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代开放、求新、求变的精神特征为当时诸侯各国所共有，并不能说明某一地域文化的特质。荆楚文化受南方水乡泽国、丛林山峦自然氤氲之气而自然物产丰饶的地理环境与巫觋文化的影响，是以青铜器、漆器与刺绣，老庄哲学和楚辞为代表，极富想象力、充沛的激情、浪漫的色彩、不屈的性格与理想主义精神，从楚人“剽轻”的风俗习性，“宏识孤怀”、“一意孤行”的思维方式，以及“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性格情感而论，荆楚文化的特质应该是与艺术文化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关键词： 荆楚文化  地理环境  艺术  特质

 

    任何地域文化现象都有其区别于其它地域文化现象的独特之处，因此人们通常把某一地域文化最为显著的标志称其为文化特质或文化特征。《辞海》的定义为：特征（或特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象征、标志。”《辞源》也说“特征，今指事物的特殊征象。”例如徽州文化，其特质为商人文化，徽商以其雄厚的财力而建立起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并体现其自身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商人文化。徽商群体熔铸理学并杂糅宗族文化与通俗文化，包括习俗、科技、艺术乃至饮食、建筑等等，所表现出的封建伦理性、社会生活的实用性等方面的特点，把中国早期启蒙思想推到新的高度而汇入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历史洪流，虽然先天缺乏独立的品格，但它具有显明的商人文化特质。

那么，什么是荆楚文化的特质呢？它区别于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的显著标志又是什么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是笔者有感于诸多学者的观点而产生的疑惑，“平议”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求教于大家“解惑”。

 

一

 

    综合诸多学者的说法，荆楚文化的特质大致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谐精神⑴。对照这种结论性说法，与历史事实稍作对照，便不免使人产生疑惑，且不说创业精神、开放精神、创新精神、爱国精神、和谐精神显然是现代人总结的概念，这些说法在一些荆楚文化研究者的相关著论中，也时有所见，甚至还有改革精神、探索精神之类的说法，大同小异而矣。如果说前面四个方面的总结还可以举其历史的事例作为依据，那么，第五点则完全与历史事实不合，因为从春秋无义战，到战国大兼并，本来就是战争的时代，刘向早在其《战国策》序中就说过：“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继春秋之后更为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西周尚有“尊礼尚施”、“宜民宜人”的“德治”“仁政”之说，在这时已完全是礼崩乐坏的大动乱了，各诸侯国之间，讲的只是如何以势相争，以智相夺而已，何谈和谐精神？《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载的楚庄王“止戈为武”之说，在当时不过是政治家的一种策略，就在他讲过此话之后的四年内，伐陈而定其乱，伐郑而降其君，伐萧而灭其国，伐宋而使其惟命是从，从而达到他霸业的巅峰。此外，自春秋时代始，每个诸侯国都具有创业精神、开放精神、创新精神，翻阅史书而浏览各诸侯国的历史进程，就十分清楚。以齐国为例，自西周初姜太公建国起，就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直到管仲相齐后，又“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⑵，特别重视发展经济，从而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政治文化上，顺应“宽缓阔达而足智”的原有文化，有条件地推行宗法制和集权制的结合，因其俗，简其礼，为政简而不苛，平易近民。所以到齐桓公时，终成霸业，齐国成为名符其实的泱泱大国。可以说，战国七雄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有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创业、发展，然后逐渐强大的过程，开放、求新、求变等等，是当时诸侯各国都具有的精神特征。至于说到爱国精神，在楚国既有身为囚徒而不忘故国的钟仪和以橘言志“深固难徙”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更有大批的“楚材晋用”者，以为吴所用的伍子胥而论，为强烈的个人复仇意识所驱动，不惜引吴兵入郢，“以班处宫”⑶，“辱平王之墓”，以至于自古至今许多人都仍不以为是。如果拿这些“楚材晋用”者与郑国商人弦高犒劳秦师以救郑国、齐国名相晏婴出使楚国不辱使命的历史故事相比，将如何论证爱国精神一定就是荆楚文化的特质呢？

    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所形成的诸如上述之创业精神、开放精神、创新精神、爱国精神等诸多精神文化现象，已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认为不能称其为某一地域文化区别于另一地域文化的特质。

 

二

 

    然而，无论历史如何演变，社会如何进化，即或是在当今，交通、通讯极为方便，文化思想空前统一的情况下，我国不同地域的语言、习俗、民间艺术等许多方面确实存在显明的不同之处。虽然地域文化的不同性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由多重因素形成的，但地理环境对不同地域的文化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对此，前人早有论述，《礼制·王制》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考工记》说：“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鵒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弗能为良，地气然也。”无论是人、物，还是民风、民俗，因地域环境的相异而产生了极大的差异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曾说，邹、鲁“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俗好儒，备于礼”，“犹有周公遗风”；齐人“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梁、宋“厚重多君子，好稼穑”；刘禹锡《送周鲁儒序》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其气，往往清慧而为文。”《戴震文集》卷十二云：“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等等，都说明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的形成不仅仅在于社会文化的作用，同时也有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

    明代有学者王士性在其《广志绎》卷三中，以关中与川中为例云：关中土厚水深，“故其人禀者博大劲直而无委曲之态。……川中则土厚而水不深，乃水出高原之意，人性之禀多与水推移也。”所谓关中，就是函谷关以西的三秦之地，其突出的地貌形态就是由塬、梁、峁构成的黄土高原，其中以“八百里秦川”最为富饶，由于历史上战乱和屯垦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逐渐对黄土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得原本在地理环境上就比较封闭的关中地区更加封闭，故民风朴实、本分、保守、粗犷，他们笃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形成了不尚玄想、勤劳务实、富于耐性的民性。川中即为四川盆地，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的四川盆地水系发达，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南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北部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东部有清江流域又与江汉平原相通，独特的地理特点构成了兼融南北、“与水推移”的民性。川中人勤劳而乐观，灵慧自信而古风不泯。

    基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不同的文化现象，故刘师培在其《南北文学不同论》总括南北地理环境之不同而云：“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又以老、庄、列、屈作说明，“惟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意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讬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 《二南》之比兴，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事实上，我们可以继刘师培写出《南北艺术不同论》，从在楚地已出土的青铜器如《青铜禁》《青铜尊盘》、漆器如《虎座立凤》《虎座凤架鼓》、刺绣如《刺秀三头凤》《凤斗龙虎纹绣》等等作品来看，那种浪漫、抽象、奇幻的造型与富艳繁丽的色彩，变形、夸张似乎自由无序而又无不合目的的组合，对生命力的张扬与对运动美的追求，所呈现的“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艺术魅力，是中原之地的同类之作无可企及的，因为中原之地不仅缺少产生浪漫艺术的地理环境，而且缺少产生浪漫艺术的文化环境，当儒家思想的倡导者在意识形态层面极力推行礼乐文化的时候，统者者则从制度层面上对张扬个性，标新立异者进行着无情的扼杀，《礼制·王制》明确规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严酷的政治制度，加上实践理性精神，“土厚水深”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北方人务实的思维方式与个性的形成。

    而南方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南方丰饶的自然环境，给生活在荆楚之地的人们以丰富想象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故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指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形成狂放超俗和倜傥不羁的习性，而丛林水泽的氤氲之气更易激发奇思幻想，所以，楚荆多有狂人。这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越、楚则有三俗……其俗剽轻，易发怒……则清刻，矜己诺”是吻合的，《史记·留侯世家》亦有“楚人剽疾”之说，扬雄亦云：“……包楚与荆。风剽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⑷ ”所谓“剽轻”、“剽疾”、“风剽以悍，气锐以刚”，就是楚人性格中较易受到情感激荡而显得躁急、强悍的性气，所谓“清刻，矜已诺”，是指执着而重信念的品格。可以说从哲人到文人，从最高统治者到平民百姓，虽有深浅之不同，层次之不同，但无不打上这种美学精神与文化品格的烙印。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古有屈原，今有毛泽东。屈原作为楚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他为国为民正道行直，竭忠尽智，可惜的是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因此，他以纵横恣肆的文笔，表达强烈激荡的情感，故袁宏道《叙小修诗》说楚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也正是针对屈原的个性特征而言的，屈原借用大量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创作出恢宏瑰丽之作“楚辞”。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云：“屈原氏兴，以瑰奇浩瀚之才，属纵横艰大之运，因牢骚愁怨之感，发沈雄伟博之辞。上陈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广譬，具网兼罗，文词钜丽，体制闳深，兴寄超远，百代而下，才人学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穷，史谓争光日月，讵不信夫！”形成屈原“瑰奇浩瀚之才”的原因固然与时代风气有关，更有江山之助，故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府奥。略语则缺，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江山之助乎？”

    毛泽东融铸古今中外各家思想之长，自成一家：毛泽东思想。然而，当我们追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青少年时代受以屈原为代表的荆楚文化精神濡染最深，陈晋在其《毛泽东与传统文艺》一书中明确指出：“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着意张扬个性和想象的诗人。他的作品在悠长久远，汗漫绵漠的时空背景上，赫然创造了一个上天入冥、神游八极、瑰丽伟岸的人格形象，这个形象具有经天纬地之才，能扶楚国于危亡之中。这个形象太符合青年毛泽东的人格理想了。屈原的《天问》对宇宙真理、历史起源、大地本源、善恶终极的追求，对潜心研讨自然、社会、人类、宇宙的‘大本大源’的青年毛泽东来说，也是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并以《送纵宇一郎东行》为例，“……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诰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朦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荣怀，要将宇宙看秭米。 论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坛何足理。……”以此确证毛泽东“张扬意气，驰骋想象，体现出博大的情怀、形象和时空气势，表现出对以屈原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仰慕。⑸”毛泽东后来赋《念奴娇·昆仑》将自我想象为“安得倚天抽宝剑”的巨人，俯视昆仑，胸怀世界，正是其伟岸人格的再现；《沁园春·雪》放眼大河上下、长城内外的大好河山，评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古英雄豪杰，可谓把荆楚文化大气磅礴，吞吐宇宙的雄霸之气张扬到了极致。

    荆楚文化与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相比，更富有一种想象、思辨、浪漫的力度，它突出表现的是人的内在主体自觉与强盛的生命力，是卓尔不群、大气磅礴的独特精神。从屈原“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忽迫。路程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句，到毛泽东“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词作，无不体现荆楚文化中所特有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与个性张扬。

    楚人奉行一种于主流之外，标新立异，大胆怀疑，敢说敢当的哲学品格。从屈原《天问》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对社会、人生、历史、宇宙自然提出全面的追问，到唐代禅宗兴起于黄梅，至明代心学的兴盛，如陆九渊主政讲学于荆门，李贽思考著述于黄安、麻城，三袁兄弟倡言性灵于公安，往往于主流思想之外，自创新说，对于中国哲学在不同时期的创新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其间蕴含了一种独立创造的精神，一种敢说敢当的风骨，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气度，熊十力先生所著《心书》云：“楚士又好为一意孤行，不近标榜，蕲黄尤甚。⑹”钱基博先生著《近百年湖南学风》指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笔者按，湖南之地，水亦不少，湘、资、沅、澧四水贯通湖南全境，再加上八百里洞，可谓水乡泽国也），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或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⑺”荆楚文化是以两湖为核心，幅射周边地区有着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熊十力先生与钱基博先生虽不是系统论述荆楚文的特质，但已明确说明了荆楚地理环境与形成荆楚文化特质的关系。

 

三

 

    我们不赞同“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观点，对此，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早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⑻”文化特质的形成乃是地理环境、历史条件、人口因素、生产方式、民族文化传统等诸因素的合力而形成的，但是，“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须臾不可脱离的空间和物质—能量前提，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经常的必要条件……普列汉诺夫说：‘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后形成的。’⑼”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气侯、食物、土壤、地形等自然因素以持续而深刻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与个性。楚人处水乡泽国，地属蛮荒，缺少教化，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始，楚人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创造，因此，楚人高昂着一种挑战的文化精神，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志和审美情趣，把自己内在的独特个性发挥到了淋漓尽至之境，“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就是楚文化对北方文化的挑战和示威，是充满民族文化精神的宣言和昭示。

    如果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北方的孔夫子把原始文化纳入到实践理性精神的统治之下，或者说把实践理性引导贯彻到日常现实生活、伦常情感和政治观念之中，从而形成了“礼乐”文化⑽，那么南方的楚人一方面地处蛮荒，少有拘束，故张扬个性，崇尚浪漫之风，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殷商时代崇巫的文化传统而巫风炽盛⑾，汉代王逸《楚辞章句》说：“昔楚国南郢之邑，其俗信巫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楚人崇巫是出了名的，前人与时贤所论甚多。巫是人们在“神秘”信仰支配下的产物，神怪思想和祭神、娱神的巫风很难为诗礼文化所限制，我国记载神话传说的典籍多出于荆楚，是有其文化依据的。“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从《楚辞》到《山海经》，从庄周‘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⑿”崇巫的文化观念，刺激楚人非凡的想象力。加上现实的矛盾冲突，时代的文化思潮，猛烈冲击着政治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们的诗性智慧，他们或孤傲于世、或愤激于时，胸中如有春江之潮，狂澜汹涌，击石裂岸，于其时，必以“极天地古今之变动”的想象力与充沛的激情，方能吐喜极乐极、悲极愤极之情感意绪。他们是荆楚人的代表，代表着荆楚文化鲜明的美学精神与文化品格。故姜亮夫先生明确指出：“大抵沿江汉之民，习于水，故轻缥；而云梦缅缈，移人神思，故鬼神之事易感人。此两事结集，故其民多巧慧，能进取，易变化，情愫特易表暴，事多创造，不守故常。人喜艺术，重义气。故楚好多材，为一时之所重，此其大较也。⒀”

荆楚文化受南方水乡泽国、丛林山峦自然氤氲之气而自然物产丰饶的地理环境与巫觋文化的影响，是以青铜器、漆器与刺绣，老庄哲学和楚辞为代表，极富想象力、充沛的激情、浪漫的色彩、不屈的性格与理想主义精神，从楚人“剽轻”的风俗习性，“宏识孤怀”、“一意孤行”的思维方式，以及“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性格情感而论，荆楚文化的特质应该是与艺术文化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楚学研究前辈张啸虎先生曾明确指出：“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春秋战国时期，各主要地区，各放异彩。如齐鲁之国为经学，晋是史学发祥地，而楚则是文学艺术，……这种传统可谓历久弥衰。⒁”当代著名作家熊召政先生于2006年11月24日在北京大学有所成作过一次题为《楚人的文化精神》的演讲，言楚文化“是一个艺术的文化，是一个把生活的快乐发挥到极致，把艺术发挥到一个灵性高度的文化。”我认为，将毕生献给楚学事业，成就卓著的张啸虎先生，凭着他对荆楚文化的精确把握，以及对荆楚文化孕育出的杰出人物之一的张正居正⒂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背景与地理环境作过全面而深入探索，并创作出著名长篇小说《张居正》的熊召政先生，凭着他对艺术的敏感性与对文化的敏感性，他们所得出的相同结论应该是符合荆楚文化特质的。

 

⑴参见刘纪兴先生《荆楚文化的内涵及其创新特质简论》，《政策》2007年第2期。《荆楚文化的创新特质与湖北企业发展》（林证编辑），载湖北新华网“楚文化”2005年3月7日。

⑵司马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第184页，1986年版。

⑶《左传·定公四年》云：“吴入郢，以班处宫。”所谓“以班处宫”，即按照不同职级居其居而妻其妻。即《谷梁传》同年所云：“君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

⑷扬雄语，李兆洛选编《骈体文钞》卷四，《四部备要》谭献评点本。

⑸陈晋《毛泽东与传统文艺》第85-86页，中共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⑹参见李维武《湖北地区的心学传统及其意义》，载《文史哲》2005年第1期。

⑺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页。

⑻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23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⑼冯天瑜 何晓明 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编，第29—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⑽李泽厚《美的历程》，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⑾参见黄灵庚《<九歌>源流丛论》，《文史》2004年第2辑。

⑿李泽厚《美的历程》，第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⒀参见萧兵《楚辞文化》，第1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楚风补校注》上册，第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⒂出生于江陵的“宰相之杰”张居正本人就是荆楚文化孕育而成明代的“磊落奇伟之士”，他曾云：“登赤壁矶，观孙曹战处，慷慨悲歌，俯仰千古。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衂；东望夏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想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继过岳阳，观洞庭，长涛巨浸，惊魂耀魄，诸方溟涬，一瞬皆空。”《张居正集》第三册，卷三十七，文集九，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又云：“非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同上书，第二册，书牍十五，《答西夏直指耿楚侗》。除张居正外，还有一大批楚人仍显示出楚人的血性，张居正在《与蓟辽总督方金湖言任事》的信中说：“明兴以来，国有艰巨之事，众所巽愞观望而不敢承者，率楚人当之。”同上书，第二册，书牍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