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族与楚都迁徙研究的新进展

      关于楚族的来源及早期楚文化的形成问题，是近年来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一批批出土楚简和考古发现的新材料的面世，为解决早期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新证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高崇文教授做了题为“楚文化渊源研究的新进展”的报告，他以清华简《楚居》所载楚人早期活动材料结合传统文献及新的考古发现，厘清了楚人迁徙的路径：楚人最初在丹水之阳的“夷屯”建国立都，后沿汉水向东迁徙，至西周末徙居丹淅之汇的“鄀”地，到春秋时期，进入宜城平原一带，开启了东周时期在江汉地区的大发展。对于高崇文教授的观点，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笪浩波研究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在所做的题为“若敖、蚡冒、宵敖时期楚国的中心区域”报告中指出，清华简《楚居》所记的“夷屯”在宜城平原的可能性要大于在丹江流域的可能性。他认为，西周早期时，楚国中心区域在荆山山系之中。西周末至春秋初年，宜城平原是楚人活动的中心区域。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刘彬徽在所做的题为《考古资料、古文字材料与楚文化研究》的报告中指出，2012年在湖北宜昌万福垴西周遗址内出土的“楚季宝钟”为楚国国君宗族“楚季”的遗物，这是在楚国中心区域内所见西周中期最新考古、古文字材料，极有助于早期楚文化、楚都丹阳的研究，应引起高度重视。

    大量楚文化遗址的田野考古材料使春秋战国时期楚都迁徙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有力的支撑，也使历史的迷雾逐渐得到澄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尹弘兵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蔡波涛在会上分别发表了题为“鄂西地区的楚文化考古与楚都探索”和“皖北地区楚文化遗存的考古学观察”的论文，通过梳理在鄂西和皖北地区开展的大量考古田野工作，对楚国都城迁徙路线进行深入的揭示。前者基于大量考古发掘材料，对季家湖楚城、楚都纪南城的年代与性质进行了重新审视；同样是基于考古发现新材料，后者则对战国后期楚都钜阳城和寿春城的建都问题重新进行了探索。依靠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献以及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是最终解决楚都迁徙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一点已成为楚学界的共识。

二、简帛文献与楚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对楚简的系统研究，不仅有利于解决楚史、楚文化研究中的大量历史遗留问题，而且也有益于先秦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武汉大学罗运环教授在所做的题为“楚简与先秦史研究发微”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对楚简文本真伪的辨别、竹简拼接与编连调整以及文本疑难字的考释问题是楚简研究的关键和核心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华东师范大学黄人二教授重点关注了出土文献中与《礼记》内容相同、类似部分，强调可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勘，参校验同。他在《战国汉代竹简壁书所见之<礼记>》一文中指出，上海博物馆藏楚简、郭店楚简均有《缁衣》一篇，与传世本《礼记‧缁衣》相类，将三本文本进行校勘，可在删补异同、章号与章序、古文字学与义理、今古文经学源流的区别等问题上取得重要成果。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王准博士则把关注点放在大量新公布的秦简牍上，指出新出土的秦简牍，其中记载的涉及“荆”“楚”史料，可以让我们从秦人的角度对战国末期的楚国社会与思维观念进行新的探讨。三峡大学王祖龙教授对楚简的研究，将考察范围从简帛文本扩展到书写形式，通过对书写工具楚笔、书写材料竹帛的深入考察，探讨工具、材料等差异对楚简帛墨迹书风形成的原因。由此可见，对楚简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正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心。

     本次会议上，不少学者从微观视角对出土简帛文献进行研究，取得一系列新成果。湖南大学许道胜的《关于清华简《算表》的解读》一文，在基于文献本身解读的基础上，结合出土秦汉算数书对《算表》进行了重新解读，对《算表》的研究有新的突破。安徽师范大学胡宁的论文《上博楚简<有皇将起>“本事”考》通过对《有皇将起》简文中几个关键名词“保子”、“余子”、“楮柧”、“三夫”的研究，对照《左传》相关记载，发现该篇中的“余”是楚平王之臣伍奢，简文内容是自述遭际并对太子建勉励告诫。荆州博物馆蒋鲁敬的论文《楚简所见楚王双谥辑录》，通过对楚简所见楚王双谥的资料进行整理后发现，春秋晚期与战国前期从楚平王至楚悼王的六位楚王，除昭王不见双谥外，其余五个君王皆有双谥号。

三、楚国与其他诸侯国关系研究的新拓展

     与会代表认为，楚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的形成与发展与周边其他诸侯国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基于这一共同的认识，与会代表还就楚国与曾国的关系、楚国与黄国的关系、楚国与鄘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湖北省博物馆院文清研究员在《“曾侯與”其人其事》一文中，通过对曾侯與编钟铭文的解读，揭示了春秋晚期曾、楚两国互存互惠的关系：吴师入郢后，曾侯與保护了在曾国避难的楚昭王，使楚国得以复国；由此也使曾国得以“申固楚成，改复曾疆”，即加强同楚国的联盟，恢复曾国原有的疆域。华中师范大学黄尚明在《从青铜器铭文看曾国贵族的婚姻关系》一文中指出，春秋中晚期，曾、楚两国的婚姻关系密切，一直持续到战国中期，联姻是维持曾、楚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曾国以外，另一个诸侯国黄国的命运与楚国也是息息相关的。信阳博物馆花原、林芳的论文《黄国与楚国的关系》通过对黄国遗存的实物和资料的研究分析，对黄国的历史文化及其与楚国的关系做了初步探索，指出黄国在与楚国多次争锋与抗衡、摩擦与争斗中，最终被楚国兼并，黄、楚最终成为文化上的吸收与发展，相互兼容并存的关系。在诸侯国关系研究中，信阳师范学院刘博的《先秦鄘国与楚国关系论》一文则重点探讨了鄘、楚两国的关系：鄘楚关系自殷商中期始至晚期呈现激烈对抗特征，鄘国居高临下，楚人被动应对。殷商末至西周早期由于双方集合于周人集团，关系和缓。西周中期至春秋中叶，双方处于激烈抗衡阶段。之后随着庸国的败亡，楚人与庸人进入文化交融时期。

四、对楚国漆器文化的新探索

       髹漆工艺是楚文化的“六大支柱”之一，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对楚国漆器的关注，已不再像以前仅仅局限于对漆器技术层面的探究，而更多地转向了从美学层面对楚国漆文化的思考。湖北美术学院张启彬在《战国楚地漆艺试探——以湖北楚墓漆器为中心》一文中指出，楚地漆器的某些造型逐渐脱离了青铜器装饰建立的艺术表达系统；在制作工艺上，楚国漆器绘画与漆器造型分离，漆器的胎体制作工艺使实用器物具有了某种雕刻意识，髹漆工艺为图绘及雕刻工具的运用提供了实验场地，即为中国造型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探索空间。长江大学余静贵、甘露、杨家海在《情感与形式——论先秦楚漆器符号的审美意味》一文中，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引入西方成熟的艺术理念与方法，探究楚漆器艺术的审美意味，以及与之对应的符号形式构成。从西方文化理论入手研究楚国漆器艺术，对于楚文化研究而言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除以上列举之外，本次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组屈原与《楚辞》研究的成果也颇值得关注。台湾静宜大学鲁瑞菁教授的《论<楚辞·远游>的宇宙空间图像》、长江大学李征宇博士的《萧云从<离骚图>文图转换艺术探析》等论文，对《楚辞》的研究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总之，本次研讨会对楚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多具有前沿性和前瞻性，对于楚文化的研究和先秦史的研究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