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荆州 荆江 洪水 民俗文化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荆江河段。依水而居又因水为患的古代荆州人在不断防洪抗灾的生产生活当中形成了一系列民风民俗，构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体系，包括民间居住民俗、民间信仰民俗，以及与洪水相关的口头民俗，等等。这些民俗散记在各个时期的方志中，有些在民间还有延传，有些已经消失。一个地方的民俗是当地群众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体现，也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仍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有关荆州洪水的研究，涉及民俗的不多，陈曦的《宋代荆湖北路的水神信仰与生态环境》（载《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从人地关系角度对荆州地区的水神信仰有所论及，李敏的《荆楚地区传统民居的象征文化初探》（载《山西建筑》2005年9月）对本地的民居民俗有所涉及。丰家骅《息壤探原——从治水神话到求雨风俗》（载《寻根》2004年01期）对荆州息壤神话传说进行了探究。2008年由荆州市政协牵头组织编写、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荆州水文化》一书，其中第六辑“亲水风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荆州水文化习俗，而对因洪水而形成的习俗没有专门区分，也缺乏深入探源。本文重点运用民俗学和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民间信仰习俗、居住习俗和口头习俗等方面探究荆州民俗形成的历史渊源，分析其文化内涵，以期使其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

一、荆江洪灾与民间信仰习俗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州是长江中下游受洪水威胁最严重的地区。“据史载，西汉至清末（公元前185-公元1911年的2096年中，荆州河段先后出现大洪水200余次，近现代1912-2010年，发生较大洪水10次，平均9.8年一次。”[1]99频繁遭受水灾之苦的荆州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深感自身力量的弱小，试图借助神力来拯救人类，于是就有了对自然力、自然物和人鬼的崇拜和各类寺塔、宫观的修建，以及各种形式的祭祀活动和禁忌。

水神信仰及习俗。荆州素有“信巫鬼，重淫祀”、“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2]117的传统。“由于信仰神仙，所以才有祭祀、祈拜、供献、还愿、烧香、礼佛、朝圣、赴庙会等，才有在各种岁时节日中迎神、供神、送神，才有赛会、社戏、修佛寺、建庙寺、塑金身、祈求赐福等举动”。[3]130在唐宋间长江统一河道形成水患日趋严重的形势下，荆州重祠祀之风逐渐转到对水神的信仰和祭祀，主要体现在对息壤和各类江神的祭祀及镇水习俗上。

长江荆江临江地段曾经分布着许多寺观，是先民崇拜江神之处。崇拜对象有风云雷雨等自然力、山川龙蛇牛等自然物，以及大禹、伍子胥、屈原、许逊、关公等。据光绪《荆州府志·祠寺志》，几乎所辖各县均有风云雷雨、境内山川、城隍神坛、龙王庙、关帝庙。《万城堤志》载荆江段寺观有得胜寺（在得胜台内堤脚）、镇堤关庙（在万城内堤脚）、恭天观（在上斗篷内海面）、龙王庙（在杨林矶）、江神庙、沮漳神祠、观音矶寺（在古月堤内海面）、镇江寺（一处在古月堤内堤脚，一处在柴纪堤海面）、保安寺（在下柳林内海面）、镇安寺（在龙二渊内海面）、许仙观（在上新垲内海面）等。其中江神庙“在杨林矶箭堤。乾隆五十四年，奉旨动帑建。高宗御赐额曰：‘活流普卫’。宣宗御赐额曰：‘岷源永靖’。穆宗赐额曰：‘安流福佑’”。沮漳神祠“在江神庙左。穆宗赐额曰：‘金堤保障’。”[2]684沮漳神祠“在中斗篷外海面。同治御书‘金堤保障’匾额”。[4]90“活流普卫”、“岷源永靖”、“安流福佑”、“金堤保障”充分表达了祭神的宗旨所在。从《来福寺碑记》可见，来福寺的修建是为了感谢天神助祐保全万城堤，“堤之全，非独人力，盖亦有神助鄢。”[4]248在科学和认识水平有限的时代，对广大人民而言只是一种精神慰藉。

在荆州城老南门外有一处长约40米、宽约10米的土丘，这就是息壤遗址。它见证了荆州人屡遭洪灾而祈求神灵护佑的历史。《舆地纪胜》曰：“《山海经》云：‘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溟洪录》云：‘江陵府南门有息壤焉。’唐元和中，裴宇牧荆州，掘之，得石城，与江陵城同，中径六尺八寸，徙弃之。是年，霖雨不止，遂埋之。”[5]宋代苏轼作《息壤诗》，在诗叙中说：“《淮南子》曰：鲧湮洪水，盗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杀之于羽渊。今荆州南门外，有状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犹见其脊者。傍有石，记云，不可犯。畚锸所及，辄复如故。又颇以致雷雨，岁大旱，屡发有应。予感之，乃为作诗。”清代荆州知府倪文蔚对息壤镇穴之说深有感悟，“余惟荆州当江沱之会，四载之所必经，灵迹昭著，神所凭依将在是矣，不可以亵。爰命工度地，增拓旧址”，并作《息壤口大禹庙碑记》为证。[4]250后因战火和水患大禹庙毁，但有关息壤的传说仍在民间流行。对于息壤传说的解读历代皆有。丰家骅在《息壤探原——从治水神话到求雨风俗》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梳理。从《山海经》郭璞注、《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到罗泌《路史·发挥》的解释文章均有罗列，但最后采信了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的观点：“壤”即《说文解字》的解释“柔土也”，因为“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 土田皆君所授于民， 故曰‘帝之息壤’。鲧之治水不顺水性，而力与水争，决耕桑之吠亩，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义岂不昭矣哉！(《升庵集》卷五《息壤辩》)”这种解释比较合理。这个传说一方面告诫人们为人做事要遵守自然规律，否则将会受到惩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古代人民筑堤防洪的生产活动。大堤的不断增高就是息壤的不断生长。掘发息壤如同破坏堤防，自然会水坌不止。

以牛镇水起源于远古的动物崇拜。蛟是洪水的发动者，这是古代饱受洪水灾害而又缺乏科学智慧的人们深信不疑的说法。人们不仅编织了降蛟治水的英雄神话，而且还相应地发明了驱蛟镇水的巫术习俗：即在水边河畔设置特定的巫术实物，借以达到镇慑蛟龙、抑制水患的目的。牛可“厌水精”，“牛为土性，土能克水”[6]24-27。按五行相克之理，金能克木，则金属对于蛟龙当具有威慑镇服作用。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云：“龙性粗猛……畏铁，故……镇水患者用铁”（《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蛟部》引》。这种观念虽然毫无科学道理，但对于深信蛟为洪水猛兽的古代人来说，同样是深信不疑的“真理”。因此，人们便在水边河畔设置特定的金属实物，借以达到驱蛟镇水的目的。故南朝盛弘之《荆州记》记载江陵县西河道中龙、宠二洲之间有两头石牛阻碍渔者起，南宋《舆地纪胜》云：““滨海多蛟龙，性畏铁，作此镇之。”从清乾隆五十三年开始，荆州兴铸铁牛以镇守江滨的习俗。目前荆江大堤仍存道光二十五年和咸丰九年所铸铁牛。据同治监利县志，监利县西六十里的江岸附近建有铁牛庙，因寺前有护堤铁牛得名，但清代时堤溃寺圮，铁牛陷入渊潭。[7]孔思明（生卒年不详）曾作《铁牛寺》诗一首纪念此事：“破幽触怪护江堤，头角峥嵘近水犀，神物不存灵迹散，古潭烟浪冷凄凄。”[8]733铸铁牛护堤镇水的习俗非荆州独有，黄河蒲津渡发现了唐代开元年间铸造的铁牛雕塑群。虽然各地所铸铁牛形态各异，但都反映了我国先民蛟为水患和“蛟龙畏铁”的认识，以及祈求神灵护佑的观念。无独有偶，在松滋老城文物园内陈放一具石龟，据考，该龟又名“玄武碑座”，明代末年作为“降水神”，安置于朱家埠关帝庙东侧的江堤上以镇江水。清同治九年(1870年)，江堤溃口，石龟遂被埋没。1975年被群众挖掘出来。[9]243这种镇水习俗不可能对洪水泛滥起到任何抑制作用。因为这种作法是基于错误的判断和片面的联想，是以巫术幻想来代替实际斗争。它为后人呈现的只是一种巫术心理而非科学经验。

二、民间居住习俗

荆州地区建造城墙和筑堤防御洪水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建立了一套以筑城——围堰——分洪区为整套体系的洪水控制体系，类同今天大堤——水库——分洪区防洪体系。“在屈家岭阶段(距今5000~4600年)，筑城技术在江汉平原高程在37一50米的区域内迅速推广，多数中心聚落如石家河、马家垸、阴湘城、走马岭(公安)、鸡鸣城等皆具备了环壕和城垣双重环护的防洪设施。”此为“城居式”聚落。“位于江汉平原北部山区的京山一带，地处平原内众多支流的上游，高程为50~100米，分布着一些“堰居式”聚落，以著名的京山屈家岭遗址和三王城遗址为代表。”[10]182“城居式”聚落的防洪意识在楚人的古城遗址中都有体现。当阳季家湖遗址和荆州纪南城遗址现均保存有夯土城墙和城壕。据考古发掘，在纪南城“建筑遗址的东、北两边发现两道夯土墙遗迹，在夯土墙遗迹的东侧，又有凤凰山西坡古河道，从南向北流过。”[11]332荆州古城和公安县城斗湖堤镇的防洪布局也是城墙和壕沟。荆州城墙高程42米，与荆江大堤的设防水位相等。公安县城被一个封闭的土堤——斗湖堤环护着，堤顶高程44米，而分洪区内设计蓄洪水位也是42米。“堰居式”聚落的防洪意识对江汉平原农村聚落和集镇的分布产生深远影响。宋元以后，江汉平原的农村聚落和集镇均靠河而兴，如，监利县朱河镇老街沿朱家河两侧而设、余埠老街紧靠余埠河、程集镇老街在程家集河北岸，洪湖市乌林镇黄蓬老街原靠艾家河、瞿家湾古镇被澴河围绕，沙市紧临长江。不一而足。为了获得良好的防洪效果，集镇在发展过程中既注意处理镇区与河道的位置关系，也注重集镇的防洪设施建设。在集镇选址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将古镇与河道平行布置以避免洪水直接冲刷镇区（如，朱河古镇、余埠镇，等），一是将镇区置于河道的“凹岸”，“凹岸”因水流较慢岸基有缓慢沉积而稳定并且属于被水流冲击的反方向有很好的防洪效果，瞿家湾古镇和程集古镇即是如此。古镇基址确定后人们会抬高地平（筑台基）且修筑防洪堤坝来强化防洪效果。

有些农村居民（比如潜江、天门沿汉江地带）在建筑房屋时大都筑高台基，一般都有十几米高，由人工挑土用硪夯实而成，即使涨大水房屋也不会被淹没。往往筑台基的耗费比房屋本身更大。这一建筑习俗可追溯到楚灵王在今潜江修建的离宫章华台。层台建筑是楚国建筑的重要特点。据《水经·沔水注》载：章华“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除了章华台外，见于文献的楚国层台建筑还有乾溪之台、云梦之台（又名云阳之台、高唐之台）、钓台、社台、渐台、、京台、五乐台（又名乐台）、豫章台、九重台等。[12] 108-109

荆州民居房屋进深较大，组成方形院落的各幢住房相互联属，屋面搭接，紧紧包围中间的小院落（又称天井）。天井四周瓦面的挑檐较深，具有遮阳和排水的功能，雨天时雨水通过朝内屋顶流入天井，经由天井内的排水沟和地下暗排水道流至屋外。有些贫苦人家以木桩、高梁杆、苇子搭草棚住，大水冲垮后，再盖也容易。有的村庄（如仙桃市麻港南嘴村）十年九淹，若遇长江发大水，村子就成了一片汪洋。老百姓在盖砖石水泥房时，先建一个底层，使房屋悬空，底层留有水门，平时用砖叠闭，当发生大水时，推开水门，让水穿行于底层，减轻水压。

相对而言，荆州民居文化并不发达。宋代有一条资料便是证明：“松滋之为邑，僻在大江之滨。自兵戈以来，其乡庐邑居固不能以复旧；而又重以水潦为患，沦垫迁徙之余，庶事大抵苟且。”[13]120-121因为战争和“水潦为患”，百姓“庶事大抵苟且”，以致到了清代荆州还曾因“北门被水”而“居民荒落”。

三、与洪水相关的口头习俗

荆州因为经常遭受水灾和修堤筑坝筑台基而形成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口传习俗，包括打硪号子和民间谚语歌谣。

硪是一种劳动工具，修堤筑坝筑台基，都需用硪夯实。民间常用的有石硪和木硪。硪高1米左右，有圆形也有方形，硪身中部外围用粗绳捆夹木棍供打硪人提硪。硪身很重，因此打硪是一项重体力活，为步调一致同时使劲，以唱硪歌来指挥。“硪歌”又称“打硪号子”，多为一人领唱众人和，领唱者多由身强力壮、嗓音好、性格活泼、头脑灵活的劳动能手担任。硪歌节奏有快有慢，打硪者体力充沛时硪歌节奏快，需要恢复体力时硪歌节奏慢。硪歌题材丰富多彩，有历史故事、民间传说、通俗唱词和诗词小品，也有即兴创作，看到什么唱什么。如唱劳动场景的，“人如潮水歌如海(hǎi)，姊妹八人上堤来(lái)，唱起硪歌把硪打，朵朵硪花满堤开(kāi)。”“太阳一出满天霞（xiá），荆江大堤把硪打(dǎ)。一硪下去千斤重，永保堤身万万年。”一般在修筑堤坝时要求各家各户年轻强壮劳动力都上工地，挖土挑土打硪夯实，是筑堤坝的一套工序。因此，工地人多热闹，领唱者应景而唱，幽默诙谐，能起提神鼓劲的作用。又如唱传授劳动技能的，如“一块石硪四只角（guó），高高举起重重落(luó)。打硪郎儿莫打野，各人招呼各人脚(juó)。一人唱歌众人和(huò)，八人用力打石硪(wó)。打硪要打四方正，莫打偏硪与裁角(guó)。”这首歌介绍了硪的外形——四方形，使用的是石硪，硪身很重，提醒打硪者注意力集中（“莫打野”，荆州方言，不要开小差的意思），不要让硪砸到自己的脚（“各人招呼各人脚”，荆州方言，“各人”即每个人，自己的意思，“招呼”即注意、保护的意思），需要八人同时用力，协调动作力度，硪面落地要平，要一硪挨一硪地打，堤身才会结实牢固。硪歌发音带有明显的荆州地方特色（如把脚读作juó，把角读作guó），唱起来押韵，朗朗上口，颇有情趣。

民间谚语和歌谣是民间日常生活与思想的记录和艺术再现，是人民群众长期劳动生活的经验总结，也是世世代代用以记录和传授各种生活知识与经验教训的简捷工具，反映了民众的智慧和处世哲学，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荆州不怕动干戈，只怕兰柯一梦终。”“江北古长洲，十年九不收，百姓散四方，锅台藏野兔。年年挑堤不成垸，年年栽禾不见熟。”“荆江水呀长又长，提起荆江泪汪汪；三年两次发大水，携儿带女去逃荒。”这几段谚语反映了频繁的水灾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荆州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繁。可和战乱相比，水患更可怕。“自汉晋以暨有明，南郡大水，荆州大水，史不胜书。嘉靖二十六年沙洋堤决以后，水灾殆无虚岁。万历十九年，江陵黄潭堤决，民之溺死者无算；二十一年癸巳，逍遥堤溃，距今九十余载。国朝庚寅年，江水大涨，时幸瓦全。嗣后癸巳夏，江水决于万城，郡城东数百里茫然巨浸，户遍逃亡矣。癸卯秋，江水决于周尹店。逮甲辰之五月麦秋方至，而郝穴只江堤溃矣，犬哭鸟散，鸠形鹄面，真绘图所难尽者。辗转数年流移略集，而辛酉七月，黄潭倏决，一望真湣渤尾闾耳。”[4]253-254这是清人胡在恪对荆江水患的记述。据《松滋县志》，松滋地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松滋骤雨，……，漂没千余家，溺死者七百余人。至元十五年，松滋大水。”“顺帝至正八年六月己丑，松滋骤雨，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余人。……万历四十年，大水，堤溃，溺死千余人”。清顺治十年，十五年，康熙二年、九年、十一年、五十三年大水，“乾隆六十年，朱家埠堤溃。”“嘉庆元年，江堤决。”恕不赘述。[14] 36-43整个荆州地区，“水灾记录，14世纪后逐渐增多。明、清(1368~1911）543年间发生水灾286次，尤以19世纪最为频繁。1815~1899年几乎连年不断。民国时期(1912~1949)年年溃口，年年受灾，尤以1931,1935、1949年为甚。建国后，水灾范围涉及两县，受灾面积达到10万亩的有35次，其中大水和特大水灾有1954、1964、1969、1980和1983年。”[15] 84可见，这些谚语绝不是夸大之词，是活生生的现实写照。有一首“荒年歌”（节选）描述了1926年水灾带来的惨状——“到了丙寅年（注：1926年），五月刚过完。六月初三倒车湾，提起心胆寒。车湾倒了口，洪流往内流。可怜淹死人无数，尸首无人收。水高势又凶，奔腾朝内冲。百年祖业一旦空，呜呼一梦中。洪湖连沔阳，监利抵潜江。大江南北成汪洋，一片白茫茫。”[8]737-738“养女不嫁澌洋洲（今松滋老城镇——作者注），庄稼十年九不收。家家户户靠渔藕，下雨涨水就发愁。”这首民谣反映了松滋人的价值观，说明当地人希望子女能够走出重灾地区改变命运。此外，荆州民众也在不断与洪水作斗争，在长期整治水患的过程中对堤防的重要性有了足够的重视，也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这在民间谚语中也有体现——“大水打破万城堤，荆州便是养鱼池”、“千里金堤，溃于蚁穴”、“立了秋，雨水收，有堤有垸赶快修”、“保堤如保命，修堤保粮仓”、“涨水不崩退水崩”，等等。而且随着生产力和人们对洪水认识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带领群众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逐渐制服了洪魔。就连清代官员李纯朴也规劝老百姓要筑堤保堤，“堤防一失，顿成芜漫，赋役繁重，供亿艰难。逃亡困苦，谁肯尔怜，同心协力，共保堤边，厚培兼筑，庶几可全。”[8]738这从德胜闸和老咀闸上的楹联可以看出——德胜闸，上联：德泽丕显洪水听使唤，下联：胜利卓著自然任索取；老咀闸，上联：御洪安千家，下联：除涝保万顷。

习俗文化涉及面非常宽泛，本文重点探究了与洪水相关的信仰、居住和口传习俗文化。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荆州洪水民俗至少蕴含三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第一，传授生产和生活技能。任何习俗都具有强制性、集体性和全民性。一代代形成的习俗让后人了解水灾发生的规律性和严重性，掌握修筑堤坝、建筑房屋等方面的劳动技能，认识防灾抗灾的重要性。第二，警示作用。洪水习俗警示官员了解本地环境和民情，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并重，建立防灾御灾机制，重视堤防建设，做到未雨绸缪。警示老百姓了解水灾的严重后果，保护防洪设施。第三，精神慰藉作用。尤其体现在信仰方面。荆州民众对息壤、水神的信仰和镇水习俗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有些荒诞，无任何实际意义。但人民群众希望信仰、祭祀众神能减少灾害，能借助神力抵御灾害，度过难关。随着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水神的信仰已基本放弃，改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因此，民俗文化也会随时代改变而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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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湖北省长江大学楚文化研究院开放式基金项目结题成果之一，项目编号：CWJ201311。

本文作者李义芳为长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楚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