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影响无可比拟的英雄传奇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的七月初四，是个赤日炎炎的日子，在这酷暑盛夏之中，已是年近八旬的清高宗弘历也还在坚持批阅奏章。这天，由荆州八旗将军图桑阿以六百里加急飞骑奏报的一件公文，令他读后血脉贲张，龙颜震怒。
图桑阿的奏章称：“六月二十日，荆江夏汛泛涨，酉刻堤塍溃决，江水直逼城下，冲开西、北两门。满、汉两城文武衙署、兵民房屋，以及仓库、监狱俱被淹没。兵民多赴城上及屋顶、树上逃生，其奔走不及者多被淹毙……”灾情重大，令人悬心。从这一天起，乾隆皇帝仅在七月间便接连发出11道谕旨，分别向地方督抚询问荆江灾情，核实伤亡人数，部署调拔救灾粮款，忙得不亦乐乎！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指派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阿桂作为钦差大臣，授以全权，让他到荆州主持当地一切救灾事宜，包括赈济受灾难民，裁决官员处分等，并着即传旨：“令户部拨库银二百万两管往备用。”
乾隆皇帝不愧为清朝兴盛时期的一位有道明君，他身居内苑，决策千里，为加固荆江堤防，做出了特别贡献——如今，依然雄峙于荆江大堤沙市段的观音矶，就是他当年详细审视荆州江防全图之后，特传御旨，由湖广总督毕沅亲自督修，以挑杀水势，涮攻江心沙洲，而用来保卫古城荆州的重要防汛设施。
荆江大堤沙市段正位于“Ｖ”形河道拐弯的肘尖部分，洪汛期间，江水顶冲堤岸，使这一处江堤为全线的险中之险。构筑稳固的观音矶呈等腰三角形向江心逼近，它顶高102米，边长180米，整座矶头用条石垒砌；像一只伸入江心的象鼻，逼使激流洪峰急速折身回返，冲涮南岸沙洲，北岸沿江岸线再以抛石压脚护坡，由此而令水势骤然减弱，从而大大地增强了荆江大堤的抗洪能力。
在观音矶筑成之后的两百多年间，此处全长16．8公里的大堤始终稳固如山，而大江主泓一直保持不变，足以使这座被誉之为“万里长江第一矶”的伟岸矶头，名垂千古。
在处置这场震动朝野的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乾隆皇帝在七月十一日这天发出的一道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较为引人注目。此中以十分关切的口吻特地说道：
至荆州为关圣帝君镇守之地，该处必有庙宇崇奉。今城内水深丈余，恐庙貌亦不免浸损，如将来城垣应须移建，自将旧有栋宇在新址建盖。若城垣实难移建，务须将原有庙宇重行修整，俾轮奂一新，以壮观瞻而崇虔祀。
看得出来，乾隆皇帝之所以会对荆州如此熟悉和了解，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因为他知道“荆州为关圣帝君镇守之地”；又由于他断定“该处必有庙宇崇奉”，所以在抢险救灾的工作刚刚全面铺开之际，在尚未明确已被洪水摧毁的荆州城垣是否移址重建的前提下，当先便未雨绸缪，着手部署对荆州关庙到底是“将旧有栋宇在新址建盖”，或者是“将原有庙宇重行修整”等后续工程。
纵观历朝帝王的御批，像乾隆皇帝这样专为一个地方的关羽庙建置而详作交待的上谕，实可谓绝无仅有——无庸置疑，在他的心目中，在“关圣帝君镇守之地”荆州建造好崇奉这位伟大神祗的庙宇，跟煞费苦心地加固荆江大堤之事足以相提并论：因为，乾隆皇帝深深懂得，整治好荆江堤防，是抗御长江洪汛的重要基础；而建造好荆州关庙，则是巩固本朝赖以长治久安思想防线的基本前提。
荆州关庙真有如此重大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以致于连乾隆皇帝这样一位有道明君也不敢稍有懈怠吗？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那部震烁古今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给清朝鸿运开基的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说起。
努尔哈赤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从少数民族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明朝末年，朝政腐败，纲纪废弛，中原大地哀鸿遍野，民变蜂起。当此之时，由努尔哈赤统率的女真族建州部在东北大地黑山白水间骤然崛起。他采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经过30多年的征抚，将本民族各种利益集团协调统一起来，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对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
终观努尔哈赤的成长史，不难发现，在他由明朝建州卫一名祖死父亡的孤弱少年，成长为满族共同体“天命汗”这长达44年的奋斗历程中，其智谋和韬略，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评书与说部，即在社会上已经通过评书与说书人全面普及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及《水浒传》，从而令他由一个粗知文墨的少数民族地方首领，成为统霸一方的大军主帅。在刊行于世的《清朝全史》上册第八章即有这方面的记载：努尔哈赤“对于汉人之情形，多自抚顺市上得之，……因是而闻见益广，交结四方。幼时爱读《三国演义》及《水浒传》”。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了其开创的基业。整顿八旗，加强汗权，为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前提。削弱八和硕贝勒旗权，扩编八旗，加强大汗集权。皇太极称汗伊始，就着手削减诸王旗权，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与谋略水平。而皇太极也是跟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一样，特别爱读《三国演义》。据《清太宗全传》引《天聪朝臣工奏议》记载：“皇上深明三国志传。”，“汗尝喜阅三国志传。”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已经建立了“大清”政权四年的皇太极就发布敕命，令大学士巴克什达海主持弘文院，将《三国演义》与《孟子》，以及《资治通鉴》一起译成满文，以便于那些不识汉字的文臣武将通过把此书作为识字教材，来普友历史文化知识。
早在后金时期，已为皇太极特别看重的弘文院，就是内三院（另两个分别为国史院和秘书院）之一，其主要职能是给汗及汗子、亲王讲解经史，拟立制度。清太宗皇太极在建国称皇帝之初，便将《三国演义》与儒家经典《孟子》和历史专著《资治通鉴》相提并论，足以得见做为一个宏图大略的开国君王所具备的深谋远识。
皇太极如此重视仅为民间流传的说部话本《三国演义》，当然不会只是从闲读这部长篇小说当中来打发时光。除了书中那一幕幕惊心动魄、高度艺术化的战争描写叩人心弦之外，他更看重的还应当是它那竭诚奉行儒家文化，大力宣扬仁、义、道、德、礼、信、忠、孝、廉、真、善、美等社会规范的道德准则。
清朝立国之后，在朝廷大力弘扬的主导之下，《三国演义》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伴随着关公的知名度愈高，荆州的影响也就会愈大。荆州南门关帝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据历史上记载，在清雍正十年(公元1733年)，这座据说以关羽衙署原址为地基的关帝庙就曾重建过一次。雍正皇帝因崇敬关公，也还钦赐御题匾额一方，其匾曰：“乾坤正气。”（转录自浦士培《荆州钩沉》，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其实，早在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朝廷就拨专款重建过这一座位于“关圣帝君镇守之地”荆州南门关帝庙的三义阁。如今，庙内庭院东侧还供奉有一方古碑，记载的便是此事。由于年深日久，碑面经风雨剥蚀，字迹已漫漶不清。1999年12月31日，笔者曾偕朋友数人重返关庙游览，曾仔细辨读，依稀可辨当时三义阁重建竣工典礼的盛况。从碑文落款的文字当中判断，朝廷还曾有一位大学土曾莅荆参加了这一盛典。这一年，康熙帝年仅12岁，尚未亲政；而清廷刚因浙江富户庄廷珑私修《明史》案大兴文字狱，将已死的事主开棺戮尸，并大搞“瓜蔓抄”，广作牵连，杀70余人，株连近200人。这次为荆州南门关帝庙重建三义阁，充分证实，满洲贵族集团之所以如此珍视荆州、珍视南门关帝庙，主要还是以崇奉“武圣”正源来巩固自己在汉族群众心目中的地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荆州因《三国演义》而名播天下、因“武圣”关公而受到历朝清朝皇帝的特别看重。这在我国古代，实可谓声名卓著，震铄古今。
当乾隆五十三年大水过后，各地方大员秉承乾隆皇帝关于“务须将原有庙宇重行修整，俾轮奂一新，以壮观瞻而崇虔祀”的旨意，大兴土木，从水毁建筑的旧址上重新修葺荆州南门关庙，除去官绅商民白愿捐助供奉的钱物之外，仅用掉的库银便有一万六千两。工程结束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不单特示嘉勉，而且还钦赐一匾一联给荆州南门关庙，以彰赡观。其匾曰：“泽安南纪”；联曰：“军府旧开牙，授命成仁心徼日；神牌新表额，御灾捍患水恬波。”（同上）
显而易见，乾隆皇帝因崇敬关公而偏爱古城荆州，相信“授命成仁”的关圣帝也能像当年庇佑荆州一样，在这里“御灾捍患”，护卫江防；而事实上，荆州的老百姓却也是真托了关圣帝的福，让乾隆皇帝好好地在这里投下大宗的国库银子，用以整修城池、加固堤坊、赈济灾民、重建家园——据浦士培先生考证除了上述的那钦定的二百万两库银之外，还直接从湖北藩库拨出白银二万两、铜钱四千串直接用于救灾。
做为一部社会影响无可比拟的英雄传奇，《三国演义》因清朝历代皇帝的偏爱与看重而在中国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可以说，以世界文学领域中某一部文学作品传播的深度与广度而言，没有其它任何一部小说可望其项背。更何况，由这部书的广为传播而产生的关羽崇拜，至今仍波及到全球任何一个有华人、华侨履迹所至的国家，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种竒观！应当留意的是，这种生发于民间的信仰习俗，对于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在有清一朝的日益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