的“樊尚书”指唐将领樊泽。樊泽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出任荆南节度使，驻节江陵。诗中首句有“孟嘉从宴地”一句，写诗人与樊尚书樊泽宴会的龙山即是当年孟嘉落帽台。杨衡曾在江陵驻留，有诗《江陵送客归河北》为证。

以上所列举的唐诗，均为唐代著名政治家、诗人所作，他们诗中或直接说明孟嘉落帽之龙山在江陵，或间接透露相关信息，可以反映出唐人对龙山地理位置的一般看法。

四、从宋明文献记载看龙山所在

唐代有关龙山在江陵的证据主要是在唐诗中。如果说由于律诗对语言的要求很高，与历史性的描述还有一定的距离的话，那么唐以后，关于龙山的描述就更为直接与明晰。

宋代文莹《湘山野录》卷下记：“景终于一散官，寿不五十。陈康肃尧咨知荆南，怜其道穷，为葬于龙山落帽台，碑以表其墓焉。庐在荆江之沲阴，枯桑废田，子孙凋零，尽为渔樵佣估。”“景”即张景，宋代江陵府公安县人，家在“荆江之沲阴”。张景因与荆南知府陈尧咨友善，曾被推荐出任楚州宝应县主簿、大理评事等职。陈尧咨出任江陵知府时，张景在江陵去世。张景的丧事在陈尧咨的主持下“葬于龙山落帽台，碑以表其墓焉”。这则材料直接说明了龙山落帽台就在江陵。

宋范成大著《吴船录》记载作者自四川制置使召还，由成都起程取水路东下抵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所见所闻。《吴船录》卷下记：“辛未，泊沙头，道大堤，入城谒诸官。”沙头即今荆州市沙市区，与江陵城毗邻，在唐宋时期是重要的港口。范成大由沙市下船后入江陵城，拜访在江陵出任知府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辛弃疾带领范成大浏览了江陵名胜渚宫、绛帐台、章华台等地，随后，范成大向辛弃疾询问了龙山落帽台。辛弃疾回答说：“在城北三十里，一小丘耳。” 江陵的龙山并不高大，只是一座小丘，至今亦然。

明代以后，关于孟嘉落帽之龙山在江陵的直接记载更多。明代王圻和他的儿子王思义撰写有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据该书记：“龙山在荆州府城西北一十五里，晋桓温九月九日同参军孟嘉登此山，风落嘉帽，今有落帽台。” 明陆应阳撰有《广舆记》，该书记载：“荆州府龙山在府城西北，桓温九日宴此。风吹孟嘉帽，嘉不觉。温令孙盛作文嘲之，嘉应声而答四坐叹赏。” 明雷思霈撰《荆州方舆书》，该书记载：“纪山之东南二十里曰龙山，山蜿蜒犹游龙。高岭二道，西北而来，其支为白马山，为蛇山，为鸡山，为摩旗冢，为龟冢，东至于大晖山，又东尽于落帽台。晋桓温参军孟嘉九日登龙山落帽处也，台畔有龙王宫，总之皆龙山也。”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也记载：“龙山，在城西北十五里。桓温九日登高，孟嘉落帽处也。”这些文献都直接记载孟嘉落帽之龙山在江陵。

综上所述，孟嘉落帽之龙山不在安徽当涂，而在湖北江陵。江陵龙山落帽台位于江陵古城西北龙山（也称“八岭山”）南端的一处山岗上。据考古工作人员称，山岗的顶部有一座古墓，应该是先秦时期的楚墓。这座位于山岗的楚墓也就是所谓的“落帽台”。“落帽台”是这一地区的制高点，站在“落帽台”台上极目远眺，一面是连绵起伏的八岭山，一面是一马平川的农田以及泛着粼粼波光湖水，是登高赏景的极佳之处。正因为如此，自东晋开始至唐宋时期，几乎到荆州来的文人墨客、谪官过客，都要登临其上，吟诗作赋，使得“落帽台”一时声名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