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已呈“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优势的曹操举兵南下，趁荆州牧刘表新丧之机，打算乘胜荡平江东。这时，曹操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大地，军力强盛，兵多将广，足以睥睨天下。曹操执意进军，由此便将战火引向了此前曾相对安宁十数年的荆楚大地。

 

三道防线护卫的坚固陆上堡垒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以刘备为首领的这个政治军事集团，此前一直寄寓于刘表的羽翼之下，羽毛未丰，势力弱小。面对直趋而至的曹操大军，他听从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策划，与东吴国主孙权结盟，组成联军，利用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多项优势，以赤壁一战而大获全胜，将曹操势力逼回襄阳一线。

   战后，东吴主将周瑜于翌年（209年）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驻节江陵；刘备则在战争的进程中，以一战而跃居为地方实力派——他借助于刘表长子刘琦的影响力，用智谋获取了长沙、零陵与桂阳三郡。这样一来，战前的荆州八郡被割裂为三：曹操占领了襄阳郡与南阳郡，孙权据有江夏郡与南郡的一部分；而先前尚居无定所的刘备，还在与南郡隔江相望的公安扎下大本营，并以左将军的名义自领荆州牧（此间刘琦已病逝）。换句话说，他除了已经据有长沙、零陵与桂阳三郡之外，还与东吴周瑜分据南郡。

   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病逝于巴丘（今湖南岳阳），年仅36岁。国主孙权委派鲁肃前来接替其军务，主持东吴在南郡的军政指挥权。此间，刘备已委关羽为襄阳太守，自率一军，活跃于荆州、襄阳之间；同时，他又析南郡之地，另立宜都郡，委张飞为太守，再加上其本人便驻节于公安，由此令东吴在南郡的军队便完全孤悬于刘、关、张三支大军的包围之中了。

   接下来，刘备采用军事压迫与政治协商的双重手段，向孙权“借”得了荆州（俗语中之所谓“借荆州”，严格地说只是“借南郡” 、即今天的荆州城；此城因古代即是荆州、南郡与江陵县等三级行政区的治所所在地，故至少从南北朝时期盛弘之撰《荆州记》始，也就是一城二名）。荆州地跨长江中游地区，民殷国富，饶有军资，且居于都建康今南京上游，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故由刘备的“借荆州”之举，从此也埋下了孙、刘两家为其归属最终仍兵刃相见的极大隐患。

   建安十八年（213年），刘备率部队主力入蜀，向成都进军，后因诸葛亮也奔赴前线，以致造成荆州只留下关羽独率一军，“督荆州事”的直接结果。关羽不负重托，不仅掌管好了荆州所属南郡、长沙、零陵、武陵、桂阳与宜都等六郡之地的军政大权，同时也积极为入蜀的刘备主力军备办粮草、转输军资，充分保障了其攻取益州的后勤供应，为其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知道刘备已夺得益州，希望能索回荆州。几经周折，双方最终重新划分荆州属地：即由孙权分得江夏、长沙、桂阳等三郡之地，而南郡、零陵、武陵等三郡则仍归刘备。这次协议的达成，维护了孙、刘联盟，即被称之为“湘水盟约”。

    在长期的战争磨练中，关羽早就具备了统领一支部队独立作战的指挥能力。尤其是当他来到荆州后，完成了一次由陆地战将而成为水军将领的转变，在调度水军作战方面便已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所以为后来的北伐胜利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始终牢记与东吴方面就荆州归属问题而出现的争端，积极动员军士、夫役在西汉留下原有土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高、培厚这座古城的城墙，使之在战争的防御功能上愈显增强。

   随后，他在从公安到江陵的长江沿线地域，设置了多处“屯侯”(其功能如同专管放哨或侦察的“斥候”，其职司即为重在警戒，类似于后世的警备分队)，以增强对东吴方面的“预警”功能。

   另外，他再在荆州东南方向的古江津戍（即今荆州市沙市区），设立一座高大的烽火台，也就是俗称的所谓“烟堆”，以期使之成为荆州城最后的一道预警防线。

    关羽所主持建造与设立的这一整套防御设施，都无不说明他在防范东吴时的良苦用心。为了要将荆州城打造成为一座坚固的军事要塞，他以三道防线而对东吴方面实施防御的方略，确也无懈可击。以关羽的测算，荆州城距襄阳城的陆路距离，不过350华里，而当时轻骑兵一日一夜的行军速度，通常可达300里开外；假设当他在北伐之际荆州城一旦有警，他仅率领一支精兵回防驰援，估计顶多只需一天多的时间，即可将来犯敌军夹击于坚城之下。

   自建安十三年（208年）关羽进入荆州开始算起，他在这里一共生活和战斗了十年时间，而经过他的悉心增筑、改造，先前连长江对岸的“武陵蛮”一声鼓噪，便可令前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吓得落荒而逃（事发东汉延熹五年、即公元162年八月）的古土垣，已然成为了一座坚固的陆上堡垒。

 

关羽得胜之师于城下土崩瓦解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刘备自立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所谓“假节钺”，就是对本地的军政大事可自行处置。这年入秋之后，关羽终于获得北伐中原的大好良机。他毅然亲率大军，及时北上，攻取襄阳，制造了“水淹七军”的辉煌战果，并将樊城重重围困。曹操只好联络孙权，赶紧从关羽背后插上一刀，试图一举而致其于死地。

   孙权接到曹操书信，马上派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分别收拾掉荆州军的沿江屯候；然后，再以兵临城下之威，诱降了公安的傅士仁及南郡的糜芳。由此，关羽退路已绝，终令其北伐功亏一篑。

   据史籍记载：东吴主将吕蒙之所能以“白衣渡江”之计、不战而胜夺得荆州，全在于因势利导、计划周全而获取的成功。

   说来，在公元六世纪，即南北朝时期以前，荆州城的地形、地貌，非常独特。据北魏的学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那时长江在行经今枝江地界之后，即分叉为南北二江；北江为主泓，在绕过了枚回洲后，从西边绕过荆州城垣，在城外沿南垣东行，到城东门后东北行，直至郢城，然后划一过大孤线，东南行至江津口与南江汇合，并流东下。在荆州城的东南方向，有座面积较大的江津洲，洲头建有一处军事堡垒，依地名而被叫做“江津戍”。 江津戍驻屯着军队，以便管辖长江南北往来的重要津渡；在古代，这是还兼有检核、督察江南各郡、国向京师洛阳转运给朝廷进贡的各类珍宝、赋税、钱粮的行政职能，故这座城堡在东汉年间又被叫做“奉城”。

   当时，长江的南、北二江之间，沙洲密布。夏天时洪水暴涨，那些小沙洲尽没水中；冬天水位回落，这一片沙洲上则叉流密布，细流蜿曲。这个沙洲群上下沙洲延绵，全长七十余里。过了江津戍，长江的南北二江合而为一，江阔岸远，长江行进到了这里，才算有了中游地区最重要的一个渡口，其名“江津”，实缘于此。

   由于当年长江中游地区的各口岸城镇如安庆、九江、汉口、岳阳、石首等，均未发育成熟，故江津戍既是扼守大江南北过往交通咽喉要道的军事堡垒，又是军需民用的一个货物集散地。东吴主将吕蒙正是利用了过往商人在其军事要塞区内过往频繁的这个“软肋”，才一举完成了江津戍不攻自破的战斗。

   为此，在《三国志·吕蒙传》中，便将这场偷袭战写得尤为精彩：“(权)先遣蒙在前，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说到底，也就是江津戍这种双重职能的存在，给荆州防务造成了至命的“软肋”。 江津戍的丢失，是荆州城易帜的根本原因。一旦坚城易手，那么关羽的驰援回防，便变得全无意义了。

    这一现象，足以解释关羽为何亲率大军返攻荆州，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屯兵城下，陷身于踟躇徘徊，战又不战、和亦未和的局面之中，乃至令他的所部军兵遂渐部伍溃散，分崩析离，最终未经交手一仗，而不得不落下一个径自“引而退”悲惨下场的成因。

所以，正如离那个时代最近的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引述的那样：“羽北围曹仁，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而退。”如此说来，关羽这种最终陷于穷途末路，败走麦城，授首临沮，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他所增筑、加固的荆州城，其防卫功能之齐备，已到了“不可攻”的地步！

 

危城固守半年的水陆血火战场

    也正是在关羽蒙难的三年之后，即为三国时期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的九月，魏文帝曹丕见吴、蜀夷陵之战杀得焦头烂额，便打算趁孙、刘联盟破裂之机，御驾亲征，南下踏平东吴。

    曹魏的这次伐吴之战，可谓倾注全力，计有三路大军分头行动，西边一路为主攻方向。在这支兵马中，前敌总指挥是当朝新贵、曹丕的亲信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的夏侯尚。这时，荆州城的东吴守将朱然，也是一位骁将，他仅率五千羸卒，便牢牢地把守着这座单悬敌后的孤城，誓死不降。

    夏侯尚督率曹魏大军，将整座城池包围得水泄不通，军士们在城外垒起高高的土山，再用砍伐的大树架起敌楼，居高临下的朝城内射箭；同时还开凿地道，试图从地下穿过城墙，突破防线……战斗打得空前残酷、激烈。东吴方面的公安援军被曹魏击败，但荆州城仍在朱然手上。

     夏侯尚眼见得部队师老兵疲，已渐渐显露出了颓势，不由心急如焚。他打了这几个月的战，发现江津洲北缘江流，使荆州城南部城垣完全处于长江的保护之中；而在攻城时隔水作战，没办法展开兵力，故朱然只须派少数老弱残兵，监视住城垣下的动静，即可对南垣基本放心。再加上荆州城呈南北狭，东西长的固有态势，这样一来，守城的东吴军便省出了三分之二的防卫军力，集中全力把守荆州城的北部城垣。

    于是，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夏侯尚断然决定，抽出三万重兵，从占领下的江津洲上架设一道巨大的浮桥，使之作为水上通道，跟江北大营相连，进而采用以水陆并进、南北夹攻的战法，一举攻克荆州城。

    不料东吴方面也看出了曹魏大军跨江建桥、给荆州城防卫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孙权已调整了作战部署，打算只待长江春汛一到，便可马上发动反攻。于是，他便令大将潘璋从荆州上游的百里洲处多设水师，并准备了一批洒满火油的草船，当大水一至，即可顺水放舟，让那些火船顺江而下，烧毁曹魏军的浮桥。不期曹魏老谋深算的司徒董昭发现这一危局，他向曹丕紧急劝谏，指出夏侯尚抢搭浮桥的极端危险性；刚巧这时曹魏军中正爆发了“时疫”，曹丕见势不妙，不得不火速下令全军停止一切行动，班师北返中原。

   这场曹魏与东吴血腥开打、历时长达六个月的荆州攻防战，就此落下帷幕。这一仗，似乎证实了此城增筑、加固的主持人关羽那句“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的谶言，从另一个角度，倒又铸就了“铁打的荆州”之赫赫威名。

 

考古发掘证实的三国夯筑城基

   1997年9月至1998年3月，因荆州城南垣东端（望江楼西侧）段发生坍塌，省、市两级文物考古部门的专业人员配合城垣维修工程，对荆州古城墙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

   在横向开挖的一条长19．2米、宽5米、深9．5米的探沟中，考古人员发现，此段暴露在城垣外侧的砖垣建于明初；而探沟的内土垣自南而北有一处11．3米的地段，尚保存有宋代及明初的城垣残基。宋代土垣残高3．75米，而明代土垣则建于宋代土垣之上，残高4．5米；在宋至明初土垣与明初砖垣之间，还有宽0．6—0．8米、高7．3米的宋代碎砖垣等遗迹。

   另外，考古人员发现在探沟的中部，还保存有五代时期所建城垣的遗址，其兼有砖、土结构。这些用来筑城的青砖规格不一，有绳纹长方形砖，还有楔形砖，似乎均系墓砖。接下来，在五代砖垣所倚傍土城垣的下部，即为唐代土城垣；再往下探掘，还发现有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土城垣遗迹。

   考古人员详作考证，发现三国时期的土城垣深埋在距现荆州城土垣表面的8．25米之下，并且距附近城内地面3．0 5米。其建筑用土为灰黑色粘土与黄褐色沙土，其建筑方法具有三国时期特征，即逐层夯筑，夯层厚，夯窝呈圆形，直径约7—8厘米， 深0．5厘米；与之同期出土的，还有青瓷碗、青瓷钵等三国时期的典型器物。此外，还出土有青瓷盘、陶双唇罐等器皿。

   这次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充分证实，荆州城墙自三国时期以来，其历代城垣均没离开现存城墙的范围，它的基本演变规律是，平面区位是从早期到晚期，由内向外推进；在立面空间上，则是从早期到晚期，由低处向高堆积。其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其顶宽居然多达10.5米，倘若说是可以在城墙上跑马，亦当为属实。

   另外，在靠近今荆州城的新南门门洞处，考古人员还曾发现密集的东汉晚期文化遗迹。现在应当可以确认，古荆州城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三国时期关羽用来重点警戒和防范处于长江下游东吴水军的战争设施；其存世形制，是我国古代筑城工艺逐步衍进到当时的历史见证。

综上所述，据引用唐朝之前北魏人郦道元所写《水经注》的著述，古荆州城城垣作为一种战争防御设施，其筑垒方略以及防范的重点，完全是以公元六世纪之前长江的河槽走向与江流态势而确立并奠基的。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1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