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国东迁于陈城。屈原在这一年的仲春时节，离开楚故都纪南城。流亡途中，屈原满怀忧愤之心，写下了《哀郢》一诗。诗中写道：“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而流亡……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屈原乘船离开郢都后打算“东迁”，而当船过“夏首”之后，屈原却说要“西浮”了，这让后世治楚辞的学者颇为不解。

    弄清“夏首”的具体位置，对于研究屈原离郢后的行迹具有重要意义。后人多从夏水和长江的交汇处来探寻“夏首”的所在。在先秦文献《左传》、《荀子》、《九章》中就有关于夏水的记载，但都很简略。汉以后，对夏水的记载渐为明晰。《汉水•地理志》记：“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夏水源于楚郢都东南，受长江之水，一路与大江向并行而东，在今湖北省仙桃市注入汉水。夏水与汉水合流后，再东行至武汉注入长江。后人对于“夏首”地理位置的探寻，是以夏水受长江之水的入口和夏、汉合流后在长江的出口来定位的。由此，关于“夏首”的地理位置，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夏首在古江陵县（荆州古城）的东南^[[i]]。如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称夏首在“在郢都、江陵东南”，今人刘永济、聂石樵等承其说。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夏首在武汉的汉口，如蒋天枢《楚辞校释》称：“夏首，夏水自长江支出处，北流注入汉水，其入汉处古称夏口，今曰汉口。” “汉口”说存在的误区，潘啸龙先生在《论<哀郢>所述“夏首”非后世之“汉口”》一文中已有论说^[[ii]]，此不赘言。自六朝以来的学者多持夏首在“江陵”说，似可成为定论。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夏首”在古江陵县东南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哪里？如何解释屈原离开郢都的路线是“东迁”，而过了“夏首”之后却要“西浮”等问题，以及武汉为何有“夏口”这一地名等问题。

    据《水经注》，中夏口在江津口、豫章口东，但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呢？《水经注》：“江水左迤为中夏水，右则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迤，南派屈西，极水曲之势，世谓之‘江曲’者也。”在长江在一处“江曲”地带，是中夏水与长江的交接口，这里便是中夏口。清齐召南《水道提纲》对所谓“江曲”之地有详细的文字描绘：“江水经公安县东北境，又东南，稍折而西，而南至石首县西境。”这一段江水的走向是先东南，后向西折，再转向南。据上述描述，长江荆江段的盐卡、木沉渊一带正好符合这一地理特征。盐卡在荆江大堤上所做的里程标志为桩号746＋450至748＋250之间，木沉渊荆江大堤上所记桩号746＋450—748＋250 ^[[iii]]，从盐卡至木沉渊地段，江水由先流向东南，再折向西，又转向由南，形成一个字形的走势。由于江水自西向东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急弯，水道受阻，水流在此向东南冲决出一条河流，与上游江津口、豫章口的来水会合，向东南流去，形成夏水。这里冲决的河流称为中夏水，而决口就是中夏口了。

    历史上荆江从盐卡至木沉渊地段，也是水患严重的地区。《宋史•河渠志》：“荆南江陵县东三十里，沿江北岸古堤一处，地名黄潭。”又载，“荆、襄诸水：绍兴二十八年，监察御史都民望言：‘荆南江陵县东三十里，沿江北岸古堤一处，地名黄潭。建炎间，邑官开决，放入江水，设以为险阻以御盗。既而夏潦涨溢，荆南、复州千余里，皆被其害。去年因民诉，始塞之。乞令知县遇农隙随力修补，勿致损坏。’从之。”《宋史》所说的黄潭即今盐卡、木沉渊一带。

    宋王应麟《地理通释》载：“夏水口在荆州府江陵县东南三十五里。”王应麟所说的夏水口就是中夏口，从荆州府城荆州城到中夏口的距离是35里。按照这一记载实际测量，相当于从荆州城到木沉渊的距离。据此，将中夏口定在今荆江大堤木沉渊段是没有问题的。

    古代称江河的支流为“港”。因为夏水是长江的支流，所以夏水又有“夏港”之称。明清方志中，夏水又称长夏港、夏港。清光绪《荆州府志》：“长夏港，在城（指荆州古城）东南。”清孔自来《江陵志余》：“今中夏口虽塞，夏港一带犹存古道云。”“夏港”后音变为“化港”。今荆州市沙市区与今江陵县境内的化港河就是中夏水的古河道。从1937年江汉工程局所测绘的《内荆河水道图》来看，化港河承受木沉渊来水，经化港流入岺河与资福寺间的河流后，在资福寺东南转汇三湖。这与《水经注》的记载是相吻合的，《水经注·沔水》：“湖（指“三湖”）在大港北，港南曰中湖，南堤下曰昬官湖，三湖合为一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化港河仍可行五吨以下船只，便于农资运输，也有的河段用作渠道，灌溉农田^［[iv]^］。而据2008年江陵县政协的一份提案，现在的化港河全长18公里，因年久失修，加之群众圈挖渔塘，现有河面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如遇上40mm的雨量，河水漫溢，虰螺泛滥，严重影响两岸居民的生产生活。这就是古中夏水河道在今天的现状。

“夏首”地理位置示意图

    确定了中夏口的位置，屈原所说的“过夏首而西浮”就迎刃而解了。在荆江的盐卡、木沉渊一带，是一处由东向西转向的“曲江”。乘船经过这一段荆江时，船头正好是折向西行了。屈原所谓“过夏首而西浮”，正是真实地描写了荆江的盐卡、木沉渊一带江流走势。关于“西浮”的问题，其实林云铭在《楚辞灯》中已经给出了正确的解释：“西浮，舟行之曲处，路有西向者。”可惜没有引起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于省吾先生甚至批评林说“完全出诸臆断”。^[[v]]所见今人著作中，唯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一书中，对困饶学者们的“过夏首而西浮”一句作过符合实际的的解释：“此处名曰曲江，水势折向西南。屈原舟行过此，‘西浮’‘西思’之言，因地而发，触景而生，非虚构也。今有人译之为过汉口又回船向西，则失之远矣。”^[[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