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研究网上发表了周波先生《〈二年律令〉释文与注释商榷》一文，文中第一则是对简 52 “入门卫木久”中“久”字释义的商榷，并引《睡虎地秦墓竹简》为证，说明原注释的“记”不正确，当更正为“久书”，而“‘久书''的性质与‘符券''等相近”。本人以为，周波先生的意见也需要讨论。在讨论之前，我们将《二年律令》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关的文字对照于下：
《睡》：亡久书、符券、公玺、衡羸（累），已坐以论，后自得所亡，论当除不当？不当。
《二》：亡印，罚金四两，而布告县官，毋听亡印。
亡书，符券，入门卫木久，塞门、城门之鑰，罚金各二两。
《睡》“亡”之后所带宾语依次为：久书、符券、公玺、衡羸（累）。《二》分为两条，“亡”之后所带宾语依次为：印，书，符券，入门卫木久，塞门、城门之鑰。具有对应关系的是：
《二》的“符券” // 《睡》的“符券”；
《二》的“印” // 《睡》的“公玺”；
《二》的“塞门、城门之鑰” // 《睡》的“衡羸（累）”； （ 两者是替换关系。）
《二》的“书”、“入门卫木久” // 《睡》的“久书”；
在《二》中，“书”与“入门卫木久”是作为两个事物来表述的，中间还隔着“符券”，而《睡》的“久书”按照原标点却似乎是一个事物。传世文献未见“久书”之语，不得已，《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注释者只好辗转为训：“久，读为记，《汉书·张敞传》注：‘记，书也，若今之州县为符教也。''记书即地方政府对下级指示的文书。”在后面的译文中，“亡久书”，被翻译成“丢失了记书”。表面看来，《睡》的整理者似乎能将标点、注释、翻译统一起来，自圆其说，其实只不过是在缺乏资料情况下的勉为其难。将《二》和《睡》的文字比较，《二》的文字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睡》的疑难之处。
第一，《二》中“书”与“入门卫木久”是分别表述，且“书”在前，可以证明《睡》的“久书”不是一个事物，应当参照《二》在“久”与“书”中间点断。
第二，《睡》的“久”与《二》的“入门卫木久”应当是一个事物。在表述上，《二》用的是全称，《睡》是简称，更口语化。
第三，根据“入门卫木久”，基本可以判断这一事物的性质、用处以及特征。我对“入门卫木久”的理解是：出入宫禁、标志身份的凭证。应当是木制的，用烙铁烙过火记的。
《二》和《睡》中的“久”，不少用于“灸灼”义，当是“灸”之初文。《汉语大字典》“久”字条引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古人治病，燃艾灼体谓之灸。久即灸之初字也。字形从卧人，人病则卧床也。末画象以物灼体之形。”秦汉简牍医书中的针灸义多用“久”字，而少用“灸”字。灸灼之痕经久难灭，故引申出记号、长久等义。
秦汉时盛行 “久刻职（识）物” 。秦《效律》规定：“公器不久刻者，官啬夫赀一盾。”《秦律十八种》也规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漆书之。其叚（假）百姓甲兵，必书其久，受之以久。入叚（假）而毋（无）久及非其官之久也，皆没入公，以赍律责之。”这四处与“刻”字对举的“久”，都是用烙铁做记号。据此，则秦时为公器做记号，有三种方式：一为“刻”，是在金属器物上做记号；二为“久”，多在木器以及活体动物上，用烙铁烙火印；三为以“丹”或“漆”书之，用于不适宜“久”或“刻”方式做记号的器物。上引《秦律十八种》的后四处“久”，就是记号的意思，包括了上述三种方式的记号。秦律中还有关于公器借出时对“久”的登记、归还时对“久”的查验以及“久”将“靡”灭前“谒更其久”的一整套规定。用“久”的方式在出入宫禁、标志身份的木牌上做记号，应是很自然的事。
二 至于为活体动物做记号，主要是在牛马身上。《二年律令·津关令》中就有所谓“久久马”之说，整理者注释为“久，记，指马身上的火印。”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马身上加的火印，即所谓“马职（识）物”，出入津关要予以登记查验，是否符合马之“传籍”。至于牛马“职（识）物”究竟加在牛马的什么部位，史无明载，但是秦《效律》中有三条文字似乎与此有关。《效律》云：
器职（识）耳不当籍者，大者赀官啬夫一盾；小者除。
马牛误职（识）耳，及物之不能相易者，赀官啬夫一盾。
殳、戟、弩，漆丹相易也，勿以为赢、不备，以职（识）耳不当之律论之。
《睡》的整理者在前一条“耳”字后注释为：“耳，疑读为佴，《广雅·释诂三》：‘次也。''识佴当即标记次第。”
在第二条“马牛误职（识）耳”下注释云：“古时牛马常用烙印之类加以标记。”并引《居延汉简甲编》二 O 七一：“牛一，黑牡，左斩，齿三岁，久在右。”
细读居延汉简的所谓“左斩”，因为对象是“牛”，故不可能是秦汉律中的所谓“斩左止”之义，将秦简的“马牛误职（识）耳”以及汉简的“左斩”、“久在右”联系起来考虑，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左斩”，即左耳残缺；“久在右”，即烙印烙在牛的右耳上。“马牛误职（识）耳”的“耳”，当读如字。同样道理，“器职（识）耳”之“耳”，亦当读如字，不应当看作“佴”的通假字，而解释为“次”。“识耳”也就不能解释为“标记次第”或“标记编号”，而只是在特殊部位施加标记而已。秦简后文“以职（识）耳不当之律论”中的“耳”，也当如是读。当然，给牛马做标记是将烙印加在“耳”上，“器职（识）耳”之“耳”并非实指“耳”，而是后文所说的“物之不能相易者”，亦即器物上不可替换的特殊部位，这是牛马之耳的引申说法。在器物不可替换的部位加上标记，就是所谓的“器职（识）耳”。
至于“职（识）耳”的内容究竟是否为“编号”或“次第”，前引《秦律十八种·工律》部分文字可以参照：
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漆书之。其叚（假）百姓甲兵，必书其久，受之以久。入叚（假）而毋（无）久及非其官之久也，皆没入公，以賷律责之。
看来，“久刻职（识）物”所“刻”、“久”以及“丹若漆书之”的只是所属“官名”而已，查验的也只是是否有“久”或为“其官之久”，并无久刻编号次第之说。从出土实物来看，秦及战国时的兵器刻辞也无久刻编号次第之例。
三 秦朝关于“久刻职（识）物”有一系列严格的处罚规定，包括对“公器不久刻者”、“器职（识）耳不当籍者”、“马牛误职（识）耳及物之不能相易者”以及“殳、戟、弩，漆丹相易也”数种情况的处罚。如此明确的规定，想必有专门司职人员负责。《秦律杂抄》的一条文字，可能涉及到这种专门司职人员：
工择榦，榦可用而久以为不可用，赀二甲。·工久榦曰不可用，负久者，久者谒用之，而赀工曰不可者二甲。
整理者在“负久者”下注释曰：“负，亏欠。久，此处指装设夯墙用的模板，与上面两个‘久''字读为‘记''不同。《考工记·庐人》：‘灸诸墙以眡其桡之均也。''《说文》引作‘久''，《考工记》注：‘犹柱也。''意即支拄，所以夯墙时用木榦支拄模板也叫做‘久''。”
其后的译文是：“工匠选择夯墙用的立木，立木本可使用而标上不可使用的记号，罚二甲。工匠在立木上标记认为不可使用，以致不敷装设者的需要，装设者经过报请仍使用了，应罚认为不可使用的工匠二甲。”
按照注释和译文，工匠只要是标上了不可使用的记号，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要被罚二甲。反之，若要逃避处罚，只管标上可用的记号，即可免责。这样的法规合情理吗？问题出在哪儿呢？本人以为，仍然是在几个“久”字的理解上。
“久”字在各种辞书以及传世文献中均不见有“装设夯墙用的模板”之意或近似意思，在笔者仅知的有限的出土简牍中也未见有类似语例。将“久者”翻译为“装设者”依据不足。整理者将“久者”理解为装设模板的人，可能是因为文中出现“榦”字和误读《考工记·庐人》的一段文字推测而来。
《说文》对“榦”的解释是“筑墙耑木”。“耑”，后写作“端”，“耑木”即筑墙时置于一堵墙两端的立木，作用是挡住土不让从两端溢出，并非如整理者所说的“夯墙时用木榦支拄模板”。
《考工记·庐人》：“灸诸墙以眡其桡之均也。”《说文》所引确为“久”，《考工记》注也确为“犹柱也”，问题是无论“庐人”还是“灸诸墙”均与筑墙、装设模板一点关系也没有。《考工记·庐人》开篇即云：“庐人为庐器。戈柲六尺又六寸，殳长寻有四尺”云云，其后文又言“句兵”、“刺兵”、“殳”的制作，显然庐人的职责是制作长柄兵器。将整理者所引连同上下文字一并抄出，可以看的更清楚。《考工记·庐人》：
凡试庐事，置而摇之，以眡其蜎也；灸诸墙，以眡其桡之均也；横而摇之，以眡其劲也。
检验庐人制作的兵器质量，三种方法。《考工记》疏解释此段文字说：“此经有三事：置而摇之，谓树之于地上，以手摇之，以眡其蜎蜎然均否；灸诸墙，谓柱之两墙，观其体之强劲均否；横而摇之，谓横置于膝上，以一手执一头摇之，以眡其坚劲以否也。”哪里有“夯墙时用木榦支拄模板也叫做‘久''的”意思呢？《睡》的整理者显然误读了“灸诸墙”句。所引《考工记》的书证并不适宜用来解释“久”以及“久者”之义。
笔者不揣冒昧，试图重新解释《秦律杂抄》的这段文字：
工择榦 [1] ，榦可用而久以为不可用 [2] ，赀二甲。·工久榦曰不可用 [3] ，负久者 [4] ，久者谒用之，而赀工曰不可者二甲。
注释：
[1] 榦，《说文》：“筑墙耑木。”即夯筑土墙时置于一堵墙两端的立木。
[2] 久，久者，专门负责给公家器物作标记的人。
[3] 久，记，做记号。
[4] 负，赔，赔补。这里用作使动。
译文：工匠选择夯墙用的立木，立木本可使用而标记者认为不可使用，罚标记者二甲。工匠在立木上作记号认为不可使用，让标记者赔补，标记者报请后仍使用了，罚认为不可使用的工匠二甲。
从《睡》一系列有关“久刻职（识）物”的法令看来，久者的主要职责是给公家器物作标记，此外，可能还包括为公物登记造册、器物的报废核销等管理职责。“工择榦”条显示的工与久者的互相制约关系，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可利用的材料，避免轻易报废核销，造成浪费。这种管理思想在现在看来，也有可取之处。
（作者系长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