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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辨骚》平议

作者:黄灵庚 叶玉琼

  黄灵庚  叶玉琼

 

    [提要]本文以为刘勰《辨骚》的学术基础是两汉的《楚辞》学,汉人对屈原及《楚辞》的评价虽然有褒、贬两端,而皆以儒家经义之旨为准绳,往往失之于偏颇;刘勰始从经学中挣脱出来,多着眼于文学加以评骘,是其进步之处。而《辨骚》列举十一篇《楚辞》作品之名,对于考辨六时期《楚辞章句》十一卷本,极有文献价值。

    [关键词] 楚辞经义 文学 文献

 

    刘勰《辨骚》列于《文心雕龙》第五篇,专以论述、评骘屈原及《楚辞》文学的产生、特征、成就及影响,是六朝时期专门研讨《楚辞》文学的重要文论之一,不论从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上观照,还是涉及《楚辞》文献考订,均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辨骚》首先着眼于从诗歌发展史上考察问题,标定《离骚》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确切位置。刘勰指出,屈原《离骚》等“奇文”的“郁起”,是继《诗经》以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标记”。“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离骚》是上承《诗》三百篇的传统,下开汉代辞赋的先声,成为中国诗学史上能与《诗经》相比侔的两大源头之一。再以后,所谓“诗变为骚,骚变为赋”(1)或者“诗变而为骚,骚变而为辞”(2)等说法皆因此而来。至唐代,始以“《诗》、《骚》”并重,将《离骚》视为和《诗经》对峙的两座高峰、两大源头或两大文学传统,成为中国诗学理论的一个特定意义的名称,实际上也是祖述了刘勰的《辨骚》。

《辨骚》的诗学意义具体表现,概括起来是一句话:刘勰承认屈原《离骚》等作品是有别于《诗经》、具有独创性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正确解读《离骚》,需要从比附儒家经义中解脱出来。本文就此问题及《辨骚》对于考订《楚辞》版本流传的文献价值略作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依经求义:汉代楚辞学本之于儒家经学

 

刘勰对于屈原和《楚辞》研究,是基于汉代的《楚辞》学,故必须先对汉代《楚辞》学略作一番鸟瞰式的巡视。

刘勰注意到,汉代对屈原及《离骚》等作品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一则是褒,一则是贬。褒者见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贬者是以班固为代表,以为屈原“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

刘安《离骚传》在南朝时盖已散佚,《史记·屈原列传》有一大段评述《离骚》的话,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禹,(3)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4)近代有学者说,这段话本出刘安《离骚传》,史迁为屈原作传而采用刘安《离骚传》。(5)这当是可信的。《离骚传》原是评述性的文字,直接表达刘安对屈原和《离骚》评论性的意见。班固曾作《离骚经章句》,亦已亡佚。今仅存其《离骚章句序》,(6)刘勰所言,即概叙其序之意而为之。为何一褒一贬,是如此截然相反?

对于刘安之“褒”,刘勰似已察觉到是“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汉武帝放弃汉初以黄老学治政的传统,改以崇尚儒教,刘安则投其所好,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云,是攀引儒家经义来比附《离骚》,意谓《离骚》也宗于儒,且极意推崇之,比之于“日月争光”。观刘安其人,原是崇尚黄老之学的,据《淮南鸿烈》,能与“日月同光”者,大概祇有是老子所说的虚无飘渺的“道”或得道之圣人、君子,(7)像屈原这样走极端的人,恐怕是够不上“与日月争光”的。刘安之“褒”,无疑是投汉武帝之好、带有谀君意味。其论未能公允。班固据儒家经义衡量《离骚》之文,见颇多不合,以为刘安之说“似过其真”。《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屈原不容于世乃至沉湘而死,就算不上称“明哲”,更有违于夫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孫”(8)或“邦有道則仕,邦无道則可卷而怀之”(9)的遗训。班固从儒学要旨层面上作出鉴定,《离骚》和孔儒之学绝非一路,屈原更非儒者所称道的“修身以安人”的君子,其所行之“道”固不足称。班固肯定“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10)即是说,屈原充其量祇是一位善于为辞赋的文士而已。

但是,与班固几乎同时的王逸则是汉代“褒”派的中坚人物,他没有“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那样的政治背景,也是依据儒家经典以审视屈原和《离骚》等作品的。而结果完全不同。王逸以为“屈原履忠被谗,忧悲愁思,独依詩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納,不胜愤懣,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髙其行义瑋其文采,以相教传”云,驳斥班固“非法度之正、经义所载”而列举《离骚》符合经义的反证,曰:

 

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於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离骚》之文,依讬五经以立义焉。‘帝髙阳之苗裔’,则《詩》‘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紉秋兰以为佩’,則‘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則《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乗鹥’,則《易》‘时乗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則《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則《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孔丘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則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岁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刋滅’者矣。(11

 

其言之凿凿,确切无疑,似更有意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名儒贤达的行列。

总之,在以儒学经义为正统的两汉时代,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皆本之于儒家经义。凡与经义合者则褒扬之,与经义不合者则贬斥之。然而对于屈原与《离骚》,褒者“举以方经”,贬者“谓不合传”,均执经、传之义作为评骘的绳墨,何以会出现如此相反结果?究孰是孰非?何去何从?

这正是刘勰《辨骚》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二、自铸伟辞:楚辞学由汉代经学转向文学

 

刘勰以为评骘屈原与《离骚》等诗作,不可悉以儒家经传之义强求之。汉人拘泥于经传,则未免膠柱鼓瑟,圆凿方枘。“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不精,玩而未覈者”。

毋庸置疑,《离骚》确有合符于经、传之处,且相互可以得到印证,诚如刘勰《辨骚》所言,“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禹(12)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淹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於《风》、《雅》者也”。但是,这“四事”毕竟仅仅是《离骚》等作品一个方面,而非其全部。刘安、王逸以此断言“皆合经术”、“依经立义”而揄扬之不置,处处以经义释解《楚辞》,则失之于牵合、偏颇。道理很简单,《离骚》等作品更有与儒家经传不相符合者:“讬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毙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然而这“四事”也毕竟仅仅是《离骚》等作品一个方面,而非其全部。班固以此断定“非经义所载”、“未得其正”而贬斥之,则也是失之于偏颇。

屈原究为何人?或许这个问题太复杂,刘勰存而未论。至于《楚辞》为何物?《辨骚》从“词赋”这种新出的文体入手,乃折衷汉人持两端之偏,而作若此断语:“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案:若要准确理解刘勰这段话的本意,则有几个词语需要训释明白。“论其典诰则如彼”,典诰,儒家经典之泛称。此指同于《风》、《雅》四事;“语其夸诞则如此”,夸诞,即《楚辞》里涉及“谲怪”、“诡异”、“狷狭”、“荒淫”等内容,指异乎经典四事。“风雅”、“夸诞”,互为对立,即同下“三代”、“战国”之对立,三代,指三代时期的典诰。战国,似指《战国策》之类的文体。策士游说诸侯,素以“谲怪”、“诡异”、“狷狭”、“荒淫”著称,故比之于《楚辞》的“夸诞”作风。其实也是如此,《招魂》铺张上下四方之害、反归故居而得“宫室”、“饮食”、“女乐”、“游猎”种种之美,颇类策士摇舌鼓唇、投人所好,极尽夸诞之能事。所谓“博徒”者,即指战国时充当诸侯门客的策士。《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史记·袁盎列传》:“安陵富人有谓盎曰:吾闻剧孟博徒。”《集解》:“如淳曰:‘博荡之徒,或曰博戏之徒。’”即是说,能为《楚辞》者,虽非出于纯粹之儒,乃略通《雅》《颂》之策士,而其不愧为词赋之精英。刘勰意将撇开汉代经义的纠緾,其侧重点是,强调且充分肯定其为“词赋之英杰”,因而对《楚辞》这种“异乎经典”的新文体的出现作出高度评价:“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旨,亦自铸伟辞。”

刘勰所谓“骨鲠所树,肌肤所附”,概括了《楚辞》的“神”和“形” 两个方面,以为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或者从内质到外貌,尽管“取鎔经旨”,有表现儒家经义或者“合乎经典”的成分,更为重要的是“自铸伟辞”。就是说,《楚辞》之所以成为有别于《风》《雅》、新的文学形态,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可与《诗经》作表面化的类比,更不可简单地以经义去牵强比附。“自铸伟辞”,是刘勰特别强调《楚辞》所固有特征,前贤早就注意到了这点。刘熙载说:“或谓楚赋‘自铸伟辞’,其‘取镕经义’,疑不及汉。余谓楚取于经,深微周浃,无迹可寻,实乃较汉尤高。”(13)黄侃说:“二语最谛。异于经典者,固由自铸其词;同于《风》《雅》者,亦再经镕炼,非徒貌取而已。”(14)也是说,《楚辞》表面有虽“同于《风》《雅》之处,然经其鎔铸,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已不再是原来的《风》《雅》了。

至于《楚辞》“自铸伟辞”的具体表现,刘勰以为“《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案其所概括、凝炼的“朗丽”、“绮靡”、“瑰诡”、“耀艳”、“标放言之致”、“寄独往之才”等六大特征,确是前所未有的。王逸云:“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15)朗,指“其义皎而朗”;丽,谓“其辞温而雅”,即雅丽。说《离骚》、《九章》之义朗然分明,而文辞雅丽也。《文选·文赋》“诗缘情而绮靡”,李善注:“绮靡,精妙之言。”说《九歌》、《九辨》绮靡精妙,托意委婉,寄寓深沈,读之隽永无穷也。瑰诡,奇特之意,道人所未闻、未见之事。说《天问》、《远游》托仙人、道志怪,瑰诡而奇特也。耀艳者,張立齋云:“耀艳,文采外发也;深华,文采内蕴也。外发故曰耀,内蕴故曰深。”(16)杨用脩批云:“耀艳深华四字,尤尽二篇妙处,故重圈之。皮日休评《楚辞》幽秀古艳,亦与此相表里,予稍易之云:《招魂》耀艳而深华,《招隐》幽秀而古朗。”(17)二人深得其旨。“放言”者,谓《卜居》借问难于詹尹,畅放其所欲言,一吐为快,不受拘束也,则与《诗》之敦厚委婉者别。“独往”者,谓《渔父》藉与屈原问答之间,其独往独来,遁迹江湖,不受礼法绳墨所羁也。刘勰以为《楚辞》有此六端,皆为前所未见,“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则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不仅于此,刘勰看到,“自铸伟辞”的《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更是无法估量:“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这种影响更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因而《辨骚》总结说:“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其“菀”、“猎”、“衔”、“拾”四字充分表现《楚辞》文学对后世不同层次的文学创作多方面的影响。但是,刘勰评价《楚辞》的影响力似乎还有所保留,其中“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二句的用词区别,对于《雅》《颂》是“倚”,是说要倚重《雅》《颂》,倚重经义。而对于楚篇是“驭”,是说对于《楚辞》不可放纵,要像驭马一样揽辔控制。其于经典、楚辞之间就分出了轻重、主次。以为惟其如此,则“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所谓“真”、“实”,指经义之旨,是内在的“质”;而“奇”、“华”,指《楚辞》的文采,是外表的“文”。也就是说,《楚辞》只有依附于经义、即以经义为质才算是完美的。刘永济说过:“舍人论文,每反复于奇贞华实之间。奇华者,采之外彰者也。贞实者,道之内蕴者也。屈子‘取镕经旨’,故不失其贞,不坠其实。屈赋‘自铸伟词’,故可酌其奇,可玩其华。”(18)这大概表明刘勰由经学转向文学并不见彻底,其文学观点未退尽汉代以经学为主体思想的痕迹。

 

三、《辨骚》十一篇名:对于考证《楚辞》版本的文献价值

 

《楚辞》现存最早的传本是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皆为学人研究《楚辞》必读文献,是无法绕开的。《后汉书·文苑传·王逸传》云:“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书》(19)百二十三篇。”案王逸所著赋、诔、书、论、杂文以及《汉书》皆有篇数,唯独《楚辞章句》语焉不详,未著其篇数。这段文字是有问题的。好在今有六朝遗物《王逸集》的“象牙书韱”得以参证,这个疑案也由此可以破解。“象牙书韱”记载云:“初元中,王公逸为校书郞,著《楚辞章句》及诔、书、杂文二十一篇。”(20

这个“象牙书韱”是“魏晋或北朝遗物”,在范晔作《后汉书》之前。其文字在“隶楷之间”,相当古朴,内容真实可信。所谓“二十一篇”者,原来包括《楚辞章句》在内。这正是范氏《后汉书》记载疏误之所在。《隋书·经籍志》:“梁有王逸《正部论》八卷,后汉侍中王逸撰。亡。”又有“《王逸集》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有“《王逸集》二卷”。说明《王逸集》二卷本在五代之世犹存。《正部论》八卷本虽在隋、唐之世已佚,然至今尚有遗文残简。《艺文类聚》卷八三《宝玉部》上“玉”条引王逸《正部论》云:“或问玉符,曰:‘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纯漆。玉之符也。’”据此断定,《正部论》八卷(即八篇)属于“杂文”之类。《王逸集》二卷(即二篇)当是包括“诔”、“书”、“赋”、“论”等的王逸的诗文集。据《隋志》记录,在“二十一篇”中除去《正部论》八卷,再除去《王逸集》二卷,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

《隋书·经籍志》著录王逸《楚辞章句》既有“十一卷”本、又有“十二卷”本的两种本子,曰:“《楚辞》十二卷,并《目録》,后汉校书郎王逸注。梁有《楚辞》十一卷,宋 何偃删王逸注。亡。”清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五十七“王逸”条下谓“有《楚辞章句》十二卷”。盖据《隋志》。此“十二卷”本,包括《目录》一卷,实则同梁删注的《楚辞》十一卷本。这样,就与《王逸集》的“象牙书韱”所记载完全吻合。

王逸《楚辞章句》十一卷本,包含了哪些篇目?其篇次先后又是怎样的?《辩骚》则透露出一条很重要的信息:

 

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招魂》、《招隐》(21),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任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自《九怀》已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自《骚经》至《九怀》凡十一篇,当是刘勰当时所据《楚辞》本子的篇目,是考证《楚辞》版本流传十分重要的材料。惜学人多未曾关注,而轻轻放过了。“自《九怀》以下”云云,则指《七谏》、《九叹》、《哀时命》以下汉人的《楚辞》作品,不包括《九怀》一篇在内。那么,刘勰所依据的《楚辞》本,《九怀》一卷殿其后。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以《招魂》、《招隐》二篇同类并列,且《招魂》在《招隐士》之前,这与《楚辞释文目录》前十一卷的篇次稍有区别,这就是:《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招隐士》、《九怀》。说明《楚辞释文》虽为五代的王勉所作,而《楚辞释文》的篇次,基本上保留在南朝萧梁之前王逸《楚辞章句》旧貌,确实要比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的今本目录古奥。

《隋书·经籍志》说:“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隋志》这个说法,与汉代“屈原赋二十五篇”又不相同。如果据《楚辞释文目录》来观照,其实也不难理解。汉人尊《离骚》为“经”,居于篇首,故六朝以后凡屈原《离骚》以外之作,皆以《离骚》称之。如,宋晁补之作《重编楚辞》十六卷,“首篇曰《离骚经》,后篇皆曰《离骚》,余皆曰《楚辞》”。(22)《释文》目录,自《离骚》至《渔父》为八篇。《隋志》所谓“乃著《离骚》八篇”,正是指《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八篇。《九辩》本是宋玉之作,以其次于《离骚》之后。之所以如此,并非如汤炳正先生所说,为先秦时期为宋玉编纂的“屈、宋合集”(23),而是依据屈原作品的内证。《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二例《九辩》皆在《九歌》之前。所以,尽管《九辩》为宋玉所作,王逸还是据此排列,置《九辩》于《九歌》之前。近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得见王国维手校汲古阁《楚辞补注》本,发现王氏在《楚辞目录》下有批语说:“按《九辩》、《九歌》,皆古之遗声。《离骚》云:‘啓《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大荒西经》云:‘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故旧本《九辩》第二、《九歌》第三。后人以撰人时代次之乃退九辩于第八耳。”其说与吾若桴鼓相应。《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确是保留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正因为如此,六朝人遂目《九辩》以为屈原所作。《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引屈平曰:“国有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这二语明明是出于《九辩》的诗句,非屈子所作,而认定为“屈平曰”,就是一个显证。《隋志》“八篇”说,说明《九辩》一篇不次《渔父》之后,而在《离骚》之后、《九歌》之前,混杂在屈原作品之中。六朝时期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是十一卷本,其篇目排列的先后次第,除《招隐士》一篇外,与《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基本相同。

故《辨骚》所标示《楚辞》十一篇名称,对于研究六朝时期流传《楚辞》十一卷是很有帮助的,应该予以重视。

但是,笔者意犹未了,欲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探索下去。依据顾野王原本《玉篇》征引《楚辞》注,《七谏》以下五篇的《章句》在魏、晋六朝业已存在,与王逸《章句》十一卷基本一致,似乎出自一人之手,且冠以“王逸注”,为何未在《楚辞章句》十一卷内?二者到底属于什么关系?

原来,王逸所辑《楚辞》本原有十六卷(篇),(24)其所作《楚辞章句》祇有十一卷,依次为《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卜居》、《渔父》、《招魂》、《招隐士》、《九怀》。有可能王逸作《楚辞章句》未竟而卒,故存十一篇,而《七谏章句》以下五篇皆阙然未注,故六朝时期流传《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今本《七谏》以下五篇的注释,恐非出自王逸,大概为其子王延寿或王逸之后、东汉一无名氏所作,然仍托名为“校书郎中王逸作”。

这两种书在魏、晋六朝以前并行存在,各自独立,没有混合为一书。理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重点注释《离骚》。故《离骚章句》一篇最为详赅,始释字义,次释句意,终讲明章旨,是一篇标准的“章句”体。《九歌》、《天问》、《招魂》三篇内容比较庞杂,也以“章句”体注释其义。《九辩》、《九章》(《惜诵》一篇除外)、《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九怀》诸篇内容相对较为简单,皆用韵文形式释义,极少单独释字义。此为王逸所独创,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言简意赅,错落有致。皆非标准的“章句”体。颇为值得深味的是,《七谏》以下五篇,内容要比《九辩》、《九章》等更为单纯、明白,若为王逸所注,则必用韵文的形式。恰恰相反,自《七谏》以后,注文皆一律用“章句”体,注文的行文风格与前十一卷也略有差异,截然为两种不同的书。或许这种韵文式的“章句”,继作注释者并不擅长,或是作不好,或是作不出来。

特别是文字的注释,多与前十一卷出现毫无必要的重复。王逸《楚辞章句》十一卷注义虽然也有重复现象,但是,若所注词义相对比较重要,故才不厌其烦。如,以“灵”为例,《离骚》“字余曰灵均”,注云:“灵,神也。”又:“夫唯灵修之故也”,注云:“灵,神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谕君。”又:“欲少留此灵琐兮”,注云:“灵以喻君。一云:灵,神之所在也。”《离骚》三例“灵”字虽然在“神”这个意义上相同,但是第一例是用在屈原的名字上,第二例表示比喻君王,第三例表示神灵。意义各有所指,故王逸不嫌重复为注。而《七谏》五篇的注义重复,多不在此列。如,《离骚》“唯昭质其犹未亏”,注云:“昭,明也。”《大招》“白日昭只”,注云:“昭,明也。”《天问》“何冯弓挟矢”,王逸只在《章句》中以“挟箭矢”注明之,没有单独为“矢”字作注。《七谏·谬谏》“机蓬矢以射革”,注云:“矢,箭也。”《大招》“执弓挟矢”,注云:“矢,箭也。”这种重复注释就显得繁芜、臃肿,完全没有必要。如果出自一人之手,似乎没有这种可能。又如,《七谏·初放》:“平生于国兮,长于原。”注云:“平,屈原名也。高平曰原,垧外曰野。言屈原少生于楚国,与君同朝,长大见远弃于山野,伤有始而无终也。”《九叹·离世》:“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注云:“言己生有形兆,伯庸名我为正则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我曰灵均以法地也。”如果按前十一卷体例,必皆省略,但注:“皆解于《离骚经》。”决无作如此累赘的重复。这只能说明是出自另一人之手,才有可能造成这种不该重复出注而重复出注的情况。

表面上看,《七谏章句》五篇之所以作得似与《九怀章句》以前十一篇一样的整齐、划一,这当然是由于继承者体会得王逸《章句》的原意。但是,最终还是体例或行文风格、习惯方面反映出前后的差异,透漏出了前后注者在学术作风上有所区别的真相。如,《七谏初放》:“往者不可及兮,来者不可待。”注云:“谓圣明之王尧、舜、禹、汤、文、武也。欲须贤君,年齿已老,命不可待也。”以“往者”为“圣明之王尧、舜、禹、汤、文、武”六人。其实这样的诗句同样出现在前十一篇,《远游》:“往者弗及兮,来者吾弗闻。”注云:“三皇、五帝,不可逮也。后虽有圣,我身不见也。”则以“往者”为“三皇五帝”。前后差异如此之大,令人不可思议。“郁郁”一词,在《九怀》之前十一篇出现过四次:或解“忧满”,如《哀郢》“惨郁郁而不通兮”,注云:“中心忧满,虑闭塞也。”或解“烦寃”,如《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注云:“哀愤结縎,虑烦寃也。”《悲回风》“愁郁郁之无快兮”,注云:“中心烦寃,常怀忿也。”或解“愤懑”,如《九辩》“冯郁郁其何极”,注云:“愤懑盈胸,终年岁也。”《七谏》以下五篇出现过三次,一律解为“忧毒”、“愁毒”。如,《七谏·谬谏》“愁郁郁之焉极”,注云:“言忧毒之无穷。”《九叹·怨思》:“惟郁郁之忧毒兮,志坎壈而不违。”注云:“言己放逐,心中郁郁,忧而愁毒,虽坎壈不遇,志不离于忠信也。”《哀时命》:“心郁郁而无告兮,众孰可与深谋?”注云:“言己心中忧毒而无所告语,众皆谄谀,无可与议忠信也。”其义虽然相通,而解释用语出现差别。前后的行文遣词,各有风格、习惯,并不一致,说明这只能出自二人之手。

这两种书于何时始合为一种?《隋书·经籍志》云:“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幷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魏征说“今行于世”,“今”者,是指初唐,或许魏征已见到这样的本子,所以才说这样的话来。即是说,初唐时期,已将王逸《楚辞章句》十一卷与他人的续作《七谏》五篇《章句》合为一编,于是才开始有《楚辞章句》十六卷本。在此以前,绝无此本。故《隋志》“楚辞类”下未见著录王逸《楚辞章句》十六卷本,因为隋代未见此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始著录王逸《楚辞章句》十六卷,说明此书始于唐代。王逸《九思》一篇并未编入在内。五代时期王勉所作的《楚辞释文》,其目录最后一篇为《九思》。这也是关于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现存文献的最早记载。再以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宋史·艺文志》等所著录者皆为十七卷本,《九思》一篇殿其后。所以,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本大概出现在五代、北宋初期。及至北宋仁宗天圣时期,闽人陈说之将《楚辞章句》十七卷篇次,按照作者时代先后为次重新调整。(25)这便是现存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本的来历。

 

参考文献:

1)清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卷二《古逸诗》,文渊阁四库本。

2)见《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末引陈知柔语,文渊阁四库本。

3)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4)见《史记•屈原列传》,中华书局1995年第11版,第八册第2482页。

5)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6)见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修版订本,第49页。

7)《淮南子•俶真训》:“能游㝠㝠者,与日月同光。”高注:“光,明也。喻得道者能与日月并明也。”《本经训》:“法阴阳者,德与天地参,明与日月并。”又云:“君子诱然与日月争光天下弗能遏夺,故治国乐其所以存,亡国亦乐其所以亡也。”《泰族训》:“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与四時合信。”

8)见《论语•宪问》。

9)见《论语•卫灵公》。

10)见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修版订本,第50页。

11)王逸《离骚后叙》,见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修版订本,第49页。

12)詹鍈《义证》(见《文心雕龙义证》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校证》:‘“禹汤”原作“汤武”,今从唐写本及明翻宋本《楚辞》改。’黄注:‘《离骚》:“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范注:‘据《离骚》应作汤禹。’《校注》:‘按《楚辞•离骚》:“汤禹俨而祇敬兮”,又:“汤禹严而求合兮”,并作“汤禹”;《九章•怀沙》:“汤禹久远兮”,亦作“汤禹”。疑舍人此文,原从《离骚》作“汤禹”,传写者以为失叙,乃改为“汤武”耳。若本作“禹汤”,恐不致误也。’”庚案:范说是也。汤禹,骈词,其排列未必以时代先后为次,而以古四声为次,故平声“汤”在前,上声“禹”在后也。详参拙著《楚辞章句疏证》(第一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1页。

13)《刘熙载文集•艺概》,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14)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15)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见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修版订本,第3页。

16)见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引张立斋《文心雕龙考异》,第158页。

17)见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引杨用修《文心雕龙批》,第159页。

18)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页。

19)汉书,原讹作“汉诗”。张政烺氏据六朝遗物“象牙书韱”有“作《汉书》一百二十三篇”云云,谓“汉诗”卽“汉书”之讹。其说可信。見《〈王逸集〉牙韱考证》,《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1页。

20)同注(19)。

21)《招隐》,原作《大招》,据《楚辞章句》明正德黄省曾、高第刻本、明隆庆朱多煃刻本改。《楚辞释文目录》以《招隐士》为第九、《招魂》为第十,故刘勰《招魂》、《招隐》合而论之。说明刘勰所据《楚辞》目录的篇次,与《释文目录》同。后人据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的今本,易《招隐》为《大招》。讹也。

22)见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下册《读书附志》卷下《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07页。

23)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24)《楚辞》十六非刘向所集,实集于王逸。详参拙作《〈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辨》,载《复旦学报》08年第3期。

25)朱熹《楚辞辩证》,见《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作者通讯:浙江金华市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黄灵庚 叶玉琼

日期:2010-10-14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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