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自古称雄镇。在清季267年(1644-1911年)的国祚中，作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洲亲贵集团，曾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派出一支八旗劲旅驻防荆州，从此令本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形态及演变趋势，发生了有别于非八旗驻防区域的巨大变化。

众所周知，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中国于清代才最终沿袭于渊源久远的历史成因、以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政权结构及文化传统，雄峙于世界的东方。从这个角度看，在有清一朝的这两百多年间，荆州正好具备了作为一处区域性多民族共同体社区合成结构的典型性特征，从而成为研究中国由传统式民族国家向近现代式多民族国家体制进行转型的一个缩影。据此，《荆州八旗驻防研究》一书的出版发行，不仅填补了荆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一项空白，同时也诚如刘玉堂先生在序中说的那样，“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带来积极的影响与作用。

关于荆州八旗驻防研究的课题，此前虽有若干篇什曾经涉及、并散见于各专业期刊，但因其各自的论题所囿，未成体系，难窥全貌；而曾修撰于清光绪九年成书的《荆州驻防八旗志》，也因其体例所限，未能对其在清季驻防八旗整体结构中所处的局势、地位，及其与驻在地的相互关系等方面，予以展示。因而，此书的问世，对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由八旗驻防于荆州持续繁衍生息延绵长达两百多年的生存状况，以及其在政治、军事、文化与社会等多种形态中所展现出的独特社会风情，包括它的内部变化和外部影响等课题，予以了深入探讨与辨析。由此可见，它的出版发行，本身就是当地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更何况作为千年楚都、三国名城的荆州，适当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又能作为一处多民族共同体区域性社区合成结构的典型城镇，在由传统形态走向近现代社会的这段极不平凡岁月里，能够通过逐次嬗递、步步跟进，进而最终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变革，而由此所形成的发展轨迹，便愈加突现出了这座古城本身所具备的文化魁力。

军务奠基 战略要地雄兵镇守控全域

《荆州八旗驻防研究》一书主要研究内容侧重于军事史，八旗制度正是满洲少数民族亲贵集团据以入主中原的基本武装力量及政权依托。当年，靠着这支“以旗统民，以旗统兵，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特殊社会体制，清廷在与明军、农民军之间展开的三方角逐中，才突现优势，最终胜出。因而将其军事活动置于领先地位予以着重阐述，正是本书引领全部内容的一大特色。

事实上，满洲八旗首次进入荆州，是为顺治元年(1644年)。其时，清靖远大将军阿济格率军三万余人，自晋入陕，随即经豫至鄂，对一败再败的李自成大顺军一路狂追，进抵襄、荆；而大顺军副将郑四维趁机杀害荆州防御使孟长庚，投降清军，被阿济格授以副总兵衔仍防守本城。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南明湖广巡抚堵胤锡策动在公安、松滋会合的大顺军余部会攻荆州，清平南大将军勒克德统领大军自南京驰援。此间，防守岳州的南明军不战而走，清军分兵自江南疾速西进，先端掉大顺军的老营，其主力自武昌于晚间长途奔袭，乘夜直趋荆州，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大顺军打得措手不及，从而一战而胜，稳定了战局。

鉴于《荆州八旗驻防研究》的重心，自始即置于“驻防”之上，故对上述事件仅略作交待，即将主要的笔力集中于康熙年间“撤藩”之后，为防范吴三桂派兵北犯荆襄，清廷乃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遣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率师赶赴荆州扎营，即为驻防之始。说来，这一举措也似别有深意，勒尔锦为清初勒克德浑的第四子；而勒克德浑之所能被晋封为第一代多罗顺承郡王，其主要战功也正在于当年那场荆州城下的重创大顺军余部之战。

荆州作为一处战略要地，正因为自顺治元年即被牢牢地掌控在清廷手上，所以此后任凭吴三桂一度兵势强盛，且据有长江以南半壁河山，但却也未能越雷池半步。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在国内各个战略要地派遣八旗驻防时，唯湖广一省舍武昌、而入驻防荆，其奥秘就在此地为掌控着藉中原而遏制湘粤的一处“命门”。

《荆州八旗驻防研究》一书抓住了驻防决策的诱因及由来，直接将本书的开篇部分系之于平定“三藩之乱”这个历史节点，对全书逐章阐述荆州八旗驻防的军伍编制、人员结构、管理模式、装备后勤、将弁俸禄等各部分内容，发挥出纲举目张的主导作用，引领全书对浩如烟海的清季史料予以精心取舍与合理剪裁，从而使全书内容条分络析，主次分明，顺理而成章。

通观《荆州八旗驻防研究》，于中可见清廷之所能尽快地掌握全国政权，其决策水平及执行能力至关重要。在荆州设立八旗驻防，实际上反映了其以有限军力而节制长江全流域、同时也掌控湘粤大地的战略布局，是何等重要。比如，乾隆年间须对康藏地区打箭炉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用兵，清廷便依荆州为依托，组建了成都八旗驻防；再如咸丰、同治年间，当太平天国已攻占南京时，为及时重建江宁八旗驻防，便又是荆州抽调军力等。所有这些部署，都充分显示出荆州八旗驻防特殊的地位与作用。至于在平定黔湘苗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川楚大地的白莲教信徒举事等方面，此地更是首当其冲，走在了维护统一局面的战争前列。

总之，清政权延继的两百多年间，华夏大地民族融合的时代巨潮，往往是应时而为：或征伐、或抚辑，或争战、或言和，均系双方在进行博弈之时所作出的抉择。哪怕在许多情况下战争行动无可避免，但这一巨潮总在艰难推进，负重前行。因而，对于我国在近现代时期最终实现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总目标而言，为各民族在相对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分别以鲜血和生命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便都熔铸进了这种勇于担当、休戚与共的同一使命中。所以时至今日，全面维护这一既定成果，也就成为全国各民族人民所须共同恪守的崇高责任与义务。

行政维护 民族自保恪守成规持旧俗

从历史的角度看，不能不看到满蒙八旗驻防军荆州，是满洲亲贵集团以国家政令的方式，强加给包括满族与蒙古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一种政治举措及军事部署，但其一经成为事实，清廷的国家机器便不得不耗费极高的社会成本，来维护它、保障它，并使之在行使其应有职能方面得以顺利运作。

且不论八旗驻防在确定于荆州的那些初始年份里，原东城区域内所有民户的搬迁曾经承受过何等苦难，也不说在在相对漫长的两百多年间，湖广大地的千千万万平民百姓为养活这支军队及其眷属，曾在经济上承载过多重的负担；光只讲早年间在白山黑水间过惯了逐水而居、草原驰逐等渔猎生涯的满族与蒙古族部落千万民众，一下子竟被圈禁于这座古城之一隅、且世世代代便过上了这份军营生活，那该是多么的艰难。更何况，湖广一带作为亚热带季风区那夏时的溽暑难耐，严冬的湿冷刺骨，一年多变的气候环境，曾经带给他们多么难受的煎熬。

细读《荆州八旗驻防研究》，可见驻防旗人在“满城”中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习武操练、骑射校阅，还是读书进学、科考应举等，均无不于严格的行政管辖及军事统治之内进行。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均处在这种隔绝式的“圈养”生态之中，而其固有的阶级差异，也会随着代际传承、一成不变地父传子、子传孙；除了战争年代功勋卓异者用鲜血和生命博得“封妻荫子”的唯一通道，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基本上便处于沉滞、固化的境地。身份的固定性，带来的势必就是生存状态的差异性，比如，驻防旗人禁绝私置产业，但其上下差异之大，令人咋舌：以将军为例，其年俸为白银81.6942两、薪银为144两，加上养廉银1000两(此为乾隆三十三年数，9年后、即增长为1500两)，其总数便接近1730两；可军中的普通马甲兵的月饷仅只3两白银，而还有更为底层者，即“匠役及步甲为1”[①]。这种极大的上下差异，造成了八旗驻防的严重弊端。

但是，由于清廷对八旗驻防所实施供给制，作为一个以“从龙之师”追随满洲亲贵集团而入主中原的武装集团，在荆州满城建有十分完备的社会救助制度。以本书“荆州八旗驻防与地方经济的关系”所述，自乾隆年间始，荆州将军署便专设“红白器用局”，拨巨款备存取息用以购置器具，为给旗丁家庭操办红白喜事提供方便；另外，但凡旗丁有子弟入学、进京赶考、姊妹出嫁、父母亡故等原因而造成生计困难者，官方均给予银钱补贴。书中记载自此而至道光十年，其耗费之巨，令人咋舌。当时的荆州将军庆山即向朝廷奏称：“荆州满营兵丁，生齿日繁，事件赏项不敷。请由藩库拔解银二千五百两，以资接济。”[②]

与四周的汉族居民相比较，荆州满城所形成的独立社区，其最大优势在于，其一切民生开支皆属国家供给。所以时间一长，这种以特权为主要支撑的陈规陋习，不仅弊端百出，同时也从根本上彻底消解了旗人众庶的进取意识及谋生能力。由于这些人毕其终生均不愁用度，全无冻馁之虞，如此世代相传，便使得最初那支曾叱咤风云、能征惯战的精骑禁旅，在这两百多年间堕落成一伙长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汉和懦夫；其更有甚者是那些恶习难改的无赖与恶棍，长年横霸一方，肆意作恶。诚如书中所叙，“荆城为门六，东西各有其三。东城三门，固有驻防守之，而西城司启闭者亦驻防也。其钥匙闻由满将军衙门收管，六门各有公所，司门者居其中，公所门外列弓刀多件，以示威。新娘彩舆出入城必索钱，灵柩出城必索钱，驴马驮粮经过亦必索钱，虽数文不以少而放过也。卖菜者过之则取其菜，负薪者取其薪，担稻藁者取其稻藁，所不要者粪耳。”[③]

这段文字固然穷形尽相地刻划出清末八旗驻防军成员那萎琐、卑鄙的社会形象，但从本质上看，即充分展示出这一制度的严重弊端，深入揭示其之所会于辛亥革命中訇然坍塌、继而导致清王朝最终覆灭的历史成因。

民生衍变 丁口日繁风习浸润涌新潮

八旗既是军事组织，又是民政组织，由于承平日久，营伍废驰，到清季末年，八旗军的战斗力已如强弩之末。然而，若是细读全书，即可发现愈是往后，其内部矛盾愈是突出，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披甲名粮例有定额”，而驻防旗人的家庭人口却与日俱增，以有限钱粮而抚(赡)养不断添加的人丁，由此而令其捉襟见肘，窘境毕现。诚如湖广总督永兴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奏疏中所说的那样：“满兵驻防日久，生齿日繁，渐习南方习气，婚丧费用、亲戚往来，每多浮费，钱粮之外，债负拮据。”

据书中所提供的数据，可见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最初驻防荆州以来，八旗人口始终呈不断增升的局势递进。除去相继拨付给成都、江宁与抗州等地的人口，到了清朝末年，这里的总人口仍为近25000人[④]。值得注意的是，荆州八旗驻防原本就是个完全以执行战争使命为天职的武装集团，在经历了乾隆平定苗疆，嘉庆朝征伐白莲教，以及咸(丰) 、道(光) 、同(治)、光(绪)等四朝与太平军、捻军，尤其是在新疆与入侵外敌作战等大规模战争行动之后，一战下来，多有死伤，仅凭军功擢升的将校弁目，位秩将军、都统、参将、副将、游击、千总、把总者多至数百人；而终有清—朝，在此地受朝廷明诏旌表的“未亡人”于光绪版《荆州府志》所录有名有姓者，即达二千。应当说，荆州八旗驻防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全国或地区的总水平基本持平、甚至还存在稍有偏高的状况。

由于渊源久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润与滋养，荆州八旗驻防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只是一个方面，而其中旗丁成员文化水平的不断改善仅大幅度提高，更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状况。据此，书中即以第五章的全面阐述，予以充分展现其成就。历史的吊诡之处似在于，荆州八旗驻防文化水准整体性的全面提高，固然有助于其全体成员综合素质的大幅度提升，同时也将其初入关之际渔猎民族的那种剽勇、强悍、粗犷、豪迈的勇武之气，随之逐渐予以剥蚀与消解；反过来，当辛亥革命炮声响起，绝大多数旗丁却又主张放弃暴力杀戮，倾心于归顺时代新潮。这种民族性格的嬗变与更新，焉说不是两百多年间人文化育之功的必然结果。

同时，在驻防旗人中，还涌现出如魁玉与恩泽这样受荆楚文化的多年陶治，而培育出具有深厚家国情怀的先进代表。

魁玉，字时若，姓富察氏，荆州驻防满洲镶红旗人，以二品荫生授骁骑校、佐领、协领之职，咸丰三年（1853年）任凉州副都统，至湖北办理军务；咸丰十年（1860年）署江宁将军兼署京口副都统，同治十年（1871年）任成都将军。[⑤]清光绪三年（1877年），他以旧伤复发请准解除现职，返回故乡荆州。在一首《舟抵荆州作》诗中，他写道：“到耳乡音慰客思，扁舟晚泊水云湄。十年家国归如梦，一路江山尽入诗。花柳有情迎我笑，风烟无恙怅人离。亲朋大半凋零尽，访旧翻添老杜悲。”魁玉逝世后，朝廷敕命“赐祭葬，予谥果肃”，极尽哀荣。

恩泽，为荆州蒙古驻防镶蓝旗人，姓噶奇特氏。他是清末由低层笔帖式（清季低级满洲文书官），而逐级提升起来的一名封疆大吏。当其尚为佐领时，正逢同治九年荆江发大水。作为参与抗洪抢险的一线成员，他为水患频仍而万分焦虑，由此写下《荆江大水行》一诗[⑥]，为那场特大洪水提供了形象化的史料。

后来，恩泽随正白旗汉军统领金顺奔赴西北，在左宗棠的率领下讨伐侵占新疆部分地区的中亚阿古柏匪帮。清光绪九年（1883年），恩泽受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的举荐，被任为吉林副都统，自此便离疆前往东北赴任。此间，俄国与日本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恩泽抵达防区后积极整军备战；后调任珲春副都统，兼帮办吉林军务。甲午战争爆发后，恩泽宵衣旰食，筹画战守，协助吉林将军长顺加强防务，逼迫来犯日军不战而退。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钦命恩泽署吉林将军，翌年奉调出任黑龙江将军。他详审情势，及时向朝廷提出以改练洋操，操练新军的改革方案，得获允准，进一步完善了黑龙江的军政建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岁末，其因病退休，离职未久即溘然而世，清廷赐谥曰“壮敏”。

应当看到，自从进入民国纪年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荆州八旗驻防迅疾瓦解并消亡，时间不长便从公众的视野中完全淡去；而其驻防二百多年的荆州东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则是因薪饷断绝后旗人拆屋卖窗所留下来的断垣残壁。这个一度威震中南大地的武装群体，不久即风流雨散，不复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荆州八旗驻防研究》的出版发行，为荆州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续补了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当荆州满城作为近现代时期我国大一统多民族共同体合成式结构缩影而存在的时期内，由它所形成的种种课题，给后人的研究留下丰富的空间，尚有待于深入探讨，努力发掘，以期使之能无愧于历史，泽惠于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