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楚设司败职掌刑狱，战国以后，司败改称廷理。

　　楚国最重要的根本大法是“国典”。《国语·楚语上》记：“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这就是所谓“国之典”。宪令是国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屈原被怀王委以重任，“造为宪令”。

　　楚人将各类法律条文编辑成书，命名为《鸡次之典》，吴人入郢，将楚国法律简策破坏殆尽，幸得蒙谷深入大宫，背负鸡次之典从水逃出。楚昭王复国后，蒙谷献出《鸡次之典》，使楚国在“五官失法”的情况下又回复到了百姓大治的局面。楚人有种类繁多的法律文书作为执法的依据。如楚文王时制定有《仆区之法》，这是一部关于惩治窝藏罪的刑律。《仆区之法》规定：“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楚庄王时，有关王宫禁卫的法规称为“茅门之法”， 茅门楚王宫宫门之一。《茅门之法》规定：“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雨留]者，廷理斩其辆，戮其御。”此外，还有入宅之法，即没收罪人的房屋等财产。如《战国策·楚策一》所记郢人请宅卜罪事，即属此例。相坐之法，即一人得罪，刑及妻、子等亲属。楚国有专门关于楚王遗体保护的法令，规定：“丽兵于王尸者罪”，以兵器伤楚王尸体者，诛杀无赦，且刑及三族。公元前３８１年楚悼王去世，因吴起变法而受损的楚国贵族乘机发难，在射杀吴起时兵器并中楚悼王尸体而犯下重罪，因此依法夷宗而死者，竟达７０余家。

　　楚国所使用的刑罚，计有灭族、烹、车裂（或称支解、辕、磔）、斩、宫、刖、劓、墨、笞、鞭、贯耳、梏、囚、放、没为官奴等。如此众多的酷刑，让当时人也为之惊叹。楚康王时，蔡大夫声子至楚，与令尹子木会谈，言及晋楚两国政事与人才优劣，声子指出：“楚多淫刑，故诸大夫获罪惧诛常逃死于四方，成为别国谋主，转而侵害楚国。”这也是楚国政治中之最大弊端之一。后代史家论及楚国政治都指出楚国刑罚苛严，不仅一般臣民动辄触禁受刑，甚至令尹等重臣，“少自愤事，旋即诛死”（《春秋大事表·楚令尹论》）。

　　灭族即一人有罪，尽诛亲族。春秋时，楚令尹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后，“尽灭其族”。又曾发生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其族”的事情”。

　　烹即将刑犯煮之于镬。《史记·伍子晋列传》有“烹石乞”的记载。这是一种酷刑，所见不多。

　　肢解之刑，是极刑之尤极者，通常为车裂，吴起变法打败后，有记载说吴起是车裂而死。肢解也称为“磔”刑，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荆南产金，凡私采者，“得而辄辜磔于市”

　　楚国已有完整的司法诉讼程序。司法部门受理案件后，要在规定的时期内审理案件。在此期限内，司法官员必须将所接受的告诉予以审理，否则就是渎职，告诉人于期内享有督促司法官员审理告诉的权力。司法官员如果审理不当或判决有误，被告人也可在此期间提出申诉。包山楚简的“受期”简，就是执法人员因渎职而受到控告的记录。

　　审理案件时，司法官员要“听狱”，即听取争讼双方的申述。包山楚简131、 136简记云：“执事人诅阴人宣相。苛冒、舒逊、舒腥、舒庆之狱于阴之正，思听之。”继而记述舒氏父于与宣、苛二人双方的言辞，为听狱的实录。

　　司法官员要听取能对案件提供证据的非当事证人的陈词。按楚法规定：“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弟不可证。”包山楚137号简记“执事人为之盟证、凡二百人十一人。”可见证人之多。

　　结案时，要按律定罪，即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案件作出合理的判决称为“断狱”。《周礼·地官·大司徒》：“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包山楚简131一139简记有舒庆杀人一案，因迟迟未断而惊动楚王，以至左尹以王命告汤公命“为之断”。

　　楚国有多种多样的律令，楚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一般能奉公守法，秉公执法，楚庄王、令尹于文、孙叔敖、石渚等是其佼佼者。

　　楚庄王时，太子违犯茅门之法，廷理依法处理，太子哭着要庄王诛廷理。庄王说：“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是真吾守法之臣也”。对廷理不仅不予加罪，反而益爵二级，太子则请罪认错。此事被传为美谈。

　　子文为令尹时，廷理因犯法者为子文族人而释之，子文指责廷理说：廷理之职为“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今弃法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身在“上位”的子文，为“士民”作出表率，受到了国人的爱戴。

　　《说苑·至公》记，虞丘子荐孙叔敖为令尹后，虞丘子家人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对楚王说：“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委，可谓公平。”孙叔敖和虞丘子都以国法为重，不徇私狂法，因而受到后人的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