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文化或曰荆楚文化的主源就是楚文化。
楚文化是古老的，它的青春和迟暮都在两三千年以前。但楚文化也是时新的，人们有幸同它相识还不过百年光景。
楚文化的遗存埋没在地下达两三千年之久，直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才被盗墓者惊起，出土了战国时代的许多楚文物。其中有不少铜器和漆器，工艺精绝，风格独特，令史学家和古董商诧异不止。但这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人们一时还很难认清它们的意态风神。从20世纪50年代起，楚文化的遗存一批又一批地被考古学家唤醒，给文化界带来一阵又一阵的狂喜。“惊起却回首”，人们重新审视哲学史上的《老》《庄》和文学史上的《庄》《骚》，彻然大悟，原来它们也都是楚文化的精华。
楚文化因楚国、楚人而得名，它既是周代荆楚地域的主体文化，又是秦汉以后湖北文化的源头。
一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这说明楚族的始祖是颛顼高阳氏，而高阳氏又是黄帝之孙，所以楚族的始祖应是原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包括当时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黄帝。
颛顼之后，经过漫长的发展，大约在夏王朝时期，传承至祝融部落。祝融部落和夏部落及后来的夏王朝关系一直很密切，并活动在大致相同相近的区域内，共同发展。祝融部落内部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民族部落。
夏商之际，中原地区争夺激烈，祝融部落分崩离析，祝融部落的一支芈姓季连为了生存与发展，将眼光投向了当时许多部落目力所不及的所谓“南土”“南乡”，即今天的荆楚大地。
南下的芈姓季连部落，一方面带有浓厚的中原华夏文明的印记，同时入乡随俗，与土著文化融合，不断发展和强大起来，逐渐成为“南土”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方国部落。
芈姓季连部落至鬻熊之时，在地处南土的荆楚之地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荆楚”或“楚荆”“楚蛮”“荆蛮”“蛮荆”的新兴民族。
所以，楚族从其主源看，是源自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而从其群体看，则是华夏族与南蛮相融合而成的民族群体。
到商代末年，楚族出了一个著名领袖鬻熊。鬻熊敏锐地察觉到，正在兴起的周族是可以依赖的势力，于是鬻熊便去投奔周族首领西伯姬昌（周文王）。
周人对鬻熊特别尊敬，因此，后来楚的国君，便以熊为氏，如熊丽、熊狂、熊绎、熊艾等。
在鬻熊第四代孙熊绎的时候，周王朝正式给楚以“子男”封号，还分封了相应的地盘范围，据说就在丹阳附近。《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说明当时楚所辖地盘小得可怜。不仅版图促狭，而且处境艰难，楚灵王时令尹子革追忆这段历史时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桃弓棘箭，一种特产），以共御王事。”（《左传》）
熊绎被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是楚人建国的开始。
尽管地处偏远，爵位卑微，但是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楚已经开始厕身诸侯国方阵之中。
从熊绎至熊渠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逐步摆脱了周王朝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熊渠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楚国的崛起与强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楚武王、文王、成王、穆王时期，楚国国力逐渐增强，并将势力范围慢慢覆盖到周边地区，灭掉了周围几十个小国，扫清了通往中原的道路。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其时尚不满二十岁。当时楚国国内政治腐化，奸臣争权夺利，政权极不稳定。
在这种情形之下，楚庄王主持朝政，如履薄冰，举步维艰。他经常叹息道：满朝文武大臣虽多，却不知到底谁是能够真心辅佐自己的贤相良臣？谁是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
为了辨识忠奸，楚庄王决定“以静观动”，上演一出宫廷“选秀大剧”。楚庄王通过暗中仔细观察，终于看清了群臣中孰忠孰奸。于是，当机立断，罢免奸佞小人，选用忠良贤臣。同时，庄王还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广揽人才，兴修水利，重农务商，整饬军事，为楚国争夺霸业打下了基础。
前606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北上争霸，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庄王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称霸中原，威播四方，使楚国霸业进入了鼎盛时期，后人称之为“天下大事尽在楚”。
楚庄王逝世后，楚、晋两国为了霸主地位，争得不可开交。晋、楚争霸结束后，楚、吴之间战火再起。由于战火不断，楚国国力日渐衰弱。
楚昭王痛定思痛，重用贤臣，奖赏分明，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使楚国得以迅速复苏，重又步入争霸行列，东却吴，北抑晋，楚国又以大国强国姿态立于华夏之林。
至楚惠王即位，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他在位57年，积极东拓，使楚国重又富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楚惠王后，经楚简王、楚声王两代，政绩平平，同时社会政局不安、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已到了十分尖锐复杂的地步。
于是，楚悼王启用吴起变法。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改革，但是由于楚悼王不幸早逝，吴起失去了坚强的靠山，被旧贵族残酷杀害，变法的成果也付之东流。
楚威王时期，楚国迎来了又一次巅峰期，版图空前扩大，从一个地处偏僻的蕞尔小邦，一跃成长为一个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在鼎盛时期，楚国领有东至东南沿海，西至川东，北至河南、山东，南至两广的广袤版图，跻身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列，成为当时地域最广、人口最多、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
楚怀王即位后，开始重用屈原等大臣，针对时弊进行一系列的革新。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以法治国，大力培养人才，选贤授能。屈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却引来楚国贵族的坚决反对。楚怀王动摇了，忠奸不分，终使楚国国土大片沦丧，国力大大削弱。从此，楚国再度由盛转衰。
楚顷襄王主政后，继续重用奸臣，排斥忠良，朝政更加腐败黑暗。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长驱直进，攻入楚郢都。同年五月初五，屈原悲愤交加，投河自尽。楚都郢失守后，楚顷襄王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
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前263—前238年）。前241年，楚考烈王又迁都至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国势江河日下。
前223年，秦国大将王翦率部攻入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至此，富有传奇色彩的楚国宣告灭亡，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南宋诗人陆游在《哀郢二首》中，深有感触地写道：“远接商周祚最长，北盟齐晋势争强。章华歌舞终萧瑟，云梦风烟旧莽苍。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从周成王时熊绎被“封以子男之田”开始，到前223年为秦所灭，楚国约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时期，楚国作为江淮流域的最大国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
二
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将楚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五期，即滥觞期、茁长期、鼎盛期、滞缓期、转化期［1］。
楚文化的滥觞期，始自西周早期楚国始封之时，迄于两周之交楚国将盛之际，历时近三个世纪。
《史记•孔子世家》记：“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楚文化的起点，正在这弹丸之地。立国之初的楚人，还徜徉于原始社会之中。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周王封给熊绎一块蛮荒之地，熊绎则要对周王尽守燎以祭天、贡苞茅以缩酒及献桃弧棘矢以禳灾的职分。初创时期楚人生计之维艰，于此不难想见。
熊绎的国都仍称丹阳，但已不是昔日的丹水之阳，而位于今湖北南漳、保康一带的荆山谷地。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豫西南和鄂西北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古代文明交相切劘之区［2］。早期的楚国，恰好位于毗连豫西南的鄂西北，这种纵跨南北的地理位置，成为楚人得以兼采华夏和蛮夷之长的优势。
熊绎五传至熊渠。熊渠近交远攻，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的序幕。
楚国的周围是楚蛮，西和南为濮人和巴人，东和南有扬越。所谓楚蛮，即楚地的蛮族，其主体是三苗的遗裔。但熊渠在周夷王时大举讨伐的，主要还不是楚蛮和濮人的庸，而是扬越的鄂。鄂，位于今湖北鄂州市境，在其南面不远处的今大冶铜绿山一带，有一个巨大的红铜生产基地。红铜是当时的头等战略物资，熊渠很可能是在红铜的诱惑之下，才劳师远征的［3］。
两周之际，有若敖、霄敖、蚡冒相继为楚君。《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说明那时楚国的版图并不大。当时，楚人用兵的方向仍以南向为主，因此，这个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今沮漳河的中游和下游。
楚人及其先民长期依附于比他们强大而且进步的华夏及其先民，自然会受到后者的染濡，久而久之，彼此的文化面貌就显得十分相近了。正是由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的交融，滥觞期的楚文化才在考古遗迹上依稀显露出某些自身的特色。然而，楚文化毕竟有介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的主源—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至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则分别是楚文化的干流和支流，三者交汇合流，就形成了楚文化。而对楚文化发展方向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其主源。
楚文化的茁长期，始于熊通继位，时当春秋早期的中叶，终于吴师入郑，时当春秋晚期的中叶。
张正明认为，楚人在蚡冒、熊通之际，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当时，楚人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已不允许他们对诸夏趋之若鹜了。诸夏先进而且强盛，无论其奴隶制的发展处于何种境况，楚人都会在诸夏的引力和斥力的交错作用之下，偏离历史的常轨。楚国在家族的胚胎时期，奴隶制成分和农奴制成分并存。楚人在度过了这样的胚胎时期之后，奴隶制成分虽苟延于宫廷和贵族的家室之中，农奴制成分却得以在县邑的里社中潜滋暗长。在楚国异常迅猛的扩张进程中，随着赋役制的普及，农奴制充斥于作为楚国主要行政区域的县邑，以致奴隶制的发展最终受到遏制［4］。
一个民族能否另辟蹊径，创造出风采卓异的文化来，取决于他们能否矢志不渝地追求文化的独创性，亦即历史的独创性。对于楚国来说，恪守诸夏的发展模式抑或探索自己的前进道路，是至关紧要之事。假若楚国甘心步诸夏的后尘，那么，在强邻四逼、列侯纷争的时世里，势难逃脱夭折的厄运。幸而楚人独行其是，化险为夷，而且在许多方面有出蓝之举，创造了先秦史上的奇迹之一。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所显示的独创精神，是楚文化茁长的基因。
周室东迁之后，周王丧失了军事盟主的实力，楚人再也用不着为来自中原的威胁而忧心忡忡了。于是，楚武王时，楚人便把东线作为主攻方向，而汉阳诸姬之首—曾国（随国），便成为楚人东进的主要障碍。武王末年，楚国大举伐曾，迫使曾国和它订立了城下之盟。自楚成王三十二年（前640）始，曾国就成为楚国的附庸了。至于百濮、群蛮、百越，更容易被楚国各个击破。
楚人在政治上结夷夏为一体的进程，也是它在文化上熔夷夏为一炉的进程。楚文化的一切重大成就，都是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的结果。
楚人进入江汉平原之后，受到土著楚蛮的影响，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根据考古资料，这个变化首先体现在陶器上，其中以陶鬲最为突出。西周晚期，南下的楚人为了适应楚蛮占多数和稻米为主食的环境，与楚蛮一起把带有诸夏文化特征的红陶锥足罐形鼎略加改造，做成了一种新式陶鬲—楚式鬲［5］。
楚人在广泛吸收和综合利用南北农业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将楚蛮、扬越和淮夷的家族性或邻里性的小型农田水利作业加以改进提高，创建了筑陂灌田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
楚人做得最为成功的，莫过于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铸技术而兼之。
中原的青铜时代，大约始于夏代晚期。历经商代和西周，下至春秋早期，楚人的青铜冶铸技术主要是师法中原。近年来，在湖北随州、京山、枣阳以及河南新野等地，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铜器，它们的形制和纹饰都一如中原，它们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现已发现的楚国同期铜器（1）。不仅如此，春秋早期以前，在青铜冶铸方面，楚人甚至也赶不上越人。
楚国的青铜冶铸业，在熊渠时，由于一度进兵到包括铜绿山在内的鄂地，打开了原料的来源，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然而，楚国青铜冶铸业的突飞猛进，却始自成王之世。成王奋武、文二世威服汉阳诸姬之余烈，北收弦、黄，控制了大别山南北的通道，铜绿山就成为楚国的掌中之物了。《史记•楚世家》记楚成王“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此处所谓“夷越”，当指扬越。后来扬越地区的局势比较稳定，表明楚国在那里实行了有效的统治。
楚人占领铜绿山以后，把扬越的冶炼技术和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大量优质的青铜器，并在铸造工艺方面超过了诸夏。1978年和1979年在河南淅川下寺发掘大型和中型的楚墓，年代为春秋中期至晚期，出土青铜器达四百余件。这些青铜器足以说明，当时楚国不仅普及了中原大约在春秋中期推广的分铸、焊合技术，而且创造了中原尚无先例的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工艺；不仅镶嵌红铜工艺的采用不晚于中原，而且镶嵌黑漆工艺的采用更是开风气之先［6］26。
对待先进文化，楚人向来不抱偏见，他们满腔热忱地引进、改造，以求为我所用。在湖北襄阳山湾春秋楚墓中，有邓公秉鼎和上鄀府簠出土［7］。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中，有巴式剑、鄝子之用戟、上鄀公簠、蔡侯簠和吕王钟出土［6］23-24。这些不同国属和族属的器物成为楚人的宝物，体现了楚国的文化方针和楚人的文化素养。然而，在楚文化的茁长期，就总体来说，中原和其他地区的青铜器不再是楚人膜拜的对象了。这时的楚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在铸造青铜器的时候，他们的原则主要是创造而不是模仿，他们所刻意追求的，是根据自己的传统，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表现自己的风格和气派，由此，楚国的青铜器卓然自成一家了。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这是楚国青铜器发展的道路，大而言之，也是楚文化发展的道路［8］。
不只是青铜冶铸，楚国的典章制度和楚人的风俗习惯，也都介乎夷夏之间。
楚君本称敖，这与诸夏和蛮夷都不同。楚君称王，始于自号为武王的熊通。
楚国的官制，从形式上看，与诸夏同少异多。如以尹名官虽始于商朝，但楚国以尹名官应是向周朝学来的，西周铜器铭文即有“皇天尹”。然而，楚官普遍称尹，则是楚人求独立、求尊严的表现。
县，虽是周朝原有，但真正作为行政区域的县则始见于楚国。
楚师的主帅称莫敖，后来也设了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之类。楚人偶尔也参用没有严格建制和没有严密阵法的蛮人。楚国兵制方面的这些特点，都是因夷夏结合而形成的。
在封爵、食邑、礼法等方面，春秋时代的楚制也各具特色。例如：在王与士之间的大夫等级中，没有明确的阶层；有官无爵；封邑一般传袭不过三世；丧葬列鼎大多为偶数，与诸夏的奇数恰好相反。
在精神文化方面，楚人向华夏学来的，首先是语言文字。据文献记载，无论是折冲尊俎时的唇枪舌剑，还是两军对垒时的彼此问答，楚人都没有借助于翻译。看来许多楚人应通夏言，至少楚国贵族是如此。而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楚令尹子元伐郑时“楚言而出”来看，楚人应有不同于夏言的本民族语言。至于文字，就是流行于中原而为周代各国各族通用的文字——夏文。
春秋中晚期，楚国的音乐艺术已有初步发展。淅川下寺出土编钟52件，其全部乐音系列可以奏出七声或六声的音阶［9］。
茁长期的楚文化，从鄂西传播到鄂中，从汉西汉南传播到汉东汉北，从江北传播到江南，从淮水上游传播到淮水中下游，从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下游，几有席卷江淮之势。仅就江淮地区而言，楚文化如春风化雨，从其浸润之广，不难想见其蕴蓄之深。
楚昭王十一年（前505），吴师离楚。次年，吴又大举伐楚，楚恐吴师再度入郢，迁都至鄀，而仍称郢（2）。在楚昭王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前503—前492）之间，楚都又南迁到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也仍称郢（3）。昭王九传至顷襄王。顷襄王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拔郢，楚都东迁。楚国以纪南城为首都，长达二百二十年左右。可以说，纪南城的兴衰，标志着楚文化鼎盛期的始终。
这个时期楚国的变化是空前的，可谓经济昌盛，文赋纷华。铜器生产登峰造极的发展，促进了铁器的改进和推广。其他各行各业，如丝织、刺绣、髹漆和城市建设等，也生机盎然。经济结构上，封建领主制的普及与家务奴隶制的延伸并行不悖。政治体制方面，则有断断续续的革故鼎新。旧有的县化大为小，已在全国普设；新设的郡在县之上，而仅限于边陲。官职日多，爵秩渐繁。封君的权势大致与先前的县公相当，其财富却非县公所能比拟。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老子、庄子、屈子等文化巨星相继升起，熠熠生辉！《老子》《庄子》代表着楚国的哲学，《庄子》《离骚》代表着楚国的文学，它们已跻身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哲学宝库和文学宝库。先秦的帛画迄今只发现过两幅，都是楚国的。1949年出土的一幅是人物龙凤帛画，1973年出土的一幅是人物御龙帛画。这两幅帛画是当今所谓国画的先驱，一经发现，举世震惊。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以其壮美的阵容和高超的性能而令人叹为观止。这套编钟是世界上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
楚都迁陈（今河南淮阳）之后，国势江河日下。顷襄王四传至负刍，约历半个世纪，这是楚文化的滞缓期。
从负刍五年（前223）秦灭楚起，到汉武帝前期止，历一个世纪有余，这是楚文化向汉文化转化期。楚国将亡之时，它的文化早已超越其国界而传向远方了。江西新建昌邑出有楚式鼎、敦、壶和剑、戈、矛的战国墓，广东四会乌旦山出有楚式剑和楚式矛的战国墓，以及广西平乐银山岭出有楚式剑、戈、矛的战国墓，表明楚文化从湘江流域到赣江流域，从岭北到岭南，已深入百越地区（4）。四川成都羊子山出有楚式剑的战国墓，说明楚文化溯江而上，已逾巴至蜀。楚人庄蹻率兵入滇，滇楚之间也不无人文相通之处［10］。
秦灭楚后，楚文化进入了转化期。秦朝求统一心切，对楚文化采取排斥态度。
不过，秦朝对楚文化也并非一概拒绝。李斯《谏逐客书》指出的“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正是秦朝所要从楚国和关东其他各国的文化中接受的。
楚人把半壁河山丢给了秦人，然而，曾几何时，他们却从秦人手里夺来了一统天下，建立了汉朝［11］。
秦末农民起义的主力是楚人，他们愤于秦朝对楚文化的恣意摧残，掀起了复楚文化之古的狂热。设官多从楚制，置历一仍楚法，色尚和坐向悉遵楚俗。然而，楚人毕竟不是秦人，他们对异国甚至异族的文化从来都是兼收并蓄的。汉朝的行政区域和文武百官，多近承秦制。秦末起义的楚人所用的楚式官名，大半废弃了。
西汉前期，统治者有鉴于秦朝实行学术专制的覆辙，采取了相当自由的文化政策。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文化政策才变得僵化了。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改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定服色，以黄为上。正是从这时起，自成体系的楚文化销声匿迹了。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楚文化的个性从此消失了，实际情况是，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一起，转化成为全国的共性凌驾于区域的个性之上的汉文化了。楚文化的某些个性，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些共性了。
三
楚国是我国周代历史最长的古国之一，若从周初立国算起，至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为止，历时八百余年。楚国的建立与发展，为荆楚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楚国与其他并存的封国和方国，既融汇中原诸夏传统文化，又吸收本土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高度发达且风格独特、“亦夏亦夷”的荆楚地域文化。漫长的积聚，终于迎来新的崛起。春秋战国时期，荆楚地区的文化发展走上了一条个性化发展的道路，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展，丝织刺绣技术后来居上，木竹漆器流光溢彩，老庄哲学独树一帜，屈骚文学“别创新体”，美术乐舞动人心魄。标志着荆楚地区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方面的发展都已达到能与古希腊文化相媲美的高度。
楚国发展壮大和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楚文化的优秀内涵与卓异精髓日益凸显，我们将其归纳为五种精神，即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追新逐奇的开拓创新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融合精神、崇武卫疆的强军爱国精神和重诺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有楚人创造的楚文化精神财富弥足珍贵，历久弥新，她穿越历史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儿女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注释：
（1）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年第5期；田海峰：《湖北枣阳县又发现曾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李学勤《曾侯戈小考》，《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2）《左传•定公六年》记楚国“迁郢于鄀”，可见鄀在成为楚都之后也称郢。
（3）《左传•哀公四年》记：“吴将溯江入郢”，时为楚昭王二十五年。可见在此之前郢都已迁到纪南城。
（4）李科友：《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楚文化及其有关问题》，徐恒彬：《试论楚文化对广东历史发展的作用》，蒋延瑜：《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俱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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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J］.民族研究,1983,(5)：1-12.
作者简介：刘玉堂（1956-），男，湖北大悟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
张硕（1966-），男，湖北蕲春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