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荣
当代史学界几乎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即明、清两朝是个完整的历史时期。其间，因政权易手而造成边疆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入主中原所造成的权力更替，固然令江南各地黎庶百姓在铁与血的猛烈撞击中难以避免地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但在各民族的接触、碰撞、交流和融合中，中华文明则通过政治联系、经济交流、文化认同为纽带，最终以周边少数民族的内迁而注入进了新鲜的血液。
一般说来，满洲贵族集团入主中原，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周边民族入主中原并没有性质的差别；不同的是，在视华夷之辨为天下轸域界限、而坚持与维护统一为巩固国家政治格局为主体利益的汉族士人看来，这的权力更易令其毕身所崇奉、恪守与践行的家国情怀，不啻蒙受了一次重创。然而，由于清朝统治集团及时、有效地承袭了明朝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格局、尤其是着重维护与加强了以儒学道统为基础的伦理秩序，因而得以使这个新进中原的王朝在吸纳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上，皆超越了此前历代少数民族政权所难以企及的水准，并据此进而为中华大一统、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奠定，打下了稳固的社会基石。
在古代中国，以传统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依托的士人群体，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是国家机构的栋梁。在这种政权易手、权力更替的历史重大转折关头面前，他们的价值观及人生观，往往代表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走向，而在构成社会心理整体格局、及其精神导向的伦理秩序中，真正发挥着支配作用的则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这遭逢到山河易主、城头换帜的朝代更替时期，士人群体如何通过家国情怀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对于整个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与文明进步，都有着性命攸关的重大影响。据此，深入研究与探讨明清易代时期士人群体的家国情怀及其历史影响，对当前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与新型伦理秩序的构建等社会工程，有着鲜明的针对性与借鉴价值。
关键词 明清易代 荆楚士人群体 家国情怀
明朝中晚期荆楚士人群体浓烈的情感归依
在明朝的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建立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国家体制，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而以朝廷选官的方式采取科举考试制度，则为这个王朝在长治久安方面完成了一个相当成功的顶层设计与运作规则。概括地说，朱元璋视这些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为自己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基础，但为了使之愈加心悦诚服地为己所用，他对士人群体便采取了一系列恩威并用、宽猛相济的掌控措施：一方面，朝廷对读书人予以崇高的社会地位及优厚经济待遇，以利通过他们对天下实施高效而便捷的统治；另一方面，对那些有可能伤害皇权、或是对社会基本安定带来破坏或损毁的士人予以无情打击。其间，他充分吸取宋、元两朝灭亡历史教训，在整饬吏治方面从不放松，不仅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同时也设计出非常苛严的惩办法律，从而使明王朝初期一扫此前元朝吏治腐败，纲纪松弛等颓败风气，成为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期阶段时一度较为清明的王朝。
明成祖朱棣藉“靖难”入主中枢，为了让天下士子为其所用，他对读书人实施了切实的钳制手段，也采取了愈加强硬的手段。比如，在确立维护自身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方面，他择定以宋代理学家朱熹及其门人所编撰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三部“大全”，来做为更能维护其皇权政治为中心的一套思想准则。永乐十三年(1415 年)九月，正是在他的强力的威逼下，朝中儒臣仅利用了短短的九个月时间，便修纂成这套多达260卷的大书。
所谓“朱学”，只是个集合性概念。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朱熹及其门人所提倡的社会价值理想，以其适应了封建宗法社会体制足以保全与完善的基本需求，因而能获得成祖皇帝的青睐。然而，明成祖朱棣的目的非常明确，他的意思就是，
(三部“大全”)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将必有赖于斯焉。
这也就是说，明朝皇帝是要拿朱熹及其门人的这些说教，使之进入千家万户，融入到天下人的思想和行动之中，进而成为其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由此，朱学即通过国家意志的作用，以科举考试为中介，将儒家学说本体高扬到日臻成熟的境地。这样一来，做为文化知识的主要创造者、同时也使作为中国传统政治践行者的士人群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逐渐将这种儒家的文化理想，内化作自身的精神品格。
然而，从士人群体中凭科举考试而进入社会政治权力场的文官集团，由此也就承受着来自两个方面的精神荷载：一方面，朱学所一向提倡的“承天理，灭人欲”儒学信条，引导他们培养出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主体意志和伦理责任感；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增升的物质、文化需求，则又诱惑着他们从理想境界中回归到凡俗社会。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等级森严的政治权力场，却以其自身的运行规则，拉动官场中人不能不为着建功立业，持禄养望，封妻荫子，光耀门庭等“立其功”的目标而权衡利弊，措画调处。这样一来，屈从于威断杀伐、专横暴戾的皇权统治，便成为他们在宦海浮沉中的唯一选择。
明朝进入中晚期之后，商品经济大潮骤兴，使得那些已经获得经济话语权的富商成为社会上最具活力一个群体。他们通过在市场上获取到的财富分配权及享用权之后，便会积极与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士人群体搅合在一起，进而便以其足够动摇政局的巨大力量，来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比如，继张居正之后为万历内阁首辅的“蒲坂”张四维及其家族，便出自山西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的一个富商家族，此人后来的迅速崛起，便是当时社会有其深刻背景的一种突出现象。
总之，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以高消费为特征的奢华生活方式，在时代风潮中的推拥下快速演进。为着适应与满足这种消费的需要，社会的财富便愈来愈快地朝着高端群体聚集。正是由于有着享乐与贪欲的强力推动，那些一向以安贫乐道所标榜的士人，即开始朝着与“道统”相反的方向疾剧滑跌：青楼倚红拥翠，茶楼狎妓听曲，瓦舍博彩豪赌，酒肆恣意买醉……种种颓废糜烂的生活方式，早令众多不甘清贫的士人群体不断向低端化堕落蜕变：官、儒、商之间的协调互动，钱、权、色之间的幕后交易，使其“士商混杂，蝇聚一膻”的丑恶现象甚嚣尘上，而“政以贿成”的贪腐恶习，便成为社会风气疾剧败坏的一大毒瘤。
在这种情势下，万历前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就表现出了一种非常突出的人格风范。他的表率作用，归纳说来，就是有着十分强烈的家国情怀。
比如，早在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时任右春坊右谕德的张居正在写给湖广老乡、甘肃巡按耿定向的信中，曾这样描述当时政局之混乱的状况说：
长安碁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也。
这封信，深刻反映出身为裕王府轮值经筵讲官张居正那种愤于时艰、忧国忧民的愤懑情怀。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居正的“家国情怀”，就是他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所怀有的深情大爱，化着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安宁所展现出来的理想目标，置于个人的利害得失之上；继而以对“天下”所抱有的那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相伴始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大破常格，扫除廓清”视作对社会刻意奉献的行事理念，并由此确立起了自身将竭尽所能、“弥天下之患” 的担当精神。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为着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归顺朝廷，并请中央政府派去喇嘛、并颁赐佛经一事，时为内阁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的张居正闻讯之后，欣喜备至，马上写信给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的王崇古。他说：
虏王求经求僧，此悔恶归善之一机也。南北数百万生灵之命，皆系于此。天佑中华。故使虎狼枭獍皆知凈修善业，皈依三宝。我圣祖谓佛氏之教，阴翊全度，不虚哉。礼曹准公咨、即可题请，不必另疏。但今在京番僧，皆混浊淫秽之流，不通释典，遣去恐为虏人所轻耳。所求佛经，须有我圣祖御制序文者，乃可与之。公可特作一书谕虏王，嘉其善念。曲为开导，示之以三涂六道之苦，诱之以人天福果之说，及念珠坐具之类，亦可稍稍裁与。俾益其向化之心，则亦调伏凶人一大机括也。圣人之道，苟可以利济生民，随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礼乐法度而后为哉！
此信因系内阁中枢成员张居正发给边地封疆大吏王崇古的机要文书，其中对俺答汗的蔑称、对鞑靼部族的傲视，皆为当时朝廷内部的惯常话语，不宜深究；另外，其语涉朝堂庙算、政务举措、方略筹策与处事机宜等，虽说有其胜人一筹之处，但惟其那句发但内心深处的祝颂语“天佑中华”，道尽了身为国家重臣张居正所时时萦绕胸臆的最高意愿。
张居正自嘉靖二十六年(1547)得中进士、入仕之初，便深知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麾下的鞑靼武土对明朝边地九镇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与深沉创痛：嘉靖二十九年(1550)，岁在庚戌。这年的八月，俺答汗接受明宣大总兵仇鸾的贿买，绕开大同，东犯蓟州，从间道绕至明军身后，令防守边墙的三万余明军全线溃败。蒙古军直趋通州，分兵剽掠昌平，并进犯天寿山诸皇陵。嘉靖皇帝闻讯大惊，宣布京师戒严，委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各路勤王兵马。蒙古军自白河东渡潞水向西行，于二十日竟以前锋七百余骑直逼城垣东直门外教场，如入无人之境。次日，敌军悉至城下，分兵掳掠杀戮；晚上，城内可见德胜门、安定门外火光冲天，民居尽数被毁。自此，俺答汗麾军在城外大掠八日，志得意满，然后满载而归，从容退去。仇鸾率诸将统兵十万，未发一矢，事后竟割平民首级冒报战功……这次事变，史称“庚戌之变”，这是继“土木之败”后蒙古兵第二次兵临北京城下。仅因俺答汗志在炫耀武力，别无它志，这才令明廷上下于一阵惶乱惊恐之后，恢复如故。
张居正知道，明朝北部边防的九镇军兵，耗费巨繁，至嘉靖年间岁费已增至270余万两白银，可面对行动迅疾、往来如风的鞑靼精骑，却似乎无计可施。由此，当隆庆五年边事偶见转机之时，张居正、王崇古马上便在首辅高拱的强力支持下，把握时机，一举与俺答汗达成开边贸、通互市的和议，而早在整个嘉靖一朝因战争阴影给明廷君臣心中留下的恶魇，无疑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时下，俺答汗主动请求中央政府派喇嘛、赐佛经，这如何不叫张居正喜从心来？
在中国古典话语系统中，以“天佑”组词而表意者不知凡己，无非是指以祈祝而恳求上苍佑助的意思而已；用“中华”来特指本朝疆土者，也可谓汗牛充栋，通常也就是以此来概称我们脚下这广袤的大地、以及在这里世代繁衍的生民，包括与之紧密相连的文化传统、风俗民情，包括社会时尚与崇敬信仰等。然而，如张居正这样临事生情，有感而发，径自以由衷而真诚地祈颂“天佑中华”的人，此前却至为罕见。由张居正所展示出来如此深沉的家国情怀，不正为他后来执政十年所表现出“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伟大风范，提供了切实的注脚！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以因缘聚会，出任内阁首辅大学士，执掌朝纲。从此，他牢牢把握住这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一展身手，终于以“大破常格，扫除廓清”的雷霆手政，刷新政治，通过推行“考成法”，一改当时官场上下那种沆瀣一气、贪墨成性，萎靡不振、颓丧衰败，追求享乐、文怡武嬉的陈腐恶习，令万历初年的政风为之振刷一新。
当初，张居正面处危局，却勇于担当，他曾大义凛然地宣称：
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
张居正这种浓烈的家国情怀，不仅为当时的士人群体树立起了光辉地典范，更是直接地感染了其桑梓家园一代读书人的心灵。明朝时期，荆楚大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期间，荆州府领辖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彝陵、宜都、长阳、远安、归州、兴山、巴东等，共计二州十一县。而张居正乃以江陵县一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寒门子弟之身，一跃成为内阁首辅大学士，因他所取得的成就之突出，足以令当地学风大盛，蔚然成习。
据当代学人唐柳琴考证，湖北地区在明朝国祚延续期间前后共88届的科考中，共产生出990名进士。其中，自洪武四年至成化二年的29届科考，共考中的进士有141人，平均每科录用的进士不到五人；自成化五年至嘉靖三十二年，也是有29届科考，共考中的进士为346人，平均每科录用的进士已接近12名。然而，从嘉靖三十五年至崇祯十六年，共有30届科考，共考中的进士已达503人，平均每科录用的进士已接近17名。
与此同时，唐柳琴还考证出，在明朝的湖北地区，其所属八府的进士录用人数，也存在有较大的差距，其排在前四名的府分别为：黄州304人、占30.71%，武昌193人、占19.49%，荆州171人、占17.27%，承天127人、占12.83%；这四个府的总数为795人、占83.3%。在这四个府当中，黄州府自宋以降，即学风甚炽，排名第一无可厚非；武昌是湖广行省之治所驻在地，名到前矛，也顺理成章。荆州排名第三，张居正的榜样效应，显然对当地学风日盛带来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张居正那一心为公，不徇私情，诚笃至正，婉拒馈遗的家国情怀，也给桑梓家园的后生学子树立起光辉的典范。在他逝世后，因其“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明神宗朱翊钧暴戾地对荆州张家进行了无情清算。在那恶浪滔天的岁月中，其乡邦后学入仕者除个别人如傅作舟之外，绝大多数如刘楚先、张楚成、张汝济、傅作雨、陈大宾、曹忭等，都未在那场至苛至酷的大灾难中蒙受牵连。这一现象，至少说明在当年视“乡谊”为人际交往为一大要务的文官集团中，张居正待乡党门生，确实做到了如他所说的：“仆近来用人处事，一秉公心，谬持愚见，旁人无所关其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旧故，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
从儒学精义设定的伦理秩序而言，其内容它括有崇德向善、安分敬业、节俭惜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贤，等方面的内容。然而，视家与国相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意识，则始终占有主导地位。]
一个人的家国情怀，涵育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甚至到了当在爱国与忠君之间发生碰撞的时候，士人群体的之中的有识之人，也会凭着对天下国家的一片忠肝义胆，毅然将前者置于后者之上。
明朝万历中后期，因神宗皇帝倦勤怠政，贪财好货，重用竖宦，强征矿税等倒行逆施，弄得天怒人怨，故有众多立朝正直的官员开始怀念当张居正主政时中外乂安，四夷宾服的盛况。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其时职司为兵备分巡武昌汉阳黄安三府的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曾写信给荆州府的一位地方乡绅。他认为，地方上对于先贤张居正身后留下的遗稿，宜留心搜求，不应使之飘零教落。信中写道：
会间谭楚中文献精华，正观风者所乐茄也。独江陵末年蒙谤，微独不知者群然哗之；即当时象其泽者讳而不言，于今慕其高者湮而无考。不尚感今追昔，张公一段苦心，脉脉在臆，而欲徜闻其平台暖阁之敷陈，金马玉堂之谋议，了不可得。辟日沈于海，终当丽天，而不肖望明念切直，上太山以求见光景，徜谅微忱代为搜揽，揽其辅咨之原，而并及其得祸之状，庶几公论不失其平，而后生有观法焉。他日朝廷求遗稿，未必不基之乎此。
正是在中国古代敬贤崇善等优良伦理观念的推动下，石首籍在乡翰林编修曾可前、彝陵翰林检讨雷思霈等部分楚地士人，便在张居正尚属戴罪之身的情况下，积极配合荆州张家的嗣修、懋修、简修与允中兄弟，开启了为出版《张太岳先生诗文集》而进行的辑录与整理秘密工作。
鉴于为当时的特殊情势所迫，为该书写跋的“潇湘梦人”高以俭对那位曾与冯应京有书信往来的某乡绅，并未透露姓名，但今天看来，此人对出版《张太岳先生诗文集》相关事宜带来的积极影响最大。其个人情况，至少有以下三点特征：
其一，他是张居正的同乡，且与之同朝为官，对张居正的施政方略与个人品格较为了解，深知其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皆是以天下国家为念，故心中对张充满钦佩之情；
其二，他视张居正的宏谋伟略乃是真正引领国家走出当下困境的良谋善策，希望能通过及时刻印其文稿，让他那“平台暖阁之敷陈，金马玉堂之谋议”传播开去，弘扬光大，以期借此而改变当下朝堂内外结党营私等士大夫风习人情；
其三，他在翰林院任过职，因而对在乡闲居的原编修曾可前与检讨雷思霈能够造成影响，同时他能够发动身为当朝官员的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出头发动此事，另一面他还能获取荆州张家的张懋修等兄弟数人的充分信赖与敬重。
遍阅不同版本的《荆州府志》，似可发现万历一朝中后期的江陵在籍乡宦刘楚先，与这位未透露姓名的乡绅在阅历上似有所同。据清康熙版府志刻本记载：
刘楚先，字衡野，江陵人。隆庆辛未进士，授翰林检讨，累官礼部侍郎兼学士……家居十六年，起尚书掌詹单府事。
总之，《张太岳先生诗文集》终于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顶着沉重压力，顺利初刻成书了。自此之后，身为明代杰出首辅的张居正，便以其超卓非凡的政见心术，高雅优越的性情志趣，清白廉洁的品格操守，机智刚毅的行为方式与真率诫笃的交谊情情等，便通过这一载体逐渐为后人所知；而同时也为后人了解明朝中后期、尤其是万历一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提供出了一部真实的宝贵文献。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万历三十八年（1597年），是庚戌科春闱的考期。时任同考官的顺天府保定高阳籍翰林院编修孙承宗在阅卷中，发现常熟籍的试子钱谦益在策论中，有段话似乎隐隐约约地评价到了张居正的“社稷之功”。其文曰：
上御极初，有以管、商之术秉国成者，其人虽任智力，劫持天下，然一时尊主权，核吏治，循名实，省议论，画然可观。后之绍述者，变操切而涂泽，反综核而模棱，使天下事不蕲废，亦不劝行，能者无所见长，不能者无所见末。积颓积废，以有今日。
孙承宗不动声色，画圈后循例上呈。殊未料到午门张榜时，这个钱谦益竟然又在这次殿试中被“钦点”为探花(一甲第三人)！孙承宗喜出望外，私下里跟同考官、翰林检讨雷思霈议论这事。雷思霈闻讯，又惊又喜，以其“首策讼言江陵社稷之功”一说，竟失声赞叹道：“(此文)非楚人不能知也，非楚人不能言也；吴士有钱受之，执论好持大体，得无是乎？”
雷思霈的这段话，是由钱谦益后来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所转述出来的。如今看来，它有着较为丰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含量：
首先，时值万历三十八年（1597年），《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尚未刻印成书，但在荆楚本土的士人群体中，已在追思、缅怀地方先贤张居正的“社稷之功”了，故雷便有此事应当为该由“楚人”先言之议；
其次，孙承宗是为“北人”，可雷思霈与钱谦益皆为“南人”，那时由于种种原因，二者之间此前略分轸域，尚未有若在看待张居正主持万历朝前十年的政局方面，具有如此一致的看法与评价，可见到了万历一朝的中后期，朝堂上下那些将自身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有识之士们均有共同的忧国之思；
第三，钱谦益是“吴士”，既然他已在策论中宛若称赞着张居正“画然可观”的政绩，却最终能博取探花高第，故雷思霈在褒奖其“执论好持大体”的同时，也在蠡测当今皇上是否具有有为那位前帝师兼首辅的平反之意……
当然，这都只是雷思霈的一种揣度。天威难测，他未便向他人述说，当下便在身为翰林检讨官的职位上向朝廷告假南归，全副身心投入到协助荆州张家准备将《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刻印成书的事务中来。
不料书稿尚未付梓，雷思霈倒与石首曾可前不幸先后病逝。二人赍志以殁，算是用生命殉了荆楚士人为出版《张太岳先生诗文集》所竭诚奉献的伟大事业。而自当这部书私下发行开后，强烈要求朝廷给前帝师兼首辅张居正平反的愿望，便犹如地火在潜行中奔腾，它鼓励着一代又一代荆楚士人前仆后继，坚持不懈地发出正义之声，直到黄冈籍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在万历末年发出的那奋力一击。
在明朝中晚期，在荆楚士人群体中还涌现出了如曹忭、徐鑛这样的贤良之士。前者拿出自己的养廉银，为亡友王慎中将其题赠给自己的一百首诗稿刻印成书，并分为四卷，定名为《玩芳堂摘稿》以广流传；后者则是辞官回乡养老时，关注乡邦文教事业的发展，在沙市塔儿桥一带购地置房，创立了阳春书院落，以“招集英俊、课习于中”。后来当徐鑛去世后，明末时期湖广著名宿耆贺逢圣写过一篇悼念他的文章，说是从阳春社培养出的青年士人当中，便有王文南于崇祯三年（1630年）领乡试“解元”；这是自万历八年（1580年）张懋修考中状元以来，五十年当中由江陵士子再度“抡元”（指在科举考试中独占鳌头）的一件大事。
从上面所述中不难看出，时值明朝中晚期，以张居正为代表的荆楚士人群体对世事时政抱有浓烈的家国情怀。他们或身居揆席，擘划政务，凡事无不以安民守正为本，在实现“忠以谋国”的施政方略上建树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或匿居乡里，伏身草莽，远离庙堂却关注国是，一心为保存乡邦先贤遗墨而竭心尽力；他们或远离名利，不避嫌怨，暗中调度，居间策划，动用种种人脉为国家、为民族留存一息“楚中文献精华”之余脉……诚然，家国情怀作为崇德向善伦理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涵盖面较为宽泛。简而言之，它就是坚守道德底线，诚信友善，将个人与家庭之间的血缘亲情，通过乡谊戚党，延张开去，注重个人品德的修练，从当下做起，从小事做起，执著而坚韧地不断向社会传输正能量，以求真正能实现儒家先贤所一再追求的“邦本辑宁，民心固结”等总体目标。
落寞与抗争中寻求归依的家国情怀
晚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型的变革期。以时下流行的主流话语而言，它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为着商品经济的兴起，此前僵化沉滞的传统专制政治，已经开始发生起一定程度变化；在原有的官僚体制内部，开始出现了初为异端的民主制度萌芽，而早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也中国在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众人一口，千篇一律以三部“大全”为主宰的思想僵化模式，被愈来愈多的士人所厌恶，为了打破其禁锢的繁篱，在阳明心学引导下，许多士人率先拓宽思想视野，展现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内容。比如，被视作儒家异端的李贽便把贩夫走卒与士大夫相提并论，甚至还将这些人的道德品质看得更加高尚。他说：“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士人群体原有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已经突破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更何况随着印刷术的推广普及，士人的队伍不断扩充，而国家政治结构所能吸纳的新生力量，却相对来说却越来越少，因此使得士人获取功名的机遇也越来越稀薄。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巨大变革，大明王朝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超常的扩张与增长。在人口密集度愈来愈高的商业都会中，为数众多的富商臣贾，技艺超群的能工巧匠，色艺兼优的名伶妙姬，才华超群能画师书家等，这些在不同领域中产生的优秀人才，共同营造出了社会环境开放、文化包容度高的人文风情。然而，这种纵情声色，溺于喧嚣的生活，并不能掩盖日益内外交困的朝廷政局，民变蜂起的社会窳败，频频叩关的强邻窥伺，令众多在乡土人迷茫困惑。曾任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的张汝济就曾以一首《大江舟泛》七言律诗，来寄托自己的浩渺惆怅：“一水凉生白苎衣，蒹葭秋色净依依。沙边返照明孤屿，天外睛空出翠微。匹练静悬轻舸渡，暮帆遥挂片虹飞。停舟漫话沧州趣，嵩目流半半掩扉。”
张汝济，明湖广江陵县人，为隆庆二年戊辰科进士。他在隆庆、万历两朝的仕宦生涯平静而稳健：始任江西临川知县，后擢兵部主选司主事、吏部郎中，继升光禄寺卿、太仆寺卿等，可一旦以封疆大吏的身份而主政福建时，麻烦事便旋踵而至：有些言官借口张汝济与前任首辅张居正是同乡的关系，不时地对他予以纠问弹劾。昏庸的明神宗朱翊钧听信谗言，罢了张汝济的官。对于这种极不公正的待遇，张汝济却十分坦然地说：“吾从江陵公踪迹始末甚明，言者岂能不诬我、且功德我？我日者拮据兵事，食不下咽，今翩翩归矣。”
原来在张汝济主政福建期间，日本封建领主丰臣秀吉首次基本统一了那个岛国，曾企图向大明王朝的藩属国朝鲜肆意扩张；而沿海的倭寇海匪更是猖獗异常，经常在闽、浙一带豋陆骚扰百姓。张汝济上任后，通过多种渠道侦察到丰臣秀吉的战争图谋，面对这一严重祸患，他以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片忠肝义胆，锐意整顿福建水师，准备随时迎战敢于来犯的日本兵。不料却遭到了小人的嫉妒与算计。所以，出于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学信条的遵循，他回到故里荆州，在南湖构筑了一座“平楚园”以休闲度日，怡养天年。
张汝济一生爱竹，在自家的平楚园里，他种了万余竿翠竹，以通过赏心悦目而调节心志。与其同为湖广籍同乡的国子监祭酒曾朝节(湖南临武人)，是他们那一科的殿试探花，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才子，曾朝节为张汝济撰写一篇《万玉山房说》，以赞其德。他称：“竹之德，中虚而外直，体刚而用柔，善孰大于是！”高度评价了张汝济这种刚柔相济、正直不阿的人格品貌。
张汝济去世后，是“公安三袁”的长兄袁宗道亲笔摄写的《巡抚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墓志铭》。文中记叙张氏生前原话为：“吾万竹山房，苍翠腾崚，高者捎云，下者拂牖，寒涛清耳，浓荫覆席。得老是中，岂不万倍中丞乐乎！”
中丞，是地方最高行政官员的古称。张汝济备位封疆，宏图大略，不幸中道竭蹶，内心的极度苦闷可想而知。但他并不怨天尤人，而是种竹遣兴，读书寄怀，从而力求让自己在乡居生活中过得充实而富足。
不过，对于众多的荆楚士人群体而言，“达则兼济天下”的激烈壮怀，似乎一刻也未曾消沉。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岁在庚申）四月十七日，户科给事中官应震拜发了那本题称为《为救时旧相论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冤以慰忠魂以开相业事》的著名奏疏。在这道奏疏中，他以大义凛然的楚人血性，公开要求明神宗朱翊钧给为其早年间彻底清算了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平反，其疏文的观点之鲜明、内容之丰富、语言之犀利、要求之迫切，堪称明代值得传诵千古的一篇雄文。
官应震于其篇首部分，启先即开宗明义地说：“臣惟天下治乱，君臣造之。”紧接着，他便重点阐述了“相臣”（即内阁首辅大学土）在治国理政方面所具有的功用。然后，他说，陛下自御宇以来，一直在“求其有肯任之心、能任之才、敢任之力，如先臣大学士张居正者；指不再屈，居正殁矣将四十年，从来人品，日久论定，宁有四十年而不定者？”由此而发韧，官应震随后乃以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全面而简要地介绍了张居正在内阁十六年、出任首辅十年以来对国家所做出的十大贡献，以及其招惹怨尤的种种原因，包括他本人自身的过失及因此导致的悲剧……其中有一段话，写得十分痛切：
臣髫年读邹元标论核夺借一疏，忠肝义胆，如揭日月；职亦深恨居正专权违制。今通籍二十余年，夷考居正立朝，总之功在国家、过在身家。先臣海瑞评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确为定案。身家之过，身家受之，不为不惨；国家之功，家国受之，皇上独无念乎？14
推算下来，官应震是隆庆二年(1568年)生人，他到了“髫年读邹元标论核夺借一疏”时，该是张居正“夺情”风潮过后的事了。这也就意味着他的整个青壮年岁月，都是在后张居正时代度过的。可是，当他到了44岁、即上有老、下有小的壮年时期，却能甘冒问罪杀头、贬官远谪的危险，来为其曾经一度“深恨”的前首辅张居正申张正义……那么，他的这份心性与胆魄会是由何而来？
细读官应震奏疏的全文，不难发现，其中有些为其用来褒赞张居正勋业的文句，几乎都出自已经在湖广大地渐次传播开来的《张太岳先生诗文集》。比如，在介绍了张居正万历前十年所建树的十大勋绩后，其疏文写道：“居正言曰：臣是顾命大臣，谊当以死报国，虽赴汤蹈火，皆所不避，况于毁誉得失之间？又曰：既以身殉国，遑卹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不之畏也。又曰：某生平在师心，不惟一时毁誉不不问，虽万世之是非，有所不计……”上述种种，都是张居正当年或于奏章，或于书牍之中据以表露心迹的原话。由此，似可认定，官应震正是在读了《张太岳先生诗文集》之后，通过阅读这一特殊样式的“心灵对话”，他终于了解、认识到了历史上真正的张居正。
官应震知道，张居正是神宗皇帝在亲政之初亲手彻底否定的，如今提出要“昭雪沉冤以慰忠魂”，必将会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甚至连除籍砍头亦或难免。由此，他坦然写道：“职，居正之乡人也，谊应避嫌，且值倾否。国家多少当言者，职未能言；而乃言及缓慢不切之事……若今职不言，恐终无言之日、无言之人。”
官应震之所以会这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他自己就已看出，眼下的国家早就一年不如一年：自征播州杨应龙、征东抗倭、征宁夏哱拜等“三大役”耗银多达近二千万两之后，国库存银渐告空虚，边饷穷急空乏，到处发生士兵哗变的严重事件；神宗皇帝长期不理朝政，起自内阁大臣、地方大吏，直至部院卿贰，缺额从不充补，十年间仅存不到半数；廷臣结党日益加剧，交相攻讦，愈演愈烈；地主豪强霸占大量庄田，巧取豪夺，民穷财尽，生灵涂炭，盗贼四起，再加之去年二月与辽东后金国之间在萨尔浒一带大战而造成的惨败，使国家元气蒙受重创。这一战历时虽然仅只五天，但明军已是三路丧师、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余人、有九万士兵（一说四万多人）倾遭歼灭，丢失战马四万匹、毁损军械不计其数……面对四海内外空虚，困穷至极的如此景况，官应震痛心疾首，于是挺身而出，慷慨陈言，希望国家能重新振作起来，“在朝在野，宁无一二能继居正之志者？总之，不拘资序，不问方隅，不论内外，博采而精择之，是在今日矣。”
官应震的这道奏疏上呈才刚三个来月，神宗皇帝即告“驾崩”。或可，他根本就没看这道奏疏；或可，他看了后懊丧不已——回想到冲龄时期受张居正教导、辅弼，国是宁谧，中外乂安的大好局面，一时痛悔万分，懊恨不已，最后竟自一口气转不过来，马上就一命呜呼了。
又过了些年，后来的侍读讲官董其昌在文华殿伺候皇帝经筵讲读，因皇帝经常缺课，他沒事可干、又不宜远出，便趁着清闲无事的机会，将殿角堆弃卷佚浩繁的的“留中”奏疏（皇帝拿不定处理意见，未便及时表态；或者是根本不看，将其撂置一旁）收拾起来，逐一抄录，然后每天夹带一点，将抄件转移家中。其后，乃将这些抄件按照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顺序排列起来，题名着《神庙留中汇要》刊刻成书，竟合计为40卷，从而令官应震的这道奏疏才传扬开来。
时至天启、祟祯年间，在朝的湖广籍官员计有户部侍郎陈大道、太常少卿梅之焕、户科给事中李若愚、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多次联络在京楚绅，上疏要求为张居正彻底平反昭雪。因此间国事窳坏，朝廷内外追思贤臣良相，故先后分两次准允所请，“以慰忠魂”：天启二年，诏复张居正原职、予祭葬；崇祯三年，饬命复张居正“文忠”谥号、生前二荫有四代诰命等。
张居正彻底平反昭雪了，但国是的极度腐败与恶化，却猛烈地剥蚀着社会的躯体：首先，是各级官吏贪墨日炽，政事荒废，公务推诿，私欲横生，导致民变蜂起，揭竿竖旗，纵横闾左，跨州连邑。先有高迎祥于崇祯元年（1628）在安塞起义，“闯将”李自成在军中崭露头角；后有张献忠在延绥镇起义，据米脂十八寨，号称“八大王”。同时，辽东女贞后金军入侵关内，掳掠京畿，蹂躏滦州；同期巧施反间计，诱使明廷误逮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袁崇焕下狱，且于八月十六日以“谋叛罪”被磔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当此内艰外难同期而至之时，崇祯皇帝举措失据，不仅不整饬吏治，安抚民心，反而增收赋税，强征公费，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朝廷的倒行逆施，极大地危害到全社会的整体安全，当此之时，一位石首的诗人王启茂来到荆州古城，在东门的内张居正故居，来特意凭吊这位前任首辅。
张居正故居始建于万历元年（1573年），曾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遭逢家难时被官府查抄没收，其中一切器用物品、包括门外的一对大石狮，也都变卖成银子，收回皇室内库。前些年，这幢空屋被当作道、府馆舍(相当于政府招待所)，用来接待过往官员。天启二年，房子发还给张家后裔，从此就张民家祠，以供奉张居正的神主。在这首题名为《拜江陵张文忠公祠》的诗中，王启茂写道：“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肃衣冠。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王启茂这时的心情无比沉痛：张居正的冤案终于被平反昭雪了，但这一天竟要等到与之恩怨纠结的一切当事人都死去后，才得以实现，难道这不是太迟了么？当下边关危急、国是日非，朝廷对忠臣贤相的旌表，已经于事无补了啊。要不家祠内供奉的画像中，张文忠公怎么仍是双眉紧蹙、忧心忡忡的神情呢？“半生忧国眉犹锁”，他是在为天下生民而忧愤难安啊！
荆楚士人群体对时事政局所抱有特别浓烈的家国情怀，通过王启茂的这首诗，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览无遗。
王启茂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见惯世事沧桑。做为明代晚期的一个历史见证人，他深知政局的窳败所在，也就是因为皇权的恣肆妄为。可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在那个时代，这一切恐怕是连张文忠公本人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王启茂的诗作，原本为地方史志收录，然而它最为引起后人关注者，当数清人叶廷琯撰《鸥波渔话》中所记录的一段掌故《张江陵祠堂题壁》。其文曰：
寒壁山庄刘氏藏明季人诗一纸，字作行草，题为《拜江陵张文忠公祠》。款署‘石首王启茂’，旁注‘元（应为天）庚’二字，盖作者里籍姓氏也……”
叶廷琯所说的寒碧山庄，就是今天的苏州留园。照他的说法，为刘氏所收藏的这张诗笺，据瞿式耜的烟亲顾苓称“此张别山（同敞）先生手书也”。其全文的意思是说：在清初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初五日的黎明，当清军孔有德部进入桂林城后，在衙署大堂俘获到晚明小朝廷的兵部右侍郎、总督各路军事张同敞和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瞿式耜。当初，孔有德极力诱降，遭到二人坚拒，乃派重兵把守，将他们关押于七星岩。此间，瞿、张二人已断生还之念，每天以诗词相互酬答，各抒心志。这首诗是张同敞写给瞿式耜看的，故于抄件中有“旁注‘天庚’”字样；又由于“诗中有表扬其先人语”，所以张同敞就亲笔将诗默写出来，让瞿式耜从中了解乡邦后人对其先祖的景仰、缅怀之情。
当年的十一月十六日晨，瞿、张二人在桂林壮烈牺牲，这件张同敞的遗墨即为瞿的仆人暗自收藏，“携归虞山”，此后，经辗转流传，便落到寒壁山庄主人刘氏手中，叶廷琯见过后，就将这桩极具传奇色彩的轶闻叙写进了《鸥波渔话》。
明崇祯十五年(1643年)临近岁末，李自成农民军攻破襄阳，然后分兵南下，向宜城、荆门进军，再另拨一军人马直薄夷陵(今宜昌)。十二月初九日，驻节荆州的明朝偏沅巡抚陈睿谟不敢应战，匆忙间率兵马簇拥着明神宗朱翊钧第六子、惠王朱常润向湘潭奔去。农民军兵临城下，荆州士民开门迎降。自此，三年间荆州一带成为明朝官军与农民军李自成部、张献忠部梭往来穿的重要战地走廊。
据新近影印重刊的清乾隆版《荆州府志》在“纪兵”中记载：崇祯十六年十二月，“献贼入城，自称西王；甲申春，贼西走，乃纵兵大掠，毁城垣，烧庐舍，百里内外无复烟火。”这就是说，当张献忠率全军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 的年底进入荆州时，他会在此地自称“西王”，可见并没有马上离去的意思；然而时隔不过数月，他竟会在此“纵兵大掠，毁城垣，烧庐舍”，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上，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北京，明廷的周皇后先在坤宁宫自缢，崇祯皇帝后在煤山自尽，李自成正式进入紫禁城。或可，发生在北京的这场变故太迅猛、太突然，从而重重地震撼了张献忠。他觉得，自己与李自成相比，既已失却先机，那么想要在荆州立足称王，便势所难行。于是当下断然下令，命部下官吏、军士胁迫数万当地居民，拆毁荆州城垣，然后匆匆离去，西进四川，准备武装割据、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去了。
然而，张献忠未能想到的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连皇帝的宝座都没坐热，就被明朝总兵吴三桂联合清兵在山海关打得狼狈不堪。随后，他于4月29日在北京仓皇称帝，次日便弃守京城，逃往西安。从此，清八旗铁骑乘势狂追，大顺军则一败再败，最后不得不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及武关，一溃千里，于翌年(即为清顺治二年，1645年) 年初，经河南邓州进入湖广境内……由此，南国大地成为明朝官军、农民军与满蒙八旗拉锯式作战的争夺焦点，往后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底平定“三藩之难”，几乎近四十年间，荆州战乱未宁，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以致赤地千里，千百万黎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此之时，心中最为焦苦者，就是那些读书人。最近，经学界同仁协力发掘，将当年江陵乡宦陆师贽所撰写、且以孤本流传的方式而为北大著名教授邓之诚先生所获、后由其于《桑园读书记》中报露过的《张文忠先生略》一文整理出来，随之公之于众。从这篇文章里，即可真切感受在那个特殊年代士大夫阶层人士备受煎熬的心路历程。
《张文忠先生略》全文为3500字（未记标点符号），大约成书于明朝万历、天启之间。本文是为作者陆师贽所写带有实录性质的一篇随笔，文中称：当他自外出宦游归来，曾以家乡后学的身份，走访本地父老耆宿，四处搜集有关张居正的事迹。他说：“余生也晚，何能知先生？惟是生与同乡，见闻熟习先生居乡立朝之概。除余吚唔章句之日，及解绶归林之岁，中间几乎四十年，漫游四方，交接把臂，谈及先生者无虑百千万亿。无怨无德之口因多，怀私抱恨之语亦复不少。”
接下来，陆师贽通过转述乡邦父老口碑相传的事实，一一记叙了到关张居正本人与其父亲、弟弟造福桑梓，泽被乡亲的种种事例；随后再着重说到张居正在主政期间，“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的一系列感人事迹，并分别对其奉旨“夺情”、三子连中高第等尤遭世人诟病的种种说法，一一予以深入辨析。接着，便以事实逐一驳斥了早年间为李植、羊可立、江东之那些人在对其进行妖魔化、丑角化时，强加给这位杰出政治家身上的种种诋毁、造谣和污蔑。在此文的结尾部分，陆师贽无不沉痛地发出悲叹。他说：
奈何，（张居正）才超一世，每每见忌于庸人；功高天下，定然遗恨于仇口！”并且，他还严正申言道：“先生虽未必即登圣贤之域，而真英雄真豪杰、天下后世未有敢与争者欤！
据清康熙版的《荆州府志》的记载：“陆师贽，字岷源，江陵人，万历戊子举人。兄怀贽，弟宗贽，先后登贤书。师贽负经济才，监司都邑有大事，常就谘之。令江安，入为监察御史……流寇（封建士人对的蔑称）陷荆，师贽举家渡江避乱，愤悒而卒。”看得出来，陆师贽出身于一个士人世家，兄弟三人都有功名在身，是封建王朝政治体制当中的中坚骨干，也是儒学思想的传播者与践行者。他写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也就是立足于对国家整体利益的思考，认定张居正就是朝廷的大功臣，他不仅“借箸之时，必授有方略，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非耶？先生之经略非寻常可得而测度，人谓先生武侯后身，殆不谬欤”；更为主要的是，他认为这位前任首辅以其“为国任事，一念热肠，不肯落后，卓有可取”的精神，堪为国家干臣，假如不是神宗皇帝听信谗言、误以为荆州张家的“宝藏逾天府”，继而对其进行彻底的清算，当下的世道也不致于恶化成眼前这样！
陆师贽的这一见解，在明清易代时期的荆楚士人群体中，颇具代表性。因而，他们对大明王朝行将覆灭的现实，在感情上备受煎熬：一方面，他们痛恨朝廷的政治腐败，不仅是对官场尔虞我诈、拉帮结党、攻讦不休、政潮难平的现实极度反感，同时也对皇帝刻薄寡恩、专横暴戾、倦勤怠政、贪财好货的劣迹颇有腹诽。只是遏于为臣之道“忠君报国”儒家思想的束约，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自然不会公开对抗，但避而远之以求安度余生的不合作态度，则是他们逃离黑暗现实的不二法门。如今回过头去看，明朝中晚期有大量朝廷骨鲠之臣反复乞休归政、有些人乞休不遂甚至挂冠而去的现象频频发生，明显不是偶然的。另一方面，在落寞与孤寂中，他们难以寄放时时横亘在心的家国情怀，不得不通过最为擅长的书写方式，来直抒胸臆，将对往事的反思、对现实的考问形诸笔墨，以期“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让历史铭记这一页沉重的荷载。
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无论是王启茂在江陵张文忠公祠堂里吟哦堪称“诗史”的名句，还是陆师贽在武陵山坳里和沮蘸墨写下的篇章，都映现出那个特殊时代荆楚士人家国情怀的安放特征与表现特色。
明清易代后的追思补缀与认知复归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到了明清易代之际，原有的社会结构便在民变蜂起，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不过十数年的功夫，即发生严重崩裂；一旦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八旗蜂拥而至时，拥有276年国祚的大明王朝哗啦啦似于眨眼间便訇然坍塌。军兵冲杀，惊呼狂叫，锋镞攒进，血肉飞溅……无数人在血火煎熬的战难中悲吟着“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呻唤，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有些人拍案而起，毁家纾乱，集结起戚友乡党，结寨举兵，歃血为盟，以未经仗阵的乌合之众，抗击军武严整的百战之师，刀斧加颈而不变其色，镣铐加身而不降其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令神州大地在血污漫地，哀鸿遍野的凄风苦雨中瑟瑟颤栗
大顺(含张献忠大西军余部)农民军、南明军与清军之间的战争，渐渐集中到湘、粤、桂、黔、滇等中南及西南数省的往复争夺中。在延续数年的战乱中，由于农民军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及稳定的思想基础，其军势声威屡有削弱，难成鼎足之态；而南明政权竟仍在内讧不止、党争难息，百官羸弱、军武萎靡的老路上持续滑跌，不可收缰，显然不易挣脱陈腐窠臼的制约而振刷一新。这两股力量虽时有合作，但终究捏不到一块儿去，倒是起自辽东一隅的女真族满清政权通过定鼎北京，不断地调整政策，进而在逐鹿争战中快速形成一枝独大的政治格局。
清廷在统一战争中，至少有以下几招及时而有效地平复了内地士人的仇视与抵抗情绪：先是顺治三年（1646）三月，清廷变通了明朝的进士授官制，使得新科进土迅速补入官员队伍，收到了“政体人情，俱得其平”的良好效果；再是，顺治五年（1648）闰四月，清廷下令禁止高利贷，将普遍百姓世受其害的高利贷剥削，压制到最低限度，有效遏止住了地主、官僚及富商大肆盘剥斗升小民的险恶势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庇会矛盾；接着又于顺治九年（1652）四月，清廷指令增补汉官员额，显著提高了汉官在清廷中的地位，让这些人在制定政策、发布政令和处理国家大事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备尝艰辛。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顺治皇帝于亲政的第二年、即1625年，重抄明太祖朱元璋颁行的“六谕”，将“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做为在全国颁行的《六谕卧碑文》，通过国家意志的方式加以推行，以期让全社会都来注重正风俗、厚人伦的社会教化。
显而易见，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些事件，使士人群体真切地感受到，虽然皇帝的宝座已经由原先的朱氏家族转让给爱新觉罗家族，但中华大地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道统却没有变。因为，既然连朱家开山始祖颁行的“六谕”当下也都重新昭示天下，那么明清易代的政权更迭就跟历史上前代王朝的换代没有多大的差别了。总之，清廷所作的政策调整，为其迅速统一中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从制度层面来看，顺治皇帝重颁《六谕卧碑文》，着重强调了以清代明仅仅是两个政权之间的传承关系，并没有触动士人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保持的固有特权；而其对儒学所给予的充分认同感，也令士人们体验到了政治制度内在的连续性。这样一来，民族之间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缓和，而各地一度风起云涌的抗清势力，也有了明显的分化和削弱。所以，一当农民军与南明军被渐次削平之后，最终还是由清廷赢得了对全国的统治权
在中国古代士人的伦理规范中，家与国从来都是二位同体的一个完整概念，而这一家国并论观念的形成，显然与中国社会以血缘宗法为主体的构造特点密切相关。在明清易代之初，大明王朝的君王已经殉难煤山，而为士人群体视作大家明朝“天下”，早被血海尸山肢解得残破不堪……国已不国，家难为家，奋起抗争，拼它个鱼死网破，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可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尽管在桂林城与瞿式耜同时殉难了，却并没有唤醒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来挽救这个早已形同消亡的残余政权。相比之下，当此临危赴难之际，真能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的做法，似乎该是如何让更多的人从这种家国之痛中寻求到新的目标而更显艰难。
此间，曾与张同敞一样热血汉子、苏州昆山的诸生顾炎武，自打从武装抗清的死人堆中爬出来后，便始终在苦心孤诣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与先前每当到了朝代更迭时内心备受煎熬的士人一样，这时不断萦回在顾炎武心中无比严峻一个的问题，便为到底是毁家纾乱、效忠故主，还是心系天下、扶持苍生？
顾炎武的答案展示于其《日知录·正始》中，便是震烁古今的传世名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一姓一国的兴亡之事，乃是当朝皇帝与其麾下将相臣的工职责；而但凡涉及到天下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每个普通人便都有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后来，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从其原意出发，将这句话整理为两句话、八个字的成语句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做为明清易代之时一位杰出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将神州天下，与一姓一国的帝制王朝区别开来，而前者的概念，则是既指其有明确疆域概念的国家实体，又指在这片热土上生息繁行的亿万人民、还包括有同在蓝天下为广大民众所世代守望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清朝统治集团入主中原前后在政治上实施的那些调整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注重于“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他们从明朝败亡的既成大势中，看到了天意所趋、民心所向，于是开始对新政权的执政理念不断地予以调整与修正、并从关怀天下民生出发，于康熙二年（1663）五月十九日规定，凡是以朝廷的名义征收民间税赋，皆得由户部主持，禁绝各“各部寺分管催收”，从而有效防范了令出多门、扰民太甚的弊政，让天下百姓略得粗安。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江陵县有个家庭以父子两代人于明清易代前后所发生的思想转换，较为形象地说明了当年荆楚大地众多读书人的家国情怀，在经历了追思、补缀，而最终以复归的方式投入对新型伦理秩序参与共建的一段心路历程：
那是在顺治五年（1648）秋，清廷湖广省当局举行了鼎革以来的第一届乡试。这时，浙、闽、皖、赣、湘各省均尚未完全平定，而粤、桂、黔、滇、川等省则还在有大量敌对武装力量存在、战事未平。在这种情况下，江陵青年士子胡在恪在父亲胡克敬的鼓励下，背负行囊，冒着沿途极不安靖的危险，与同县的宋学洙、张可前等三人一道，前住省城武昌应试。
放榜出来后，胡在恪一举中魁，荣膺“解元”(乡试中榜的第一名举人)称号；而宋学洙、张可前等两人也同期中举。
胡在恪（1621-1703年），字念蒿。相传，他在三岁那年发蒙读书，塾师教他《三字经》，一天下来他便能诵会写，倒背如流；他到六岁时就能写文章，七岁应童子试，十二岁就考上了秀才……当时，就被地方上的父老乡亲视之为是继张文忠公之后的又一个楚地神童。可是，自从中解元之后，幸运之星便似乎与他擦身而过：先是顺治四年（1647年）宋学洙成为进士、并选庶吉士，再是顺治九年（1652年）张可前进士及第，而胡在恪竟是在中举的七年之后，也就是顺治十二年(1655年)，才于当年的乙未科以进士入仕，被分发到刑部当上了一名郎中。
顺治十五年(1658年)，皇帝为笼络汉族文士，特敕吏部挑选各省提学使，上呈御览。吏部不敢怠慢，通过铨叙报上一批姓名，可皇帝不予批复。朝中众臣正纳闷间，宫中传旨，命在朝京官均聚集于太和殿，皇帝将要亲自考选这批人。
试毕，胡在恪以成绩优异，受到顺治皇帝的赞赏，将他分发至当时儒林士子对清廷仇恨情绪最为强烈的江南地区。此时，江南辖区承前明南直隶的规制，包括浙江、江苏(含上海)的大部，江西、福建、安徽的一部分。当年满蒙八旗平定东南，唯于江南一地杀戳尤重，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扬州三日”、“嘉定十屠”等暴行，令当地士人对清廷报以极度仇视的态度，拼死拒不与当局合作。
胡在恪莅任之初，见这一带士习人情如此强硬，不由肃然起敬；但转念一想，如今山河易帜，已历时两代，战乱过后，普天之下的百姓苍生总得要安定下来，自身既膺一省学政之职，就应当给社会培养出一批能够治理好天下的优秀人才，如此才可使国家长治久安。于是，他决心从幼童抓起，开始在各地办学。那时，有位叫叶梦珠的江南学人在其《阅世编》中记叙道：
本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冬，学臣胡在恪岁试，所存在册与试者，每学(府设府学，县设县学)多者不过六七十人，少者二三十人，如嘉定学不过数人而已。胡公唱名，为之堕泪，以为江南英俊，销铄殆尽也。”
面对着生员凋零，学业荒疏的困境，胡在恪旰食宵衣，兢兢业业，在职期间，时时注重仁义教化，开启人心。不久，他即相继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将几所府属书院开办起来，很快便在地打开了局面。没过两年，各府、县学犹如雨后春笋，接连开办，入学读书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由此江南一带的人们便渐渐熟悉和了解了这位操湖广口音的学台大人。
常州人赵申乔就是胡在恪亲自挑选、培养出来的一位尖子学生。他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祖上两代都曾在明朝做官，可谓家学渊源。当年，迭经战乱，天下风云幻化，时局动荡，其父忧心忡忡，原以为孩子将荒疏一生，没多大出息。没想到胡在恪披阅赵申乔的初试考卷时，一眼便相中了他。当下取他为常州府学第一名生员。从此，赵申乔就在这位恩师的辅导下，悉心攻读，学业大进。
在提督学政期间，胡在恪审批改学生作文，绝不假手于书案师爷。他每天端坐衙署，批阅生员文卷，发现优秀的便当堂讲评；到了傍晚散学之后，他则将全部文卷集中起来，反复比较，分析各个学生的长处和短处，通常一直要忙到半夜。到了发榜那天，他就会和学生一起站在榜前，指到谁，就把谁的文章进行一番讲评，手上没有拿卷子，完全靠记忆一一指陈得失利弊，侃侃而谈却从不曾张冠李戴，而其评议则无不剀切中理，贴切精当。
经过胡在恪的悉心教导，在此后不长的时间内江南士子接连登第，以致吴中大地一时官盖如云。赵申乔于康熙九年进士进士及第，先后担任河南商丘知县、刑部主事、浙江布政使、偏沅巡抚、左都御史、户部尚书等。居官期间，他清正廉洁，法不阿贵，去世时殁年为七十有七。朝廷赐祭葬，谥恭毅。雍正元年，加赠太子太保，后入祀贤良祠，成为清初有名的贤臣廉吏。
除赵申乔外，由胡在恪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还有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掞和礼部尚书掌翰林院学士韩菼等。韩菼，字元少，长洲（今苏州, ）人。此人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在顺天乡试中举，翌年参加礼部会试，以“会元”名扬天下；殿试时，考题为策对。韩菼针对时务，在试卷中直斥“三藩”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应尽快撤销。这时，康熙皇帝正在筹划撤藩之事，见此正中下怀，于是遂在韩菼的卷首钦书“第一甲第一名”，由此令其成为有清一朝的第14位状元。
胡在恪在江南的学台任满，循例被升调为江西提刑按察使。此间，他总揽全省之刑名与驿传，并负责监察各级属官等。由于提刑按察使和承宣布政使同级，可参与省内一切政务，故亦称参议道。在职期间，他严于职守，惩贪肃贿，以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时值康熙皇帝以武力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作乱”，江西为平叛的前线地区，军需民用，负担极重。胡在恪在保障军队后勤、整伤治安方面忠于职责，对部属弁吏严加管束督察，为百姓弥祸消灾做了不少好事。
胡在恪生性淡泊，不擅逢迎，四十多岁便以母老为由，辞官返回故乡沙市。归乡时，他生计维艰，但其却晏然自乐，悠游林泉，自此，即在老家侍奉母亲，著书立说，造福桑梓。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荆州地方当局设馆修撰《湖广通志》，特聘他主持其事。两年后，通志修撰事毕，他又接手修纂《荆州府志》等地方史志。当时，兵革初定，海内熙然，胡在恪广徵乡邦文献，纂辑时一秉史裁体例，论述谨严，一言徵引，必注所出，于详赡博雅之中而见恢闳大气，故历来被誉之为佳本。
胡在恪的父亲胡克敬殁后曾获清廷封赠，所以循例应载录府志予以旌表，但此间府志主要修纂人正是他本人，因而此书对这位前朝遗民该作何介绍，即为当时一大难题。胡在恪果然文才不凡，在该书卷之二十五《人物》中，这样写道：
胡克敬，字孟常，江陵人。秉性纯考，淹贯群书。尝言：学者立身，当从践履上着脚跟；立言，当从经史中讨本领上着脚跟。尊德性，道问学，二者不可偏废。故于考亭学多所发明，孝友义方，为世推服。所著《韩诗外传》、《尚书析疑》等书，先后从学者众，尊为理学醇儒，俎豆勿替。以子在恪贵，清诰赠奉政大夫，江南提学道、按察司佥事。
若是细加研读，不难发现这段词条有如下几处引人注目的特点：其一，胡克敬虽学问高深，富有著述，但与同期介绍的其他明季人物相比，修纂人显然是刻意隐去了他在明朝时的科举功名，这不能不与文中所列“理学醇儒，俎豆勿替”声望不相匹配；其二，其所述传主生平行实，略无事迹，仅对其秉性、言谈，及其在地方上的影响略作简述，这无疑不符合一般人物小传的体例；其三，本文着重强调了传主殁后曾获清廷封赠的名衔，似在故意为“皇清”示其恩德。
那么，胡在恪于修纂府志时对父亲胡克敬作此处置，到底有什么苦衷呢？
原来，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便十分重视发展学校教育，先后下诏兴办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社学等各级学校；对国子监及府、州、县学在校生员，均给予优厚待遇，既免费供应食宿，又免其家庭的徭役二人。如此说来，如果这位胡克敬入过明代的乡学、甚至还通过科考试成为诸生、孝廉，那么他就算享受有过朝廷饩廪，因而对朱家王朝给予的恩泽便应有尽忠的道义。其间，明朝已亡，胡克敬虽未做贰臣，但有儿子做官并享有新朝禄养，于是胡在恪便干脆对此避而不谈，至少在字面上省去了难以避免的尴尬。
回顾胡在恪的生平，同时可见他虽然在清朝前期入仕为官，但对其统治于情感上仍有所保留。比如，在清末民初王百川修撰的《沙市志略》中，收录了胡在恪的一首《十方庵》诗。诗中写道：“钟磐威仪礼法王，车渠白日见神光。诸龙欢喜开中律，怖鸽惊栖满上方。据同书记叙，沙市的十方庵始建于明万历时期，至明末即以破败，而当胡在恪来寻访这所掩隐于杂树荒草之中的破庙时，有群僧人正聚集于此做法会；当钟锣磬钹齐鸣之时，潜藏于庙里的鸽群惊飞起来……此情此景象，诗人竟用了个“怖”如此极端的字眼，来给这些扑腾腾惊飞的鸽子作譬，焉说不是胡在恪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从胡在恪的生平业迹中似可看出，他出门做官，并非仅求仕途禄养：当江南一带文化荒芜、人才凋敝之时，他潜心苦志地培育后生、奖掖新进；当“三藩作乱”，江右百姓艰辛度日之时，他克难历险，不避锋镞勇于担当。可是，一当社会开始进入稍有安定平稳之际时，哪怕是春秋鼎盛，仕途看好，他却也断然辞官返乡，“安贫守道”……联系到与他同科举孝廉的宋学洙、张可前等都有类似的经历，似可发现这一时期的荆楚士人即使投身官场，也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他们将个人的命运与黎庶百姓的苦难紧密地连在一起，将对前朝的追思，化作对当下构建新的伦理秩序的补救，进而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中，为减轻或化解同时代人承受的苦难，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或可，是天下粗安，促成他们的翩翩还乡，息影林泉；或可，是清廷时有发难的“文字狱”，与那愈加狂暴的皇权统治，加快了成他们的力倦思归之意。总之，在明清易代后的前期阶段，这些人能够出面来参与新条件下伦理秩序的共建，无论如何对当时社会尽快恢复健康平稳运行的良好状态，多少还是发挥了其应有的积极推动作用。
举有清一朝，汉族士民为此前多年间耽于华、夷之辨，对爱新觉罗统治集团的反抗虽是不绝如缕，但鉴于清承明制、原有的儒学道统并未被清廷削弱或摒弃，因而从总体上看，其绝大多数人基本上还是接受了清朝统治者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的现实。随着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大中国逐步地加强、发展和巩固，士人群体的家国情怀，系之以自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的安宁稳定，成为推进大清帝国267年国祚的重要支柱。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监利螺洲的士人王柏心在湖广总督林则徐的激励与支助下，进京参加春闱，继而一举中试。当其进士及第后，他被分发到刑部担任主事，可时隔未久，他即以母亲年迈，无人赡养为由，向朝廷告假南归，自此便留在荆州，前后主持荆南书院近二十年。
王柏心身为荆楚名儒，平生治学尤其注重民生、讲求实务，因声名远播，被时人称为“声闻达于四方，文章动乎九陛”（彭崧毓《祭监利王先生文》）。
清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王柏心病卒于荆南书院讲舍，殁年74岁。易箦之时，全赖门生弟子料理后事。湖北巡抚翁同爵接到讣告，上奏朝廷，请求恩准将他“入祀乡贤祠”；在请旌奏疏中，翁同爵用“楚地名宗”四个字评价王柏心，以表彰他在教化一方、传道授业解惑方面所建树的突出功绩。
又过了几年，时至清光绪五年(1879)，清陕甘总督左宗棠刚平定了由境外侵略势力阿古柏盘踞我国新疆所建的“洪福汗国”，在向光绪皇帝及慈禧皇太后题奏《已故军务人员志节可传，请宣付史馆》的疏文内，便将王柏心列为西征以来立有大功的数位功臣之首，请求旌表。
原来，左宗棠比王柏心小13岁，当太平天国起事后，署湖广总督张亮基于咸丰三年（1853年）为战事所厄，广纳贤才之时，将他俩同时延聘进其幕府参预军务。由于二人个性、学问有许多相似之处，彼此欣赏，而左宗棠特别敬服王柏心的器识与才情，故双方一见倾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张亮基调职山东，幕府成员风流星散，王、左二人在离开武昌时便结伴同船回乡。途经螺洲，王柏心诚邀左宗棠顺道去家里歇息一两日。在王柏心的家里，左宗棠看了他撰述的十几部著作，看后钦敬备至，尤其对其中的《枢言》一书印象深刻，认为此书对“历代兴亡成败得失之故，言之了然，尤多可采”。
同治五年八月，西北告急，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奉调出任陕甘总督。当年十一月，他率军西上，于路过黄州时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监利螺洲，请王柏心到汉口一晤。后来，左宗棠在向朝廷为王柏心请功时，曾这样写道：
筑营甫成，王柏心适至，询以关陇山川形势，用兵次第，及时务所宜先者，王柏心罄所以告。盖尝入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及前陕甘学政侍郎罗文俊幕，遍历关内郡县，舆程日记，历历可稽。
事毕，王柏心回家后又给左宗棠去信，对尚未交待清楚、且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情况，再逐一进行补充，并提出了应对预案。由于王柏心擘划周详细密，对左宗棠此番最终底定西北立下了头功。故当左宗棠向朝廷请功时，即将王柏心列于疏中之首，而此时王柏心已经辞世了。
身为清王朝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最为可贵之处，是在建立保国安民的伟大勋业之后，略无自我标榜之意，而是实事求地将功劳归之于王柏心。在举荐奏疏中，他情辞恳切地写道：
此后三道进兵，坚持缓进急战之议，亦王柏心有以启之。其学问深邃，识略超群，足达其忠爱之意，非时贤何易及也。
根据左宗棠的奏折，清廷敕命不仅将王柏心由刑部候补主事追赠为四品衔员外郎，而且还要将他的事迹“宣付史馆立传”。
从翁同爵请求朝廷恩准将王柏心“入祀乡贤祠”，到左宗棠提出应将他的生平事迹“宣付史馆”这一差异，似可得见身为荆楚士人优秀代表的王柏心在道德品质上的一大优长，就是将自己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事，视作分内，从不当曾当做功劳来看——假若不是左宗棠在《已故军务人员志节可传，请宣付史馆》这道奏疏中一一罗列他为西北用兵所做的巨大贡献，其门生弟子、包括地方长官等，都还都以为他只不过是个效劳桑梓、勤育人才的教书先生而已。
综上所述，在整个清朝国祚延续的时期内，荆楚士人群体在维护大中华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统一、健全与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由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不仅无愧于前代先贤，而且在特定时期、尤其是西方列强及其他外国侵略势力强力入侵的危难关头，表现出伟大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有力地捍卫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结 语
终上所述，荆楚士人群体的家国情怀是当前区域文化研究中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说它重大，是因为正是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尚情操，是培育爱国主义远大理想的情感基础，也是当前继承与弘扬前代先贤优秀文化遗产、提炼与归纳新形势下荆楚精神的主要依托。作为一种区域文化，荆楚文化之所能与秦陇、三晋、燕赵、齐鲁、巴蜀等各区域文化比肩并立，共同构筑起中华大文化的恢宏气象，是因为它不仅具有渊源久远的光荣传统，同时还代有传人、千百年间延续着其历久不衰的发展脉流。
在明清易代时期，荆楚士人群体的家国情怀之所显得特别突出、张扬，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潮流所决定的。概括地说，促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和条件，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先秦时期，当苏秦、张仪等“士”们多半还在四出游说，试图于东周列国间凭个人才华取悦于诸候，以客卿身份博取官利禄之际，楚国的三闾大夫、左徒屈原率先亮出了爱国主义的旗帜：他的人生追求已经超越了个人层面的狭隘局限，进而将自身的前途与楚国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屡遭颠仆，他没有逃离远遁，而是以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最终用生命以殉国难……秦统一中国后，楚国虽然消亡，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却通过《离骚》持续传扬开来，现已成为炎黄子孙热爱祖国家的崇高典范。
二. 明朝立国之后，户籍管理制度将人们与籍贯地牢牢地连为一体。乡邦意识的显著增强，促成士人群体家国情怀的地域化趋势愈演愈强。张居正就曾每以“楚人”自称，或对乡党的互称，并习惯于用“楚”来指代湖广行省。与此同时，他还从地域文化的尊崇感出发，激励楚籍在朝官员为乡邦争光。如，在《与蓟辽总督方金湖言任事》的信中，便以“明兴以来，国有艰巨之事，众所巽愞观望而不敢承者，率楚人当之”的语气，激励与鼓舞蓟辽总督方逢时为国效忠。
三. 蒙元统治时期，以其所施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士人群体的文化自觉。在这个基础上，以乡情、乡谊缔结起来的荆楚士人便将家国一脉、世代相传的宏大情怀，与以“仁”为核心的崇德向善伦理秩序之构建连在一起。由此，他们便以高度责任意识恪守与维护“政在得民”的儒学精义。如张居正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献身精神，便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楚籍士人。
明清易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较为突出的非常时期。在这一时期，急剧而狂暴的社会大动荡，给原有的伦理秩序带来极大的冲击；而边疆少数民族的贵族集团入主中原，又对汉族民众、尤其是精英阶层土人群体在精神上、情感上，特别是伦理规范上造成无比深重的创伤。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家国情怀愈显强烈的荆楚土人以其文化的自觉，虽迭遭颠仆，却能始终恪守“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的执著精神与顽强斗志，矢志不渝地投身于为天下民生再造运行良好伦理秩序的伟大事业中来。
在明清易代这段历史进程中，以荆州府为例，既产生出了勇于担当，忠心谋国的平民首辅张居正，又涌现出了自觉维护“政在得民”儒学道统、挺身而出为乡邦前贤传承文化脉息的曾可前、雷思霈、王启茂与陆师贽等优秀土人。而当战乱初定，天下未安之际，又有胡在恪、宋学洙与张可前等一代新人在那段社会伦理秩序严重分化、重作调整的特殊时期，为社会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中华民族之所以从来都没被任何艰难困苦所折服，更没有在“泰山崩于前”的险境中退缩、屈服、沉沦，而是知难而进、百折不挠，哪怕是如凤凰涅槃、衔香木以自焚似的最终于危难中奋起，是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这个伟大的民族总会产生出自己的先进分子，和亿万群众一道劈波斩浪、迎风而上，为祖国创造出新的时代。
当前，加强对明清易代时期荆楚士人群体家国情的研究，有助于辨析与探索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通过伦理的建立，进一步加强道德规范对社会和个体的约束机制，进而积极而妥善地处理好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等多重关系，让当代中国社会在日新月异、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进程中，和谐、平稳、健康、活泼地向前迈进，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拓展开一个无限美好的广阔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