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地方志，亦稱方志，乃一方古今總覽，包羅萬象，舉凡一地歷史沿革、山川形勝、行政建置、人物傳記、武備兵防、經濟物產、風俗民情、宗教信仰、異聞逸事等等，可以說無所不載。
方志源遠流長，代代相傳，綿延不絕。究其源流，大約淵源於春秋、戰國，至秦、漢雜述中之郡書、地理書、都邑簿，都各自以所載內容和所取形式，開創了後世方志中的人物志、地理志、都邑志之先河。自東漢迄於北宋，千餘年間，地方志書的名稱和形式多種多樣，曾以地記、地志、圖經、圖志等名稱和形式長期流行，迨至南宋，才多數稱為「志」，少數仍稱為「圖經」，或稱為「乘」、「略」、「典」、「書」、「錄」等。
方志分為總志、地區志、專志三類。總志，又稱為「一統志」，它以一朝一代的行政區域為綱，用地方志的體裁記述全國的情況。總志不具備地方區域性，不屬「地方文獻」的範疇。民國以後也未再修總志。地區志有省志、府志、州志、廳志、縣志、鄉鎮志、都邑志，此外，還有因軍事、民族事務等特殊需要而劃分的區域，也往往修有志書，如衛所志、邊關志、土司志、鹽井志等。專志是專門記述某一地區的某一項特定事物，如山志記山脈；水志記河、湖、塘、泉等；名勝志記一地的名勝古蹟；風土志記一地的風俗、民情、特產；金石志記當地的銅器、碑刻等文物；經籍志或藝文志專介當地人的著作；人物志專門記述當地的著名人物。
明代設十三布政使司，天下郡邑莫不有志。明太祖建國後，為了使「功業永垂」，即詔令天下編纂地方志書。明成祖朱棣即位後，對纂修地方志書更為重視。永樂十年（公元一四一二年）頒佈了《修志凡例》十六則，規定志書內容應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城郭、鄉鎮、土產、貢賦、風俗、形勢、戶口、學校、軍衛、廨舍、寺觀、祠廟、橋樑、宦跡、人物、仙釋、雜志、詩文等二十四類，以及各類目編寫原則。其後六年，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頒降《修志凡例》二十一條，令各郡縣以志書上，於是天下州郡縣紛紛從事。
公安縣自明成祖永樂十年首修志書，至今已歷十六次，前賢蓽路藍縷，才有今日規模。歷來文獻所載，訛誤頗多。
一九七六年七月，臺灣《湖北文獻》四十期，楊憲武著《公安派與公安縣志》，認為《公安縣志》修纂重印有十次：
《公安縣志》為湖北方志之九，在臺灣有民國五十八年四月景印初版。《湖北文獻》發行人兼社長萬耀煌鄉長，曾在「重印湖北省志暨各府縣志緣起」上說：「國史挈綱舉目，失之過簡。族譜衍支分派，失之過繁。省府縣志，繁簡允中，紀述俱當，不獨為傳統文學精髓，且係真實史事。」語重心長，益使人動確保桑梓典章文物之念。何況省府縣志還可作為宗譜的濫觴，也可作為國史的佐證呢？《公安縣志》現存的版本，係同治十三年修纂的，這次在臺灣重印的，就是用的那次翻印的版本。同治十三年的原本，現在恐怕找不到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關於史志家乘，萬一限於時勢不能重修，重印也是好的。否則代遠年湮，文獻莫徵，那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原有縣志用甲子紀元，使人迷糊，有的連甲子紀元都沒有，完全要靠推想的。由大陸來臺的老年人，得之於前一輩或祖父行的口述和自己親眼見到的一切，還能以白頭宮女的姿態憶說一二，至於在臺出生的下一代，恐怕比對月球還要陌生了。我們應本偏者補之，墜者舉之，錯誤者更正之的原則，寫出自己所知道的點滴，以備將來重修縣志的參考。茲將縣志修纂重印的次數順序，設治和遷移的地理位置，縣境圖的今昔不同之點，以甲子紀元對照公元紀元，考證整理，作一有系統的報導，至希諸位鄉長有所指正。
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公安生員陳澤霈所撰《重修公安縣志採訪啟》有云：「昔子瞻不敢作三國史，司馬能自成一家言，非唯紹述獨隆，抑或網羅綦富。《公安志》創始於袁石公（中郎），續修於楊令尹（之駢）。異曲同工，並難具美。」照這樣說，《公安志》在袁中郎以前未曾修過，他是創始者。但就在這次（同治十三年）的「修志凡例」第一條卻說：「縣志始於明正統中，司諭房陵創修。成化朝，臨川梁善復增修之，規模粗具。至萬曆甲辰，袁中郎公紀事倣《襄陽耆舊傳》例，而其書始成，經兵燹後無存。清初孫司訓錫蕃續纂三卷，毛廓庵壽登縣志六卷，俱未卒業。康熙辛丑，龔三捷先生彙集成帙，迄今百五十餘年，考獻徵文，率多闕略……。」由於上面這一「凡例」，使我們發現了下面幾件事：
一、修《公安志》不是創始於袁中郎，與陳澤霈所說不同。明正統中修過，正統為明英宗年號（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明成化間修過，成化為明憲宗年號（一四六五至一四八六）。袁中郎修《公安志》，在萬曆甲辰（一六○四），距明正統有百六十八年。
二、縣志第一卷現有序三篇，有原序三篇。所謂序，就是同治十三年修志時寫的，作者依次為：倪文蔚、周承弼、袁明珂。序後均書有同治十三年甲戌五月。所謂原序，乃是同治十三年以前寫的，作者依次為：雷思霈、毛壽登、楊之駢。序後均無年月。查「康熙辛丑修志姓氏」第一名為龔三捷，而楊之駢序裏有「自去秋迄今，凡十閱月而告竣。襄其事者，邑子衿龔子三捷之力居多。」楊序雖無年月，但我們可以肯定他的原序是康熙辛丑（一七二一）年寫的。
三、毛壽登的原序寫於清初，「凡例」中有毛壽登縣志六卷之說。滿清入關（一六四四）至康熙辛丑有七十七年之久，究竟是其中那一年寫的？序中有：「邑侯何公蒞茲邑，乃集紳士……。」查清初知縣錄，有何國棟其人，何公一定是他。原序寫於何年？查無蛛絲馬跡可尋。
四、毛壽登的原序中有：「以中郎之才，當久盛之時，官庀舊典，家有藏書，猶需之三年乃克告竣也。」袁中郎修《公安志》始於萬曆甲辰，三年後即萬曆丁未（一六○七）。白蓮教之亂，始於天啟二年（一六二二），李自成、張獻忠之亂，始於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在沒有兵燹的十六年中間，縣志何以沒有付印？果真付印了，自當散在全縣每一角落，省郡也必有收藏，何以沒有一部見諸於世？……
五、雷思霈的原序，更是大大地值得研究。茲將雷的原序節錄於次：「……而余友中郎始有《公安志》，適錢令君（允選，見明知縣錄）屬之。中郎文章言語，俱妙天下。是志也，抉奇搜奧，辨物核情，絕無老博士一酸語。予以為獨類習襄陽。予一至公安，坐中郎及弟小修（中道）柳浪瀟碧館中，玉篠絲楊，長塘曲港……首敘人物，中及山川。公安僅僅『江湖數片白，黃山一點青』而已……而況以一代才作一邑志，井廬不改，文獻足徵，何必卑視時賢，仰資異代也。傳聞中郎為子瞻後身，嗟乎！子瞻不敢作三國史，而中郎能為一國志，豈隔世精靈，乃更增益耶？」由於上面這一敘述，袁與雷是朋友，雷並到過公安，清清白白說明了這個序是袁修《公安志》他寫的。袁志「經兵燹無存」，雷序何以還在？至於說袁中郎為蘇軾轉世，持此說者，不只雷思霈一人，大都祇於傳聞而已。
六、《公安縣志》的纂修，不論其告竣與否，出版與否，連同重印在內，它的順序是這樣的：
第一次：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纂修者：房陵。
第二次：一四六五至一四八六，纂修者：梁善。
第三次：一六○四，纂修者：袁中郎。
第四次：清初，纂修者：孫錫蕃。
第五次：清初，纂修者：毛壽登。
第六次：一七二一，纂修者：楊之駢。
第七次：一八六四，纂修者：袁鳴珂。
第八次：一八七四，纂修者：周承弼。
第九次：一九三七，翻印者：方擴軍。
第十次：一九六九，重印：湖北文獻社。
一九九○年九月，公安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公安縣志．大事記》，記載公安縣數次修志情形，失之過簡，且有遺珠之憾，摘錄如下：
一四一二年（永樂十年），公安知縣鮑綸第一次主持編修《公安縣志》。
一六○四年（萬曆三十二年），袁宏道受縣令錢允選之托編撰《公安縣志》，經兩年搜集整理，寫成志稿三十卷，後毀於兵燹。
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公安知縣楊之駢領修《公安縣志》。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五月，知縣周承弼領修《公安縣志》。
一九三七年……同年，縣長方擴軍主持翻印清同治十三年編纂的《公安縣志》。
同書第二十八章《文化藝術》第四節《地方史志》載：
自明代初期開始編修公安縣第一部縣志，至今修志凡九次，現存七部，散見於本縣及武漢、北京、上海等地圖書館和部分大專院校圖書館。地方史志方面，民國時期和建國後各修了一次。
二○一○年一月，公安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公安縣志》附錄《一、前志補遺》，記載公安縣修志史略，未題撰者，僅提十次修志情形，《公安縣志》卷末《編纂始末》記載：
附錄中《公安縣修志史略》基本沿用公安籍台胞張覺明從網上發來的部分相關資料。
事實上，拙著《公安縣修志史略》詳述至一九九○年九月止，公安縣自明至今共修志十五次，《編纂始末》記載易誤導後世子孫。
台灣珍藏史料豐富，有許多珍本古籍，甚至海內孤本，查考甚為方便。詳考文獻，從明朝至今近六百年，總共纂修《公安縣志》十六次：
一、明朝修志六次；
二、清朝修志七次；
三、中華民國重刊三次；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志三次。
歷次修志情況，以及參與修志人員，史跡斑斑可考。
公安縣歷代先賢嘔心瀝血，為後世留下珍貴地方史料，不忍使其湮沒。因此，草撰《公安縣修志史略》，以供後學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