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宁说关羽“大义释”荆州
自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便在荆州问题上折冲尊俎、反复纠缠。到了建安二十年(215) “湘水议和”，孙权尽管是兵不血刃，逼迫刘备交出了长沙、桂阳二郡，但他也绝不肯化干戈为玉帛，就此干休。
关羽北伐所向披靡的战绩，更是令孙权骨鲠在胸，他当然不愿看见关羽在攻克襄阳、樊城一战功成的凯旋。因为，一个强盛的荆州，无疑是一柄悬在东吴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孙权可不肯眼见关羽卡住自己咽喉，所以当接受曹操的示意之后，他便马上着手开始部署行动了。然而，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军争家，孙权显然洞察关羽构筑荆州城是为了防范东吴。为了夺回荆州，他针对关羽筑城的防卫特点，制定出了一整套应对方案，而这个用兵方略，却是借东吴荆州都督吕蒙的口表述出来的：“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三国志·吕蒙传》）
这一节文字写得极为精彩，其意思就是说：当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樊城，对曹魏的战事进入到“毕其功于一时”之际，东吴的前线统帅吕蒙却称病引退。他密告孙权，这样做是为了诱使关羽抽调后方兵力，赶赴樊城前线参战。
如此说来，关羽此前之所以在荆州“多留备兵”，确实还是将防范东吴一事，放在重要位置上予以考虑；另外，关羽同时也比较在意吕蒙的健康状况，而一直有病在身的吕蒙也确实不宜再坚持工作……殊不知，吕蒙有病这个事实，在这时还真成了对关羽实施缓兵之计的重要依据。于是，孙权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同意休息养病；而关羽也就此上钩，“撤兵以赴樊”。
《三国志·吴主传》对东吴偷袭荆州的作战过程，也作了记载详细：“（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於襄阳，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惟城未拔。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犹豫不能去。”这就是说，当孙权打算偷袭荆州，拔除关羽这一颗眼中钉时，曹操还将孙权给自己的回信，用驿卒送到樊城前线，交给曹仁，再叫曹仁自城中用箭射射入关羽营寨，呈送给关羽，通风报信。
可惜，关羽这时还以为这是曹操使的“反间计”， 犹豫不决，以致丧失了回救荆州的最后良机。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即如《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所说，偷袭荆州的作战方案极为谨严：“（孙权）先遣蒙在前。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这就是说，吕蒙率领一支东吴的精锐部队，从九江出发；军士化妆成船工、商人的模样，日夜兼程。当行至关羽设置的“”时，将里面的人全部擒拿捆绑。就这样，东吴水军大举进发，偷袭了公安县，刘备委派的将军傅士仁投降；接着，刘备的舅兄、南郡太守麋芳也献城以降……自此，关羽便已是回天无力了。
随后，孙权又遣陆逊飞夺宜都，堵塞住西陵峡口，益州刘备的援军便完全无法顺江出川援增。至此，关羽的残军便已陷入进退无路，补给断绝的死地。孙权的这一招着实厉害：他深深知道，对于像 关羽这样的“熊虎之将”，要么服低做小，隐忍装孙子；要么出手便是毒招，一定要置其于死地！
按《三国志·吴主传》记载，这时，为当年的闰十月。
试看，东吴偷袭荆州的用兵方略，完全是以长江为交通枢纽，致力于收服公安、南郡、宜都等沿江三镇。换句话说，只有控制住了长江水道，才有可能袭取荆州城！
吕蒙的“白衣渡江”之计，取得了完美的成功。几乎是一夜之间，城头旗帜更易，关羽倾遭灭顶之灾。
其实，当关羽领军南撤时，他率领的荆州军是五万得胜之师，要说在城下跟东吴的军队拼死一仗，也未尚不可。可是，荆州城防工事，毕竟为他所筑，他深知这座三面临江，一边靠岸的军事要塞之易守难攻。于是，他领兵驻足于城下，徘徊踟蹰，将近月余，先还是打算通过双方尚为盟友的关系，和平磋商；后见求和无望，干脆连军队纪律也放松了，甚至听任手下那些有眷属在城中被吕蒙扣为人质的将士“解甲”、“卸甲”、“掷甲”……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末，关羽全军溃散；十二月初，他们父子即兵败被俘，授首于临沮。
一代英雄，穷途末路，其结局不能不令人于千载之下而掩卷长叹。
怆然回首，不难看出关羽坐镇荆州十年，所暴露出的软肋就是祸生肘腋——屯公安的将军傅士仁是刘备的同乡，而守南郡的麋芳是刘备的至戚，正是这两个靠裙带关系混出来的守土重臣，不战而降，以致名城易手、英雄殒命。
换句话说，荆州易帜，这也是“关羽大义释荆州”——是他以珍惜手下那些将士及其眷属、珍惜城中百姓的人生安全为前提，主动放弃了靠武力夺回的时机。假设他当时不顾一切拚死一战，其对城垣设施熟门熟路的部下未必夺不回荆州！当然，当此血洒黄沙的拚战中，双方都会有相当数量的牺牲者，断然势不可免。试想关羽一生、出入战阵百十余次，杀人无数，心硬如铁，何以最后竟为荆州一城而殒命授首？细究起来，还是他那句话一言以敲之：“此城吾所筑，不可入也！”
历史上发生过的关羽屯兵于坚城之下、听任全军溃散这一段史实，若是跟三年后曹魏大军围困荆州之战相比，不难看出这位军前统帅对城中百姓的那种至诚的仁者之心。纵观古今中外战争史，任何一座城市的攻防战之所以血腥惨烈，皆因平民的伤亡，甚于军兵。有鉴于此，荆州百姓祀祭关羽，世代相传。于是，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到了隋朝时期，隋炀帝的佛教国师智者大师（俗家籍贯为古公安县）会在荆州的近邻当阳玉泉山，奉关羽为伽蓝大护法，从而在海内外华夏儿女中开启了“关公崇拜”千百年矢志不渝、历久不衰的信仰习俗之源头！
直到今天，在荆州西面、西南和西北处的城垣上，仍有自古流传下来的“解甲山”、“卸甲山”、“掷甲山”等三处纪念地。明清之际，民间对它们的释释或另有别说，而笔者毋宁相信此为乡邦父老为追思关羽的仁者之心而论。民谚出：“三山不见山。”殊不知，此“山”乃形容其举动之伟岸、之悲壮啊！试想，当关羽在西面从城北绕向城南，一面向这座栋志着平生最高勋业的名城告别，一面陆续完成解甲、卸甲、掷甲这一连贯的动作时，心情该是何等的沉重：“此城吾所筑，不可入也！”名将无情亦有情，他何以忍心亲手毁掉自己以十年的精力所增筑的这一座城？
至于关羽增筑荆州城这一事实，虽经历代历史地理学家反复踏勘、考证，略无疑义；直至1997秋年至1998年春由荆州博物馆的考古部门对于古城南东段望江楼的城基处进行发掘，最终表明它果然始建于三国时期。
雄楼高矗，城垣蜿蜒，干秋古城巍然耸峙，正在以其古朴斑驳的容颜，向世人展示它历尽沧桑的不凡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