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墨学思想在楚地得到传播与践行，以及墨学中心南移之际，善于“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以融合多家之长的楚地固有黄老之学，本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2]的精神，与时俱进，对墨家思想也进行了一些吸收与批判。

      道家进入战国以后，老子之学分化为庄子之学和黄老之学，后者与其他诸子学派相比，没有明确的创始人，如庄子学派的庄周、墨家的墨翟等，只有范蠡被认为是上承老子之学，下启黄老之学，也少有特别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因此从历史记载中也没有道、墨两家的直接接触或对话，但在其中心发源地楚国有一批传世的具有代表性的黄老道家著作，如《黄帝帛书》、《文子》、《鹖冠子》、《尸子》等，从中可以看出有很多观点或思想来源于墨家，这些观点或思想被认识是墨家的合理成分即被采纳，而不合理的便摈弃，转而采用其他学派的思想。黄老道家这种批判和接受态度也被司马谈认为是“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同其他治世之术相比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又可以事半功倍。

一、黄老道家的“兼爱”

      “兼爱”是墨子学说的核心，可以说是墨子其他一系列思想的起点。《墨子·兼爱》云：“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无有私也。”引文王的德政来拔高兼爱。在黄老道家早期重要著作《黄帝帛书》中，有对“兼爱”思想的吸收。该书关于国家管理的刑德思想中，关于德政，有一些主要观点：“德者，爱勉之也（《黄帝书·经法·君正》）”，“兼爱无私，则民亲上”，“兹(慈)惠以爱人（《黄帝书·十六经·顺道》）”，这里讲到选拔有德行的贤人，是为了爱护和勉励民众；统治者爱民无私，就会得到人民的亲附和爱戴；以及统治者要用慈惠之情爱护下民。产生于战国晚期的《尸子》也有“兼爱”思想的论述。《尸子·天泽》云：“天子兼天下而爱之大也。”《尸子·治天下》又将“无私”列入治理天下的“四术”之中：“治天下有四术，一曰忠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另外一部黄老道家著作《文子》，在传世本《文子·道德》中提到：“兼爱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谓仁”，指出“仁”的涵义应是“兼爱”。

      “爱民谨忠，利民谨厚”[3]，墨子站在下层人民的角度，从关心民生出发对君王提出要求。儒家也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4]，也就是儒家所宣扬的“大同”社会，张岱年认为，所谓大同，实即以兼爱为原则之社会^[1]，在儒家的典籍里似乎有跟墨家相同的理想，但顾颉刚认为这显示了墨家同化儒家的力量^[2],张岱年也认为“大同实乃儒家吸取墨家思想后创立的社会理想”^[3]，目前此观点得到公认，因此“兼爱”思想源头在于墨家，况且儒家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5],人有亲疏之别，因此爱也有厚薄之分，黄老道家也认识到儒家的“爱”有差等，在其基础上进一步突破，吸纳墨家“兼爱”思想，以构成道家德政观。

      正因为墨子是站在下层穷苦人民和弱小诸侯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黄老道家吸收“兼爱”之根本目的与墨家不同。墨家讲“兼爱”是为了做到“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6]，从根本上保证下层人民的生计；而黄老道家是站在统治者角度提出治世之道。《黄帝书·经法·君正》云：“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实行“兼爱”德政是为了富国强民，能够为君王所用，在战争中获利。墨家“爱利万民”，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号召，认为人们相亲相爱，就能使大家都得到好处，这更加体现了墨家所代表的阶级性，黄老道家因为出发点不同而摈弃了“兼爱”中这一点。

二、黄老道家的“尚贤”

      墨子提出对穷苦的人民实行“兼爱”，是为了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7]的社会理想，然而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社会“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8]”，在对黑暗现实否定的同时，他认识到，一切社会灾难的造成，关键是当政者不是贤人，不能爱利百姓，以致政治混乱，上下相背，为此提出“尚贤”主张。

      道家老子、庄子都是反对尚贤任能，黄老学派没有采纳，而是吸收了墨家尚贤主张。《黄帝帛书·十六经·立命》讲：“亲亲而兴贤”，要爱亲族举贤才；《鹖冠子·天则》讲：“昔宥世者，未有离人而能善国者也，”宽仁治国者，没有离弃贤人而能很好地治理国家的；《尸子·治天下》提出：“治天下有四术，一曰忠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将尚贤用贤提高到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的层面来认识。

      在黄老学派内部，对于墨家“尚贤”的态度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的来说是接受成分不断大于批判成分。《黄帝帛书》属于黄老学派早期著作，关于国家对待贤人的态度，《黄帝书·经法·道》提到“贤不宵（肖）不相放（妨）(法)”，贤与不肖之间应有区别，贤人处于高贵等级，小人则应置于低贱之所，这与墨家几近完备的“尚贤”思想具体措施相差无几，《墨子·尚贤中》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即通过奖惩制度将贤人政治稳定下来，黄老学派对此进行了吸收。

      当然，在对待“贤人”问题上，帛书并未完全认可墨子尚贤主张，而是有所摈弃，借鉴了其他学派的主张。在讲贤与不肖者地位之前，提到“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力”[9]，指出天地有其固定不易的规律，万民百姓各有固定的职业，高贵与低贱各有其固定的地位。这应是吸收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思想的结果，于是讲到“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形）名声号矣”[10]，即治理天下时，所属任何事物无不显现和归属于各自所具有的形态和名分之上。墨子提出平民百姓中的贤能人士也能参与政治管理，“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国家机构的官职也向农夫、工人、商人这些下人开放。墨子站在下层人民的立场上提出的这一主张，帛书中未敢认同，而是从“道”的角度，指出“凡事无大小，物自为舍。名刑（形）已定，物自为正”[11]，事物不论大小，都各自具有其位置居所，都有其名分，只有名形确定，万物自然各当其位，日益稳定，这才更便于统一天下，而且帛书讲“亲亲而兴贤”，在兴贤同时，还得注意关怀爱护亲属、亲族，照顾维系血缘宗族关系，于是难免落入儒家的“亲亲为大”，在选贤的时候仍不能放开手脚。

      战国后期黄老道家代表作《鹖冠子》、《尸子》对帛书“举贤”有了突破性进展，更多地接受了墨家观点。到了战国晚期，社会更加混乱，所以各家思想顺应时代要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故《鹖冠子·天则》也提出：“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圣人之所期也”，在社会理想上也借鉴了墨家观点，与之相对应，要实现这种理想，只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用人原则，“举贤用能，无阿于世”[12]，即举荐贤才启用能人，不要曲意迎合世俗之见。《尸子·明堂》以“不避远近，不论贵贱”为求贤原则，也就是要打破地域观念和等级观念，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果“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则伊尹管仲不为臣矣”[13]，仅以贵贱作为选拔人才标准，将失去获得真正贤才的良机。除此之外，尸子还提出了“进贤”、“知贤”、“用贤”这一整套人才思想，同时对君王和大臣也提出举贤措施，应该说是对墨家尚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三、黄老道家的“尚同”

      在“尚贤”基础上，墨子假托古人先例提出了“尚同”主张。“尚同”，亦作“上同”，意思是人们的思想都要统一于他们的长官，下级要统一于上级，以此统一思想舆论^[4]。《墨子·尚同》云：“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墨子认为天下混乱的原因，是在政治上没有好的官长。如果下面的乡有好的官长，则乡得到好的治理，然后乡长率领其乡万民，最后同于国君，“国人以法国君，夫国何说而不治哉？[14]”举国上下都以国君行为准则作为依据国家就没有治理不好的。

      在黄老学派看来，墨家所提倡的“尚同”对于一个国家的统一非常重要。《黄帝书·经法·君正》云：“若号令发，必究而上九，一道同心，上下不斥，民无它志，然后可以守占矣。”一旦号令发出，民众迅速聚集，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令，上下同心同德，人无二心，这样国家就可以坚守，可以征战。《鹖冠子·天则》云：“一人唱而万人和，如体之从心，此政之期也。盖毋锦杠悉动者，其要在一也。”一人首唱万人应和，就像身体听从心的指挥一样，这是为政者所希望的，旗杆一动人员都动起来了，其关键在于统一。“一国之刑，具在于身”[15]，跟墨子一样，鹖冠子也认为国君是“尚同”最后的标准，指出全国的典范，全在于君王一身。

      虽然借鉴了墨家“尚同”思想，但如何做到“尚同”，以及 “尚同”的最终目标问题，黄老学派没有认同，而是采纳了儒、法等学派的观点。墨子认为“尚同”必须依赖于“尚贤”，强调天子、三公、诸侯、地方上的乡长、里长都必须是选立的贤者，以此建立贤人政治体制，处在最上位的天子也并非最高级别，在其上还有“天”，即便天子也必须上同于“天”，“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菑将犹未止也”[16]，行为如果只是同于天子，而与上天还是相违背，仍达不到要求，这样就会遭受惩罚而面临天灾等灾祸。所以在墨子看来，最高标准乃是“中国家百姓之利”[17]，墨子提出的“天志”思想，即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说法，实际上是为了强化自己的主张，所谓“天”的意志，实乃百姓的要求。黄老道家在天子与人民的关系上对墨家予以否定，首先是天子的地位，并非处于“天”之下，鹖冠子认为，“君者，天也”，“本出一人，故谓之天；莫不受命，故谓之神”[18]，君王好比上天，治国的根本出自于君王一人，所以称君王为天，人民没有谁不接受他的命令，人民不可用词语来形容他，所以称之为“神明”，这实际上等同于“君权神授”，强化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在君臣、上下关系上，黄老道家认为“贵贱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19]，“二者先定素立，白蔘明起”[20]指出高低贵贱有其固定的地位，否则，做事就不会光明清白，也不利于安定，实际上指出墨家贤人政治职能导致政局不稳，因此与之持对立态度。黄老学派意在强调“尊君卑臣”观念，最终是为了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墨子所提倡的贤人政治，指出天子、三公、诸侯都必须是选立的贤者，由谁来选？是天还是人？墨子认为天有意志，而天的意志代表了人民，实际上指出由人民来选天子及三公、诸侯等,这种观点梁启超等人有过论述，梁启超认为墨子的主张跟英国霍布士提倡的“民约”的原理不谋而合^[5]。而在《鹖冠子·王鈇》篇里设计了一个行政方案，叫做“天曲日术”，规定从五长、里长、扁长、乡师、县啬夫、郡大夫到柱国、令尹，必须逐级负责，告奸、举贤、行教、布令，按规定时间向上汇报，即使迁移户口，互相馈赠礼物也不能隐匿，如有违犯，从五长到令尹都要处以极刑。摈弃了墨家“尚同”的具体措施，兼采儒法，用刑德手段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墨家和黄老学派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早期的“民主”与“专制”之别。

四、黄老道家对墨家其他思想的接受与批判

（一）对墨家“强本节用”的接受

       “强本节用”，这是墨子的又一个重要观点。此观点的提出，是因为统治者“厚作敛於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21]，给人民带来痛苦；同时，墨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统治者提出“检节则昌，淫佚则亡”[22]的忠谏。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过墨家之所长是“强本节用”，所谓“强本”，就是指加强生产，发展经济，“节用”是站在节省民力的基础上要求统治者力行节俭。黄老道家对此思想也作了一些吸收。《黄帝帛书》在讲德政的具体做法时指出要实行民富，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23]，指出万民百姓的职业乃男务农、女纺织；“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宜……节民力以使”[24]，指出人的根本在于土地，并且要懂得爱惜民力。《尸子·贵言》也讲到：“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 指出使天下的男人能够耕作而获食、妇人织布而穿衣，时除却祸患灾难本源的手段之一。同时，尸子多次列举尧的例子，虽然是“君天下者”，但并没有奢华的享受，而是甘受清贫，生说节俭，尸子对圣人尧的做法予以歌颂。

（二）对墨家“节葬”的接受

       墨子在“节用”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节葬”主张。所谓节葬，就是丧葬礼节要节俭。而在当时社会厚葬久丧已深入整个社会，儒家对此更是大家赞赏，孔子认为这是孝敬父母之心的体现，孟子说它是“三代共之”[25]，指出夏、商、周三代已经相袭不变了。墨子此时提出“节葬”说应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得到黄老认同。墨子列举尧、舜、禹三圣王的例子，说他们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仍然薄葬，且居丧致哀时间短。尸子居禹的例子来宣扬“节葬”，“禹为丧法曰：毁必杖，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26]，大禹在治水时制定丧法，认为在当时厚葬久丧不合时宜，伤身伤财，因此做了修改，死在山陵的就葬在山陵，死在水泽的就葬在水泽，用三寸桐木棺安葬，守丧只需三天。黄老学派因时变化，吸收墨家思想，对儒家丧礼作了一定的变通。

（三）对墨家“非乐”的批判

         “非乐”，即反对从事音乐活动，这也是墨子直面现实而提出的一主张。在墨子看来，从事音乐活动，“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27]，即为了音乐表演、乐器制作等而让人民脱离生产，会加重人民负担，同时，“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28]，即从事音乐活动对解决当时时政问题没有任何作用。最后，明白地指出：“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29]，把音乐看成祸国殃民的精神毒品。墨子从纯粹的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从根本上反对精神财富的创造的观点被后世很多人批判，荀子就曾批评墨子是“蔽于用而不知文”[30]，并撰写《乐论》一文对墨子进行点名批驳。黄老道家虽然没有像荀子那样争锋相对，但通过事实进行论证，对“非乐”观予以否定。《尸子·分》云：“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彻于前，钟鼓不解于悬，听乐而国治，劳无事焉。”周公治理天下，面前摆设的酒肉也不撤去，钟鼓也不从架子上卸下来，听着音乐国家就治好了，身体也不需要劳累；“明王之道易行也……乐不损一日，用兵不后汤武”[31]，开明之王的大道是简易其行……听乐不比别人少听一天，但用兵征伐却不比汤武落后；“若郑简公之好乐，虽抱钟而朝可也”[32]引用孔子所说过的话，指出像郑简公那样爱好音乐的人，因为朝政处理得好，即使是抱着钟听理朝政都是可以的。尸子并没有像墨子那样，认为音乐只能给社会带来危害，音乐并非社会混乱的原因，相反，只要政局稳定，作为君主选贤任能，适当的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是可取的，因为在尸子看来，国家能否处理好关键在于“名”，《尸子·分》云：“正名去伪，是成若化，以实核名，百事皆成”，只要端正名分去除伪诈，行事成功就像自然一样无需费力，用实际核验其名，百事都能成功，这跟音乐有否没有太大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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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渭松.墨子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91

[5]王恩洋 梁启超.历朝学案拾遗(中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