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陆变迁带来的地理知识严重缺位
尽管《三国演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若是从其事涉荆州、南郡和江陵空间叙事的地理因素上细加推敲，人们也都发现，罗贯中在这方面所实际存在着的严重知识缺位，因而不能不给这部作品带来了某些缺憾。
为了具体弄清楚罗贯中在荆州地理方面知识失误的程度和范围，笔者曾于2009年特意逐章细读全书，发现在《三国演义》的全部120回书中，应当有不少于53回笔涉荆州（含南郡和江陵），其统计范围，包括官职称谓、行政区划、地理方位和古代地名等。总之，但凡是发现有这三个名词的地方，均用橙色记号笔点出，包括首次在第三回中出现的“荆州刺史丁原”这样纯虚构的小说人物。实可谓是无所不包了。但是，本次所标记的对象，则仅限于这“一地三名”的荆州、南郡和江陵（此前，曾有专家将东汉末年荆州所属八郡如南阳、襄阳、江夏、南郡、武陵、桂阳、零陵、长沙等均包括在内，连续记数；对此，笔者因本文主题所系，未敢苟同，故既未敢予以附合，也勿须对其妄加评议）。通过这次阅读，笔者发现为罗贯中所特別看重三国名城荆州，虽然曾于书中刻意地进行了浓墨重彩的细笔刻划，但作者本人竟对历史上的行政区划、郡县辖地、地理方位等重要问题，均与东汉末年的史实深相违悖。而尤其令人深感惊诧的是，其在书中表述得夹缠不清，含混模糊，甚至莫辨东西、颠倒是非的错误之多，已达到令人咋舌的地步。
归纳起来，《三国演义》对于三国名城荆州在东汉末年地理知识方面所存在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荆州一地所辖区域的州郡不分，以及对地名的夹缠含混，使其归属莫辨。
三国时期，我国实行的是由州、郡、县所构成的三级行政区划制度。众所周知，所谓行政区划，就是指在特定时期，由中央政权机关为了有效地控制各个地域，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土地和人口进行有效行政管理而设定的不同级次行政区。具体到荆州这一片区域，其行政领属关系并不复杂，概言之，即是在荆州的领辖下有南郡，南郡的领辖下有江陵县；由于荆州自两汉延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治所（官员办公衙署所在地）多半设在江陵，南郡也同样在这里设衙办公，因而形成在此地形成“一地三名”的独有区位特征。
荆州是一个古地名，首次见载于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它跨有大江南北，幅员辽阔，几乎据有中华古国南部疆域的半壁河山。西汉立国后，武帝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分为十三刺史州部，荆州为其中之一。东汉王朝逐步将刺史州部实体化，使之成为郡上面一级的行政区划。具体地说，东汉时期的荆州辖有八郡，即江夏郡、襄阳郡、南阳郡、南郡、武陵郡、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后因一度从南阳郡中分出章陵郡，故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亦有“荆襄九郡”之说。南郡则为秦所置，是当时全国的36郡之一。东汉时期，南郡辖十县（江陵县、巫县、秭归县、编县、当阳县、襄阳县、夷道县、夷陵县、州陵县及很山县）、七国（中卢国、华容国、邔国、宜城国、鄀国、临沮国及枝江国），基本相当于今天的鄂、豫、陕、渝之间的大片地区。所以，在三国时期南郡只是荆州下级行政区中的一个，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提并论的关系。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荆州、南郡到了罗贯中的笔下，却都混成为一锅粥。比如书中第49回说道：赤壁之战期间，诸葛亮派赵云去乌林设伏；赵云心细，说那里有两条路。该书写道：“云曰：‘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南郡，一条取荆州。’孔明曰：‘南郡势迫，曹操不敢往；必来荆州，然后大军投许昌而去。’云领计去了。”如此一来，荆州与南郡这两个不同级次的行政区，竟分别成为以乌林为岔路口的、两条道路不同去向之间的关系。
与之相印证的，是到了赤壁之战后，赵云趁周瑜与曹仁激战于南郡城外之机，夺了南郡城，该书又写道：“瑜命且回军商议，使甘宁引数千军马，径取荆州……”（第51回）这一类错误，在书中可谓一错再错，不胜枚举。显而易见，罗贯中对荆州与南郡的关系，在这里实可谓州郡不分。
其次，是对荆州一地所辖区域的方位不明，以及对郡县的位置颠倒，使其地名混淆。
《三国演义》以写战争见长。毫无疑问，但凡两军相遇发生交战，必定是在特定时间与特定区域内。在文学作品中，由于事涉行军布阵，出兵讨伐，攻城掠地，野战掩杀等情节，皆离不开作者对于兵要地志的掌握。所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战区地理条件和实施军事行动等地形要素，如河流走向、道路分布、津渡桥梁等内容，均应尽可能准确地作出反映。然而，细读《三国演义》不难发现，特别是在以荆州为主战场的赤壁之战中，罗贯中几乎是对其所涉及到的所有郡县，无论是在区域分布，还是在地理方位上，几乎都存在着东西颠倒，南北混淆的种种错失。比如，《三国演义》所涉及到的长江中游地区诸多郡县中，其自西向东沿江分布的次序，应当为：彝陵、宜都、江陵、乌林、江夏等；若是以长江为界，其由北往南方向的排列次序，则应当为南阳、新野、襄阳、江陵、武陵、长沙、零陵等。可是，出现于该书赤壁大战期间的相关描写中，前述郡县皆几乎都表述为东西颠倒，南北混淆，根本就像是一笔绕缠密结、撕掳不开的糊涂帐。
比如，在第50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中，曹操率残兵败将刚刚脱离赤壁战场，闯过了乌林，他见合肥方向已有孙权挡住去路，于是“只得望彝陵而走”。在路上，曹操一行“纵马加鞭，走至五更”，为了觅得一条生路，他问部下到了什么地方？书中写道，左右日：“此是乌林之西，宜都之北。”此说乃大谬不然。因为，宜都（今枝江境内）虽在“乌林（今洪湖境内）之西”的地面上，但二者之间，毫无疑义地隔着一座江陵城。再说，此地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属楚、秦朝时亦属南郡，但至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始，才置为夷道县；直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才由刘备改临江郡为宜都郡，而“宜都”之名亦始于此。它位于长江南岸，正当清江连通长江的入水口，曹操刚离开赤壁，如何便遽然能够抵达宜都之北？可见罗贯中对于宜都、江陵、乌林等地自西向东的沿江分布次序，实在是心中无数。
再比如，在这同一回书中，接下来便是“操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从地形地貌上看，所谓“乌林之西，宜都之北”地界，均属今天湖北省中部、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地区。这里的大地景观，只会是像李白诗中写的那样，为“江入大荒流”，自古即为一望无垠、莽莽苍苍的平坦大地，哪里会有什么“山川险峻”！这也就足以令人看出，罗贯中对战场周边的地形地貌，同样也不甚明了。
在南北方向上，《三国演义》对于荆州所属郡县的方位标识，同样也存在着混淆错误的种种阙失。比如，当赤壁之战结束后，刘备取得南郡。为了南征荆州所属的江南四郡，他向谋士马良问计：“四郡当先取何郡？”书中写道，马良回答说：“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后湘江之东取桂阳，长沙为后。”（第52回）事实上，在东汉时期，只要从江陵的外港江津渡过长江，最近者为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市西)，此后才为零陵郡(治今湖南永州市)；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则因已经靠近岭南，路途较远，倒是长沙郡(治今湖南长沙市)，还显得更近便一些……书中已作介绍，这个马良乃荆襄马氏中最为贤良之人，他为刘备出这种馊主意，实际上反映的即是罗贯中地理知识的严重缺位。
又比如，当庞统去东吴受到冷遇后，转而来荆州投靠荆州刘备。书中写道：“玄德曰：‘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缺一县宰，屈公任之。如后有缺，却当重用。’”（第57回）事实是，古耒阳地处衡阳盆地南缘向五岭山脉地过渡地段，东汉时属桂阳郡，此地在今湖南衡阳市所辖的耒阳市，位于江陵（荆州城）的东南方约好几百公里。《三国演义》把它由东南搬到东北，明显的是南辕北辙!
第三，是对荆州一地所辖区域的城址不辨，以及对地名的错落配置，使其属地含混。
在《三国演义》中，往往是一再出现“荆州城”这个地名，此举当然反映了罗贯中对古城荆州的特别看重。事实上，当三国故事发生之时，荆州本是属于一级行政区划的州名，而绝非只是某一座城池的名字，但是，罗贯中在创作中竟屡屡将其演绎为一座“荆州城”，这就令人读来觉得一头雾水了。
比如：在第39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里，书中便明明白白地写道，因东吴攻杀黄祖，刘表请刘备来荆州议事。刘表的长子刘琦因后母蔡氏的构陷中伤，不自安卧，乃亲自来到刘备所住的馆驿，豋门求诸葛亮赐给一条救生之计。如此看来，在罗贯中《三国演义》所营造出的这座“荆州城”中，不仅有刘表的刺史行辕，而且还有可供往来属官客寓的馆驿……众所周知，当刘表为荆州牧时，所谓“荆州城”，实则是指当时的州牧治所（即办公署衙的所在地）襄阳城。然而，到了第40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时，书中则又将荆州与襄阳的城址差异分得清清楚楚。比如，刘表死后，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啇议，不通知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和刘备，立刻奉其亲生的小儿子刘琮继承了权位。书中写道：“于是蔡瑁遂立刘琮为主。蔡氏宗族分领荆州之兵；命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守荆州；蔡夫人自与刘琮前赴襄阳驻扎，以防刘琦、刘备。就葬刘表于襄阳城东汉阳之原，竟不讣告刘琦与刘备”
紧接着，到了第42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时，书中写道，在刘备兵败长坂坡之后，曹操遭遇到关羽，疑有伏兵，于是放弃追杀，并随即作出下一步的作战部署：“（曹操）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夺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来。荆州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已备知襄阳之事，料不能敌曹操，遂引荆州军民出郭投降。”于此似可看出，在罗贯中的心目中，他还将荆州、江陵与襄阳三个地名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分辨得较为清楚明白。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就不能不提到罗贯中所受到的历史局限：虽然他以间接方式，或读前人著述、或听他人传言知道了荆州；然而，由于他本人生活的年代，跟故事发生的历史时期相隔已逾千年，常言说得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陵陆变迁，山川易位所产生的地貌改变，不可避免地令他因地理知识缺位而给作品带来种种不可思议的“硬伤”。
如此说来，为罗贯中所知道的荆州，的确为他似是而非、且又如雾里看花般的神奇大地。于是，对他而讲，重点也就只能放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至于东边如何、西边怎样方面的地理特征，便只好随口道来了。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即使罗贯中毕生没到过荆州，却并不妨碍他在《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历史小说中，将并非大战的赤壁之战，硬是围绕着荆州的归属问题，叙写得如此出神入化！同时，也可从理解，即使罗贯中生活的时间与三国历史发生期有着相隔千年的差距，他仅凭一介书生，便能够将曹、孙、刘三方在政治、军事、外交等三边关系上的矛盾纠葛与冲突，乃至斗智的谋略、打仗的部署、作战的经过等，写得这般动人心魄，且又细致入微！
要说明这个话题，还得从荆州这个地方的历史沿革谈起。
起初，荆州的确是个大范围的区域概念，而不是一处地名。自两汉迄至两晋，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荆州，其治所亦曾有所迁转，即如唐朝余知古《渚宫旧事》所说的那样：“初，汉置荆州，虽刺史乘传车，犹以江陵为治所。”时至东汉末年，由于“江南宗贼”（地方宗族豪强势力）势力强盛，足以与地方官府相抗衡，故一度迁移至武陵汉寿（今湖南常德西北）。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因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原长沙太守孙坚挟私怨逼迫荆州刺史王睿自杀，朝廷乃任命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刘表到任时，得到南郡望族蒯氏兄弟蒯良与蒯越的支持，遂以诈谋平定“江南宗贼”， 为安全计，乃将州治移到襄阳。直到东晋永嘉五年（311）陶侃出任最终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才基本确立在江陵城设定荆州治所的格局。后来到了穆帝永和五年（349年），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桓温便将其定址于江陵、乃至于一直延续到后世。肇自南朝宋武帝刘裕等一再分割荆州，其后荆州作为一个大区域范围的概念渐渐削弱，其以一处地名的说法便开始让人们普遍接受。此后，南北朝时西魏在此地置江陵总管，至隋初废而复置，再入唐之后又更置荆州总管、荆州都督……由此荆州、江陵这两个地名，便与这一处城垣建置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便可得知《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本人生活阅历所囿，没能对荆州的河川走向、山脉布局、城池分布，以及地形地貌等地理要素，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了解。所以，由于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三国历史，与作者本人生活的时间相距太远，以致使得这部书在叙写中所涉及到的有关地理知识，在相当程度上便不能不受到他自身游历履迹的制约；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出现于文学作品 《三国演义》中的荆州，并不等同于历史上真正的荆州。
在这里，笔者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三国演义》是小说，它既不是历史，更不是教科书。所以，作者罗贯中在书中避实就虚，以大量的虚构情节描叙“赤壁之战”也好，在地理知识方面东西颠倒，南北混淆，州郡不分，属地含混也好，全都无碍于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与辉煌的业绩。这里，我们之所以提出辨析罗贯中与荆州关系的课题，提出它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实际上就是试图说明一个道理：出现于《三国演义》中的荆州，是美学范畴中的荆州，它既不等同于历史上的荆州，更不宜与今天现实中荆州的划等号。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既然罗贯中是在以艺术的虚构来叙写荆州，那么做为后世读者，就应该懂得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荆州已经升华到了美学的范畴之中，而成为罗贯中据以“导演”这部威武雄壮历史活剧的文学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