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互受相通”，是指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水道在合流后，因河流水系相通而互相借用彼此名称的现象。这种地名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中普遍存在，如《水经注》载：“所谓洸水者，洙水也，盖洸、洙相入，互受通称矣。”“易水出北新城（西）北，东入，自下滱、易互受通称矣。”互受通称的现象在江汉流域表现也十分突出。襄河（襄水）本是汉水旁支，《明史•地理志》：“西北有襄水，汉水支流也”，至今汉江两岸民众仍然称汉江为襄河。同样，夏水在今湖北仙桃市注入汉水，也出现了“互受相通”的情况。《水经•夏水注》引应劭《十三州记》云:“江别入沔为夏水源，夫夏之为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纳厥称，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意思是说，夏水本来源于江水，因冬天水竭而夏天水涨而得名夏水，合流于汉水之后，就既有了“中夏”的名称，也有“大夏”的名称。应劭所说的中夏就是夏水，而大夏是指汉水。这就出现了古籍中夏水也称为汉水，而汉水也称为夏水的情况。
    《左传•昭公十三年》：“王沿夏，将欲入鄢。”杜预注：“夏，汉别名。”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卷七十九也持相同的说法：“（汉江）其在府境者，亦曰夏水。《左传》昭十三年‘王沿夏，将欲入鄢’，是也。亦曰汉水，亦曰沔水。”由此可见，汉水被称为夏水自先秦一直到清代都没有变化。正因为如此，武汉的“汉口”也称为“夏口”。《左传•昭公四年》:“吴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杜预注:“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这里所说的“夏口”即其实是汉江入之长江之口，即今汉口。武汉的汉口称为夏口，是因为汉水与夏水“互受通称”所致。汉水因与夏水相通，而得夏水之名，所以汉水入江之口，也称为夏口了。
    汉水与夏水“互受通称”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夏水因与汉水互通，因而也得汉水之名。《国语吴语三》：“昔楚灵王……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 韦昭注：“陂，壅也…… 舜葬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丘，故雍汉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按韦昭的说法，所谓 “陂汉”就是截汉水引流至章华台。考古发掘证实，楚章华台在今潜江龙湾镇南，这里离汉水相距甚远，而在章华台南面不远有夏水流经，因而完全没有理由从汉水引水到章华台。这里所说“陂汉”的“汉”，显然不是指汉水，而是指夏水。但因夏水与汉水“互受通称”，夏水与称为汉水了。清光绪《荆州府志》：“鲁港，在龙湾市，深广数丈，下通杨、夏诸水，以备旱潦蓄泄。”此处与夏水相连接的位于龙湾附近的鲁港应该就是楚灵王修章华台的“陂汉”工程了。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盛弘之《荆州记》曰：“荆州城临汉江，临江王所治。”有学者根据这一记载，断定古江陵城不在长江边而在汉江边。但在《水经注》中清楚在写明：“江水又东迳江陵县故城南。”如果古江陵在汉水边的话，《水经注》中所说的“江水”就应该是汉江了。这样一来，整个《水经注》地理系统将会全部打乱，《水经注》也成为了一部只写汉江而不写长江的地理学著作，显然这一说法是讲不通的。盛弘之《荆州记》所谓江陵“临汉、江”，这里所说的“汉”，实是指夏水。有学者因不明古地理中汉水与夏水“互受通称”的情况，固执于《荆州记》所说的“荆州城临汉江”一句，硬性将汉代江陵城定位于汉水流域，从而将整个江汉平原地理系统全部颠覆，此说可以休矣。
    其实称夏水为汉江还不止盛弘之《荆州记》中的一例。宋、清文献中亦不泛其例。如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二十七“江陵府”云：“今郡城晋桓温所筑，有龙山、汉江。”今江陵西北有龙山，《荆州府志》记载：“龙山，在（江陵）城西北十五里，上有落帽台。”和“龙山”并提的“汉江”并非汉水，而是夏水。又如清顾炎武《江陵堤防考略》：“江陵县沙市，正古江陵地也，陵阜自荆门西北来二百里，临江正扼水冲。南有虎渡穴口，分流入洞庭。北有章卜、郝穴二口，杀流出汉口。”这里所说的江陵沿江地名如虎渡穴、章卜、郝穴，与今江陵地理全合。如将汉口解释为“汉江之口”，则不能理喻了。显然，这里的汉口指非汉江之口，而是夏水之口。章卜、郝穴口是夏水入江之口，“杀流出汉口”指江水顺夏水之口冲流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