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底层读书人沉沦中的共同创造
若是从创作心理驱动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素，来破解这部古典长篇小说成书之秘，我们便可发现：身为元末社会大动乱时期的著书人罗贯中，实际上是借助于对这部作品的创造，才展示自己的胸襟、抱负、才情与见识；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依仗于手中的这一支笔，来彰显中国历史上无数沉沦于社会底层知识分子对于英雄崇拜的执著情结。
以客观因素而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中关于三国历史的载述，可谓不绝如缕。罗贯中抓住这个为历朝历代人们所共同关注的传统题材，通盘构思，生发想象，从而有效掌握了在这个历史空间抒发个人情致、展示自身才华的话语权。
据史料记载，继南朝宋人裴松之为晋朝陈寿的《三国志》作注之外，早在晋代便有许多有关曹、孙、刘三家为逐鹿中原而搏击杀伐的佚事传闻在民间流传。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宗室、荆州刺史刘义庆便在其《世说新语》中，采集到了许多关于三国名人的佚事传闻。事实上，后世有不少史学家均以各种方式，保存下了许多有关三国人物的史料。比如，自晋以后，三国战场上的盖世英雄关羽及张飞在战斗中勇冠三军的丰采，便在许多史籍中为史学家所提及。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南史》记载：陈太建五年（公元573年），陈朝征北大将军吴明彻率大军北伐，在秦郡一带与北齐大将尉破胡的10万大军遭遇，两军当即展开鏖战。当时，北齐部队中招募来一批西域人。这些来自南亚次大陆和中亚波斯湾一带的武士，“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从而导致陈朝的军队士气低落，兵无斗志。都督吴明彻以关羽斩颜良的事迹，激励帐下勇士萧摩诃说：“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萧摩诃受到鼓舞，激战中一马冲到阵前，瞄准敌方统帅尉破胡，“遥掷铣钢正中其额，应手而仆。”接着，萧摩诃乘胜掩杀，终于大破齐军，赢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当此南北朝时期的陈、齐“秦郡之战”发生时，距三国纷争历时三四百年之久，而吴明彻对部将萧摩诃乃以关羽及张飞为榜样，采用的“激将法”，可见在这数百年间，人们对三国故事与人物一直传诵不衰。
与官修正史相对应的是，民间艺人对三国故事与人物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据《大业拾遗录》中记载，当隋炀帝时，便有人将三国故事编成傀儡戏，作水上杂戏表演，那节目的内容，即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传奇佳话。到了唐朝时，采撷三国人物的一些奇闻逸事以作谈资而消遣助兴，便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种重要生活内容。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说，三国故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写道：“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由此可见，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
时值宋代，随着市民文化的广泛普及，京都汴梁已经成为全国的中心，其文艺活动所出演主要场所“瓦舍”， 已经遍布汴梁的东西南北四域。规模大的瓦舍，一座就可容纳大小勾栏五十余棚，容纳上千人。瓦舍里所表演的游艺种类，便有说史书、讲故事、谈经、学乡谈、谈诨话等多种语言类节目，足以与杂剧、傀儡戏、影戏、杂伎等传统演出相媲美，由此也促成了职业说书艺人的出现。此间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雅俗共赏的三国故事便是得到了更加广泛地传播。北宋大文豪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当时，连文化资质较差的孩子（涂巷中小儿薄劣）都能分辨出刘备、曹操是两个对立的人物，可以想见当时三国故事流行的状况该是何等的普及！
在我国历史上，有无数沉沦于社会底层知识分子一旦求仕无望，即别无生计，他们不商不工、无所依傍，故只能被农耕社会的主流生活迅速边缘化。在这种情势下，除了授馆课徒，便只有在民间靠着以说史书、讲故事等演出活动，来养家糊口，而这种说书、评话等节目的演出，也极大地促成了古代语言类艺术的发展。
应当确认，“说三分”由于传承久远、且又为人们喜闻乐见，它无疑又是评书艺人据以谋生糊口的传统保留节目。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期，就有个叫霍四究的评书艺人专门“说三国”，只要他出面开讲，那间瓦舍就必定客满为患，座无虚席。
在我国北方即使是在金国统治时期，关于三国故事的流传也不稍有沉寂。由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记载的“金院本三国戏演出剧目”当中，便有《赤壁鏖兵》、《襄阳会》、《大刘备》和《骂吕布》等。如今，保存下来的元代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新安虞氏刊印的绘像本《全相三国志平话》，便是当年评书艺人的说话底本（又称话本），全书分成上中下三卷装订，篇幅约八万余字。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更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华景况，据钟嗣成《录鬼簿》和朱权《太和正音谱》等书著录，其戏目就约有40多种，像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大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在这时即都已具备完整了；而刘备、曹操、关羽、张飞、诸葛亮、周瑜、吕布等等三国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成为戏剧中的主角。这一出出戏，一段段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魅力，无不展示出当时三国故事广为流传的社会风情。
由此即可得见，三国故事的流传之所以历时千年而传承不衰，是因为它自有其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在发挥其主导作用，那就是从这“说史书”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有着两个方面的民间力量始终是居间参与：一是在长期的传播中，民间艺人通过“加油添醋”似的艺术虚构，不断地丰富了人物性格与故事细节；二是广大听众通过“听书”所表现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反应，又强化和推动了民间艺人集纳和熔铸进具有不同时代精神的人文追求，进而为罗贯中最终将其修撰成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主观因素而论，罗贯中秉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于安身立命的传统道德准则，即所谓“太上立其德，其次立其功，再次立其言”的儒学规范，当立德有成，立功无望之际，于是便刻意于对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创作，从而将自己的满腹经纶，一腔才华，全都倾注进了这“立言”的伟业之中。
罗贯中（约公元1328—1398年，为郑振铎推定）是山西清徐（一说浙江钱塘、一说山东东平）人。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兵戈遍地。约在元朝至正14年（公元1354年）左右，正当盛年的罗贯中“有志图王”，怀着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闯荡江湖，投奔了正在吴中平江（今江苏苏州）开基立业的抗元义军首领张士诚，在私盐贩子出身的盗枭张士诚的帐下，当了一个入幕之宾。但是，由于张士诚并不怎么看重这些读书人，也不认真听取他与幕宾们的意见和建议。于是，他只有铄羽而归。
当时，正值社会大动乱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而复杂地纠结在一起，以致使社会极度动荡不安，所以关于罗贯中的生平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时至今日，仅可看到的是一位山东淄川人贾仲明曾以被当作“无名氏”的匿名方式，编著过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书中写道：“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从这仅有五六十字的文字记载中似可看出，罗贯中本人的个性品质和行为特征，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点：第一，他浪迹江湖，可算是个在南奔北走的漂泊生涯中行走于黑白两道的自由知识分子（或称无业游民中的落魄士人）；第二，他狷介狂傲，特立独行，并不轻易与他人交往；第三，他极富才情，不单作诗会文时能倚马可待，甚至连歌伎唱的乐府小曲与江湖中人暗通信息的密码式书信，也能写得“极为清新”。《录鬼簿续编》中的至正甲辰，为元顺帝二十四年，即公元1364年。贾仲明称罗贯中“为忘年交”，年龄上的差异至少有十多岁；而这次“复会”距上一次分别，为“又六十余年”，那么在罗贯中的年龄而论，少说也就有七十多岁了。这时，朱元璋已经平定了陈友谅，取得了长江中流的广袤大地；下一步，其兵锋直接指向了张士诚。此间，当年那个曾经跟张士诚一度拉拉扯扯、有过一段交往的罗贯中，当然也就只能杜门谢客，“不知其所终”了。贾仲明说得没错：七十多岁的罗贯中即使没有因衰老辞世，肯定也定会是在埋头著书喽。
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考证，由罗贯中编著的《三国志演义》流传于世的最初刻本，为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这些肯切中綮的评议，事实上都是这部作品在民间传承过税中之所以能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生动注脚。
事实上，罗贯中为了写好荆州这个地方，还真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比如，书中第61回《赵云截江夺阿斗、孙权遗书退老瞒》写有这样一段情节：孙权为索还荆州，听取张昭关于扣押人质之计，派周善以吴国太重病为由，来荆州骗孙夫人携阿斗去东吴。孙夫人不知是计，已经上路。当此紧要关头，书中特作交待：“府中人欲报时，孙夫人已到沙头镇，下在船中了。”
让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沙头镇”的地名出现于《三国演义》当中，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反映出其作者罗贯中在关注荆州地理知识上面所下过的功夫，当然也包括他在这方面所受到的局限：
首先，是自元朝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始，因文宗皇帝图帖睦尔曾由江陵出发，北上京城入继大统，故朝廷颁布政令，改此地“上路总管府”称之为“中兴路”，路治设于沙市，属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荆湖北道宣慰司管辖。《元史•地理志》即称：“中兴路，唐复为江陵府，宋为荆南府。元至元十三年改上路总管府，设录事司；天历二年，以文宗潜藩，改为中兴路。”在罗贯中生活的年代，所谓荆州、江陵和沙市等地名，均已消失于现实生活中，而在《三国演义》中竟有“沙头镇”之说，证实罗贯中确实考察过关于荆州一带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知识。
其次，做为荆州的外港市镇，罗贯中确凿无误地知道，孙夫人受其兄孙权的骗欺，要携阿斗经水路回东吴，注定要到沙头镇“下船”，所以在情节推演中，他设计出孙夫人行动的准确地点，就是这个“沙头镇”，故为其后赵云截江夺阿斗创造了条件。
诚然，尽管罗贯中做过一些案头工作，但由于种种历史局限，使他疏忽了“沙头镇”只是唐宋之后才出现的地名，如唐朝诗人元稹即有“阗咽沙头市，玲珑竹岸窗”的诗句传世；而早在三国时期，本地的名称则应当叫“江津”。由此，到清光绪二年(1876年)，当地方上续修《江陵县志》时，编撰者即在书后所附《沙市图》上曾题辞略释这一地名的由来及沿革：“唐称沙市，古曰江津，县治斯在，犹辨城闉，九省冲要，万舫比鳞……”
第三，《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虽然要尊重历史，但又不能为史实所拘，所以完全不应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知识来苛求罗贯中。无论是沙头镇，还是江津，它都是荆州的外港，而孙夫人要携阿斗回东吴，不仅一定会走水路，并且一定会从这处外港市镇的码头处“下在船中”。这样说来，罗贯中在进行艺术创作大胆虚构的同时，还是在认认真真地尊重着历史的真实，而对文艺创作来说，虚构是基础，想象是灵魂，其着力于“虚构”的部分，往往正是作品当中艺术性较强的部分。
由此可见，出自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即是作者既利用了史籍所提供的资料，又融合进了民间艺人创造性的发挥，同时也溶进了作者罗贯中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对中国古代兵学理论悉加揣摩而积累的知识，从而成功地描写了“赤壁之战”这一大战役——它围绕着荆州争夺战的展开，逐次虚构出了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苦肉计、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连环计、借东风等精采故事。正是从这些脍炙人口的小说情节广泛传播之中，荆州的知名度更是在其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口碑相传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