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修 祥
何谓“楚风”？如果以法国作家布丰“风格即人”的名言而论，“楚风”即指楚人的艺术风格。楚人的艺术风格“惊采绝艳，难与并能”，且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其最为鲜明突出之处如下：
首先，楚人少有拘束，喜狂放不羁，故楚风在于张扬个性。
楚地乃水乡泽国。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形成狂放超俗和倜傥不羁的习性，而丛林水泽的氤氲之气更易激发奇思妙想，所以，荆楚自古多产狂人，两千多年前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屈原也被人称为“政治狂人”。 甚至连四川人李白来到楚地，感受到水乡泽国的灵秀之气与楚人的鲜明个性后，不无激情地发出强烈的认同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敢于嘲笑孔丘的“狂人”，实乃狂放不羁、超越世俗之人。被西人认为是“政治狂人”的屈原著《天问》，从古人崇拜至极的天和地，从宇宙的起源到时空产生的依据，从社会历史到自然现象，从人之生死到社会历史进程，哪怕是尧舜禹汤之类的圣人亦逐一质疑、追问，屈原可谓狂到了极致。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狂者与中庸背道而驰，蔑视礼法，愤世嫉俗，从而给人性自由带来勃勃生机！“楚狂”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楚人“剽轻，易发怒”超越世俗的情感表现特征是吻合的，《史记·留侯世家》亦有“楚人剽疾”之说，扬雄亦言楚人“风剽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李兆洛选编《骈体文钞》卷四）所谓“剽轻”、“剽疾”、“风剽以悍，气锐以刚”，就是楚人性格中较易受到情感激荡而显得张扬、强悍的性气。正如袁宏道《叙小修诗》说：“且燥湿之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为楚风，又何疑焉！”屈原“亦吾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张扬的是追求“美政”理想九死不悔的执着个性；明代公安、竟陵“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是“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趣不强括，以诣所安为趣；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才不由天，以念所冥为才”（谭元春《诗归序》）的创作个性；毛泽东在点评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帝王而后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傲然个性。他们作为古今楚人的典型人物，其作品无不体现楚人所特有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与个性张扬。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指出：
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其情，而迫之以崟嵚戍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
即或是史家司马迁，“南浮长淮，诉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马存《赠盖邦式序》，载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苏东坡被贬谪黄州，赋“大江东去”，一吐“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豪放之气，从此词风为之一变。南楚“江山光怪”的特殊地理环境，加上现实的矛盾冲突，时代的文化思潮，猛烈冲击着文学艺术家们的诗性智慧，他们或孤傲于世、或愤激于时，胸中如有春江之潮，狂澜汹涌，击石裂岸，于其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必以“极天地古今之变动”的笔力，方能吐悲极、愤极、傲极之情感意绪，因而张扬个性是楚风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
其次，楚人于主流之外，喜标新立异，有着奇特惊人的艺术想象力。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卷一二九）这是说在古代农业社会，南方“地势饶食”，有着丰饶的自然资源，给生活在荆楚之地的人们提供了产生丰富想象的时间与空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楚地丰饶的物产与楚人善于艺术想象有着直接的关联。
同时，南方蛮荒而神秘的生态环境与钟灵毓秀的山水自然，当然也还有弥漫在楚地而无处不在的巫觋文化，也给了楚人艺术想象以无穷滋养与熏陶，而这种艺术想象更激活了楚人的诗性智慧。从出土的雕塑如镇墓兽、鹿角立鹤、虎座立凤的奇妙组合，帛书的十二神怪的神秘构思，帛画的时空一体，漆绘的人神共处、织绣的龙蟠凤逸等等，浪漫、奇幻的造型与富艳繁丽的色彩，变形、夸张似乎自由无序而又无不合目的的组合，无不展现出楚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不可思议的非凡想象力。只要审视一下楚器物中千姿态百态繁复多变的龙纹、蟠螭纹、以及众多的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之类充满生命力度的线条与富艳繁丽的色彩构成的艺术世界，就如同走进一座绚丽诡异、神秘莫测的艺术宫殿。哪怕只是注目其中之一的小小《彩绘木雕座屏》，五十几个精力弥满的动物构成缠绕纠结，生死搏杀的艺术世界所呈现的生命冲突与较量，足以令人目眩神摇。故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指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蟋姑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之文学中发见之。”（《静庵文集续编》）楚人的艺术创造是中原之人无可企及的，因为中原之地不仅缺少产生浪漫艺术的地理环境，而且缺少产生浪漫艺术的文化环境，当儒家思想的倡导者在意识形态层面极力推行礼乐文化的时候，统治者则从制度层面上对张扬个性，标新立异者进行着无情的扼杀，《礼制·王制》明确规定的“四诛”之一就是：“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严酷的政治制度，加上实践理性精神与“土厚水深”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北方人务实的思维方式与务实个性的形成，由此决定了北方不可能产生如楚人想落天外而又惊采绝艳的浪漫艺术。
其三，楚人出天纵之才，因而楚人的艺术有大气磅礴，吞吐宇宙的雄浑气势。
虽然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蕞尔小国开疆拓土起步，但楚人具有雄霸天下的巨人思维方式。从熊渠“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到楚庄王一鸣惊人、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扬言楚人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这是何等的雄霸之气！《庄子·逍遥游》所描绘的鲲鹏是：“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又是何等伟岸的形象！屈原《离骚》于悠长久远，汗漫绵漠的时空背景上，赫然创造了一个上天入冥、神游八极，能扶楚国于危亡之中，经天纬地、瑰丽伟岸的人格形象，可谓惊世骇俗！再到张居正“登赤壁矶，观孙曹战处，慷慨悲歌，俯仰千古……则有细宇宙，齐物我，吞吐万象，并罗八极之心”（《张居正集·文集九》），然后至极致于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将自我想象为“安得倚天抽宝剑”的巨人，俯瞰天下，胸怀世界，可谓把楚人天纵之才，大气磅礴，吞吐宇宙的雄霸之气张扬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
有人说万里长江大致可分为三种文化形态，即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诡异瑰丽，荆楚文化辽阔大气，而吴越文化则秀美精细。“这三种文化风格不同，各有特色。将其对应于人才来表达，就是巴蜀出鬼才，荆楚出天才，吴越出人才。” 证之于史，这种说法大体不错。如果追溯荆楚多天纵之才的原因，不能不追溯到楚地神话，从现在所能见到而又保存完好的神话著作来看，如《山海经》、《庄子》、《楚辞》、《淮南子》皆产于楚地或为楚人所作。其中“夸父逐日”、“女娲补天”、“黄帝战蚩尤”、“共公与颛顼争帝”、“刑天舞干戚”等著名神话故事，以一种原始意义的叙述方式，讲述着楚人天纵之才的原型形象，这些著名神话涂染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却呈现出了神话人物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顽强而执着的不屈意志与旺盛的生命力。楚人的巨人思维产生了夸父、女娲、蚩尤、共公、刑天系列巨人形象，楚艺术中大气磅礴，吞吐宇宙的雄浑气势不正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巨人思维的产物！庄子及其后学所论之神人、至人、真人，皆为“磅礴万物”，“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的人物，与楚人的神话故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李泽厚更是直接了当地说：屈原《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又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离骚》中那位三次天上漫游的抒情主人公伟大而光辉的形象与著名神话故事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而不难见出屈原拥有楚人独特的巨人思维方式，从而创作出《离骚》、《天问》等伟大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回响，而天才人物及其作品又是不可重复的，即使后世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如枚乘、贾谊、相如、扬雄也只能传承其一二：“是以枚、贾追风而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多数研究楚文化的学者认为：楚文化是太阳崇拜的文化。楚人的祖先“颛顼即高阳，高阳就是太阳。” “颛顼即是日神……高阳，即是高明的太阳。” “高阳氏族的命名，取自旭日。高阳者，高悬蓝天的太阳。” 崇拜祖先就是崇拜太阳，由此可知，屈原《离骚》开篇第一句即称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兮”，是以太阳神的子孙感到无比的自豪。从楚人以东为尊，将至尊之神称为“东皇太一”，将太阳神尊为东君，祭祀时于东郊设坛，以至于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东为荣。楚人的先祖祝融氏曾担任“火正”之官，火为赤色，正是太阳的光芒在现实生活之中的转化，楚民族崇拜火红的太阳，从而产生了尚赤的风俗，无论服饰、建筑、器物均以赤为贵。姜亮夫先生说：
“《楚辞》最早的根源同神话有关系”，“有一个神话在别的地方很少用，而在屈原的作品里用得特别突出的就是光明崇拜问题。光明崇拜在屈原的作品里多得不得了，例如关于‘十月’的传说，曦和的传说，都是从光明崇拜而来。”
以《离骚》中的诗句来举证：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正是太阳神的子孙，所以才能如此随心所欲地令月神望舒为先驱，使风神飞廉为之奔走，命令鸾皇为戒，叱责雷神准备不足。这才是太阳神后裔做出的合乎情理的想象。因此，萧兵先生肯定地说：“《楚辞》里确是存一个光明崇拜系统。” 楚人狂放不羁，个性张扬，具有奇幻超强的想象力，以及大气磅礴，吞吐宇宙的雄霸之气，而这些表现皆为太阳神与太阳之光的无与伦比的特性，阳光创生万物，日神化现一切的神力转化成为了楚人天马行空、惊采绝艳的艺术精神。天生楚人，注定就是太阳神的子孙，从而也生就了楚人浪漫无羁的艺术天性。
然而，以上之说并不掩楚人艺术品格中如月亮般的柔美之情，“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之《周南》、《召南》鲜明地呈现出江汉之间民间文人的尚情之风。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哀窈窕而思贤才，咏汉广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屈原《九歌》清高丽曲，备尽情态。写湘君、湘夫人远望相思，观流水以流涕，写山鬼在孤独等待中“思公子兮徒离忧”，神人之语实诉世间男女情肠。南朝时的《西曲歌》，缱绻深厚，动人心绪。“杂曲歌辞”中尤以《西洲曲》韵味最浓，诗中景色清丽，情思清怨，与《木兰辞》堪称南北民歌之双壁。音调的柔和，节奏的舒缓，情感的缠绵悱恻，构成荆楚文学中“绮靡以伤情”、“耀艳而深华”（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的柔性品格。更有“二八接舞，投诗赋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楚辞·大招》）曼妙的楚人歌舞，还有楚人丝织的精细、漆器的精美、楚简帛文字的灵动，仿佛倾诉着楚人的细腻柔情。人体现着自然，艺术亦体现着自然：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班固《汉书·地理志》）
文学艺术的柔性品格鲜明显现出湿地文化因素的作用。而作为哲学家的老、庄，阐明其思想观念时亦多以水喻，《老子》言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庄子》言“水静犹明” ，“水之性，不杂则清”，老庄尚柔弱的哲学思想观念之形成亦与湿地文化因素不无关联。《老子》、《庄子》本是诗化的哲学，以具体生动的形象言深奥的哲理，诗意浓厚。由此而言，楚风中的柔性品格与老庄尚柔弱的哲学思想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文学艺术最需要诗性智慧：
“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 （袁中道《刘玄度集句诗序》）
楚人受南方水乡泽国、丛林山峦自然氤氲之气而自然物产丰饶的地理环境与巫觋文化的影响，创造了以青铜器、漆器、刺绣、帛画、楚辞、楚书法、楚歌舞为代表的“惊采绝艳”的伟大艺术作品，这是因为楚人极富想象力，具有充沛的激情、浪漫的色彩、张扬的个性、理想主义精神与天才的审美感受，从楚人“剽轻”的风俗习性，“宏识孤怀”、“一意孤行”的巨人思维方式，以及“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性格情感而论，楚人最具有艺术文化的天才秉赋。楚学研究前辈张啸虎先生曾明确指出：
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春秋战国时期，各主要地区，各放异彩。如齐鲁之国为经学，晋是史学发祥地，而楚则是文学艺术……这种传统可谓历久不衰。
当代著名作家熊召政先生于2006年11月24日在北京大学作过一次题为《楚人的文化精神》的演讲，言楚文化“是一个艺术的文化，是一个把生活的快乐发挥到极致，把艺术发挥到一个灵性高度的文化。” 余深以为然，故综上之说，是为楚风之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