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岑文本从一介书生到位极人臣的宰相，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不仅没有使其居功自傲，反而更加廉洁自律，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既表现出敏于审时度势、敬畏权力的高明政治智慧，同时也展示出一位政治家唯才是用的胸襟气度与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他是才华横溢的才子，也是“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的学者，更是弘厚忠谨、清正廉明的杰出政治家。他出色的文采、爱民的心思、高尚的品德与杰出的政治智慧，至今仍然闪烁着璀璨的文化光芒。
[关键词]：岑文本 才子 学者 政治家
时间的久远可能会冲淡我们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记忆，而一旦由于某种机缘让后人注目于他们时，其闪烁的文化光芒仍然可以透过历史尘封，令我们目眩神摇、启悟甚多，唐初著名宰相岑文本就是其中一位。
岑文本，字景仁，江陵岑河人，出生于公元595年，病逝于公元645年。在他五十一年的生命历程中，从一介书生到位极人臣的宰相，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不仅没有使其居功自傲，得意忘形，反而更加廉洁自律，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既表现出敏于审时度势、敬畏权力的高明政治智慧，同时也展示出一位政治家唯才是用的胸襟气度与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他是才华横溢、少年得志的才子，也是“博考经史，多所贯综”、满腹经纶的学者，更是弘厚忠谨、清正廉明、充满智慧的杰出政治家。史称岑文本有文集六十卷，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被《全唐文》收录的他的文章只不过二十篇，从清人陆心源的《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的“阙名”文中，也很难判断何文为文本所撰，《全唐诗》卷三三存其诗也不过四首。现存诗文之数与文本有文集六十卷之数相去甚远，显然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文本之思想与才华的完整认识。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他的记载也只有吴兢《贞观政要》、刘肃《大唐新语》、王溥《唐会要》、计有功《唐诗纪事》、王谠《唐语林》等唐宋之书，内容也大抵不出两唐书本传所记，虽然如此，作为历史天空中的一颗明亮之星，仍不减其耀眼的光芒，故试为之论。
一
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关岑文本的文献中，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才华横溢、少年得志的才子，是满腹经纶的学者。《旧唐书》本传说：
（文本）性沉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时年十四，诣司隶称冤，辞情慨切，召对明辩，众颇异之。令作《莲花赋》，下笔立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其父冤雪，由是知名。
文本不仅一表人才，性格稳重，感觉敏锐，而且善于言谈与属文，能在十四岁的年纪就直面司隶为父亲岑之象伸冤，并且“召对明辩，众颇异之”，当堂作《莲花赋》，“下笔立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虽然这篇《莲花赋》已成佚文而难见其精彩，但当时那群以司隶为代表的达官显贵也均非等闲之辈，能得到他们的高度赞许，并立即为其父亲的冤案平反昭雪，文本也由此闻名于世，可见其“性沉敏，有姿仪……美谈论，善属文”的少年才子形象已卓然树立起来。后来在太宗时所写《藉田颂》、《三元颂》，收录在《全唐文》中，也被两唐书称赞是“其辞甚美”。尤其是贞观十五年（641）由岑文本撰、褚遂良书的《龙门山三龛记》，全文一千八百多字，可谓文本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之作。
贞观十年（636）六月，长孙皇后去世，魏王李泰在龙门山宾阳洞开凿佛窟，雕造了五尊大佛像，为母亲冥福。就文意所需而言，文本自然要在文中对名扬天下的龙门山来一番描绘，也自然要对长孙皇后与魏王李泰来一番赞颂，但文中最为精彩之处还在于对佛像雕刻之精美的生动描绘：
云生翠谷，横石室而成盖，霞舒丹巘，临松门而建标。崈基拒于嵩山，依希雪岭，（缺一字）流注于德水，㑂佛连河。斯固真俗之名区，人祇之绝境也。王乃罄心而宏喜舍，开藏而散龟贝。楚般竭其思，宋墨骋其奇。疏绝壁于玉绳之表，而灵龛星列；雕（缺一字）石于金波之外，而尊容月举。或仍旧而增严，或维新而极妙。白豪流照，掩莲花之质；绀发扬晖，分檀林之侣。是故近瞻宝相，俨若全身，远（缺一字）神光，湛如留影。嗤镂玉之为劣，鄙刻檀之未工。杲杲焉逾日轮之丽长汉，峨峨焉迈金山之映巨壑。耆阇在目，那竭可想。宝花降祥，蔽五云之色；天乐振响，夺万籁之音。
形容三龛佛像背景之奇是“真俗之名区，人祇之绝境”，描绘其精致是“楚般竭其思，宋墨骋其奇”，“嗤镂玉之为劣，鄙刻檀之未工”，言其高峻是“疏绝壁于玉绳之表”，言其庄严是“尊容月举”，言其祥瑞是“宝花降祥，蔽五云之色”，言其佛音是“天乐振响，夺万籁之音”，可谓此地有一，天下无双，突出的是两个字：丽、奇。正如刘熙载《艺概·赋概》所云：“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 这篇《龙门山三龛记》可谓唐代赋体文中难得之精品，加上褚遂良之书，书赋合璧，使其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的赋、书双绝。
如果说文本的赋、颂之类的文学作品写得令人交口称誉的话，那么，他草拟诏诰文书时敏速过人之才华更令人惊叹，《旧唐书》本传称：“或策令丛遽，敕吏六七人泚笔待，分口占授，成无遗意。”以至于使敏于时事，长于文诰的大学问家颜师古被取而代之。后来太宗以岑文本为侍郎，专典机要，并被封为江陵子。都是因为太宗特别欣赏他卓尔不群的才华之故。
贞观二年（628），太宗下诏，命岑文本与令狐德芬撰写《周史》，并于贞观十年（637）写成，《旧唐书》本传说“其史论多出于文本”。《周史》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还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记载详明，其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以“其史论多出于文本”而论，其中“文笔亦极简劲”显然是对文本的高度评价。中国自古重视对史书的纂写，因此，对史家要求甚高，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有“史才三长”说：史才、史学、史识。对于写史的人不仅要求有写史的能力与才华，还需要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最重的是“史识”，即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唐太宗把撰写《周史》的任务交给岑文本在内的写作群体，足见文本的史才、史学、史识是堪当其重任的。从张景毓撰写的《县令岑君德政碑》对岑文本的称誉来看，其才、学、识出类拔萃、古今绝伦：
宏材巨量，经文纬武，高标百寻，绝壁千仞……至于五车万卷，百家诸子，吐凤怀蛟，凌云概日，不尚浮绮，尤存典裁，藻翰之美，今古绝伦。
文本在学术上的造诣不限于史学，从幸存于世的《论摄养表》一文来，他对道家“道法自然”的养生之学颇有研究。“圣人宏全身之道，而能免于忧患；贤者着养生之术，而能终其寿考……养生之术，故非一途，详求至理，语其大略，莫若顺阴阳之序，节寒温之中。何则？人资阴阳以育，俟寒温以成，虽禀于五常，而连类于万物。在春夏也，万物因而生长，人亦宜微受温暖，以丰其肌肤。在秋冬也，万物因而收成，人亦宜微受寒凉，以坚其筋骨。是以贫贱之人，皆顺其性，而疾病者少，富贵之人，多违其真，而疾病者多。是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 这与嵇康《养生论》所谓“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 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故在文中两处引用嵇康语，以为说明。该文意旨甚明，即希望皇帝“顺阴阳之序，节寒温之中”，有南山之寿，但这位深谙道家摄养之理的宰相学者，却于公元645年，在随李世民讨伐辽东时，因过度操劳，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而途中病故，从而令时人与后人感叹唏嘘不已。
另据《太平广记》记载：“唐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博异志》也有文本“性慕高道”的相关记载，可见他从少小时对佛教经典颇有兴趣。虽然唐代儒释道三教并立，文本自幼保有对佛经的喜好，但《太平广记》与《博异志》毕竟为志怪小说家语，在没有获得可靠的文献依据时，我们也很难臆断其在佛教领域的研究造诣。但也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位“五车万卷，百家诸子，吐凤怀蛟，凌云概日”之学者风采的感受与认识。
二
文本是一位弘厚忠谨、清正廉明、充满智慧的杰出政治家。他作为一名杰出政治家，首先表现出敏于审度时事的清醒的政治头脑。
当萧铣在荆州称帝时，召文本为中书侍郎。后来，当李孝恭打到荆州时，文本成功地劝萧铣出降。虽然岑文本知道萧铣当时的统治区域广大，南到交趾，北到汉水，西达三峡，东及九江。但他深知萧铣性情外表宽仁而内心疑忌，绝非帝王之才。因此，当武德四年（621）九月，唐高祖李渊下令大举进攻萧梁，下诏发巴、蜀之兵，以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统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下，大军压境之时，文本审时度势，成功劝降萧铣，时年文本二十五岁。
当李孝恭的军队入城后，诸将欲掳掠。他又成功地劝说李孝恭说：“隋无道，群雄并起，江南人民受苦不堪，王师到此，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计归命，实为去危就安。今若纵兵掳掠，不仅士民失望，且江岭以南无复向化了。”这番剖析利害得失的话语使李孝恭立即明白了“去危就安”的政治抉择，于是，严申军令，不仅对萧铣的降将家眷予以保护，使荆州城避免了一场浩劫，同时，影响所及，南方州郡都望风归附。因此，岑文本被授为荆州别驾。当李孝恭进击辅公祜时，又令他主管军书，复授行台考功郎中。作为青年政治家的岑文本，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已是锋芒初露，才能凸显。
其次，深谙治国之道。
经过战乱，唐王朝终于夺取政权，但战争带来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生凋敝是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要恢复生产力，恢复社会秩序，必须重农抑商，去奢崇俭，敦厚民风，这是当务之急的重要政治举措。所以岑文本在其《钱不行对》一文中说：
去智绝巧，圣人之至德；斫雕为朴，先王之令图。是以贾多端则贫，士多技则匮。未有崇兹剞劂，竞彼奢淫，而能匡国安家，宣风致化者矣。自文明御宇，大拯黔黎，继礼乐于将绝，反淳风于已散。庶绩伊凝，彝伦攸序。虽复工商异类，四民之禁惟宜；而锥刀必争，三农之务或失。诚宜绝其丽美，敦兹质朴。刻玉雕金，弃之如芥草，挥锄执耒，纪之以贤良。则稼穑惟兴，勤体之夫知劝；怠惰方革，游手之人自除。
文章的针对性非常强，战乱平息，匡国安家，关键在“三农之务”与“宣风致化”，摒弃奇技淫巧，倡导淳朴民风，“稼穑惟兴，勤体之夫知劝；怠惰方革，游手之人自除”，国家自然走向繁荣昌盛，而“贞观之治”的出现，主要在唐太宗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其采取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复兴文教的政策，则文本功不可没。
在国家的建设发展过程中，难免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贞观十一年（637），天大雨，洪水冲溢洛阳城，洛阳宫殿，平地起五尺之水，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余家。太宗谓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将由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载怀忧惕。朕又何情独甘滋味？可令尚食断肉料，进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作为中书侍郎岑文本立即上书陈述治国之道，希望太宗能综览古今之事，明察安危之机，上以国家为重，下以黎民为念，选贤任能，闻过即改，去奢从俭，不忘武备。其《大水上封事极言得失》云：
臣闻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为此也。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在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游畋之娱；云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载櫜弓矢，而不忘武备。凡此数者，虽为国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愿陛下思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亿载之祚与天地长久。
“封事”乃古时臣下上书奏事的密封奏章，为防止内容泄漏，用皂囊封缄，故称。在这个秘密文件中，既旁征博引，系统阐述天下兴衰的道理，同时，针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治国安邦的整体思路与政治举措，其中最重要者在于“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不忘武备”，文本的治安策得到了李世民的高度赞赏，于是，贞观十八年（644），中书令出缺，文本理所当然地成了无人可比的最佳人选。
其三，有政治家善于识人、唯才是用的胸襟气度。从他对梁、陈名臣中可堪继用的人才进行推荐与对图画凌烟阁中二十四功臣中的侯君集的态度即可见出。
据《大唐新语》卷六载：
太宗顾问曰：“陈梁名臣，有谁可称？得有子弟堪引进否？”文本对曰“顷日，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袁宪独坐在后主之旁。王充将受禅，群寮劝进，宪子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贞雅操，实继兄风。”乃由是召拜晋王友记，高宗更赠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
此乃公元580年隋灭陈时事，文本即留意人才，在太宗顾问之时，及时推荐有忠烈之气的袁承家，此人到高宗时仍得到重用，可谓善识人才也。
侯君集是唐朝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在玄武门之变、讨伐吐谷浑、攻灭高昌三次重大事件中，他是立有大功之人，但后来与太子李承乾谋反而被杀。他在攻灭高昌时立有大功，却在没有请示唐太宗的情况下，擅自将无辜的百姓充作官奴，把高昌的财宝据为已有，又因为害怕手下军士指责自己的过失，任由官兵劫掠财物，极大地损害了唐朝军队的形象。侯君集班师回朝后，等待他的不是掌声，而是监狱。侯君集遭到弹劾下狱后，岑文本从立国之初，必须重视有武功的人才的角度出发，为其求情。以致使李世民法外开恩，赦免了侯君集。仔细品读其《理侯君集等疏》，颇有意味，他不从正面评说他的功劳，而是说他品虽低劣，功虽不高，但仍有可以宽恕的理由：
将帅之臣，廉慎者少，贪求者众。是以《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避其死。”是知前圣莫不收人之长，弃人之短，良为此也。臣又闻之，天地之道，以覆载为先；帝王之德，以含宏为美。夫以区区汉武，及历代诸帝，犹能宥广利等，况陛下天纵神武，振宏图以定六合，岂独正兹刑网，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圣怀当自已有斟酌，臣今所以陈闻，非敢私君集等。是以萤爝末光，增辉日月。陛下若降雨露之泽，收雷电之威，录其微劳，忘其大过，使君集等重升朝列，复预驱驰，虽非清贞之臣，犹是贪愚之将。斯则陛下圣德，虽屈法而德弥显；君集等愆过，虽蒙宥而过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兹皆劝；负罪之将，由斯而改节矣。
文中以汉武帝时的李广利、汉元帝时的陈汤、晋武帝时的王浑、隋文帝时的韩擒虎等人为例说明“将帅之臣，廉慎者少，贪求者众”，然后建议李世民效前述诸帝“以含宏为美”。但文意一转：言侯君集“非清贞之臣，犹是贪愚之将”“虽蒙宥而过更彰”，旨在保全，却似贬抑。用语之妙，前所罕见。古来文章有所谓“屈法申恩”之说，措词已属深婉，而“屈法而德弥显”，则更为委婉。然其落脚点在于“足使立功之士，因兹皆劝；负罪之将，由斯而改节矣。”正确处理具体人与事的建议为李世民所接受。
但是，侯君集毕竟是一粗率无检，利令智昏的赳赳武夫，缺乏政治反思的基本能力。在贞观十七年（643），与太子李承乾谋反而东窗事发，再次被投入监狱，当李世民召集群臣，商议对侯君集的处理意见时，岑文本与群臣意见一致：“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请诛之以明大法。”文本对侯君集前后两然截然不同的态度，固然因为侯君集所犯罪行性质的截然不同，更因为前时之错在当时唐朝需要武人的武才而侯君集正当其用之时，故文本有请求宽宥之举；后来之罪，实在是因为罪不容诛，故文本选择对他“诛之以明大法”。政治家唯才是用的胸襟气度并不含糊其对红线底线的清楚把握。
其四，敬畏手中的权力，为官谨慎，清廉正派。
文本为人崇尚孝义，生活十分节俭，平时待人谦虚谨慎，礼贤下士，深得同事爱戴，又严以律己，勤政廉政，深得太宗亲之信之。成为位极人臣的当朝宰相时，更是明了当时政治生活的本质，因此，更是谨言慎行，《旧唐书》本传记载甚明：
文本自以出自书生，每怀撝损。平生故人，虽微贱必与之抗礼。居处卑陋，室无茵褥帷帐之饰。事母以孝闻，抚弟侄恩义甚笃。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是时，新立晋王为皇太子，名士多兼领宫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摄。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职，犹惧满盈，岂宜更忝春坊，以速时谤！臣请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参东宫，皇太子执宾友之礼，与之答拜，其见待如此。俄拜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亲宾有来庆贺，辄曰：“今受吊，不受贺也。”又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畴昔之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耳。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文本的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基本上是遵循着儒家文化传统。《晏子春秋·杂篇下》曰：“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 为政的根本就在于清正廉明，这不仅是从政之本，也是人生立足的根基。文本“居处卑陋，室无茵褥帷帐之饰”的节俭，对母亲的孝敬，对弟侄的恩义，尤其是对位高责重的忧惧，对自己身份的自知之明等等，均源于儒家思想的指导。《论语·为政》云：“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论语·颜渊》又云：“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孔子教导子张，如果要做官求禄，就必须慎言、慎行。同时居官要勤奋，千万不能懈怠。文本言行一致，是儒家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其实，早在春秋时代的楚国就有了他效法的榜样，如令尹子文、孙叔敖就是廉政勤政的典范。《战国策·楚策一》中记载莫敖子华之语：“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故彼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 孙叔敖更是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列子·说符》记载他与狐丘丈人对话言：“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 他是切实将自己的语言付诸行动的，身为令尹，轻车简从，吃穿简朴，妻儿不衣帛，马不食粟。病逝后，家徒四壁，儿子穷得穿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故《史记·循吏列传》将其名列第一。文本谨言慎行，清廉正派的为官之道应该与他从小生活于楚地，深受令尹子文、孙叔敖的影响有关。这为其同样身为宰相的侄子岑长倩与孙子岑羲所不及之处。到岑羲为相时，已是威威赫赫的钟鸣鼎食之家，岑氏兄弟子侄数十人都官居要职的权势之门。岑参《感旧赋》描绘其家族鼎盛状貌云：“朱门不改，画戟重新；暮出黄阁，朝趋紫宸；绣毂照路，玉珂惊尘。列亲戚以高会，沸歌钟于上春。无小无大，皆为缙绅；颙颙卬卬，逾数十人。” 岑羲当时已有预感道：“物极必反，可以惧矣！”然而，他并未因此及时退步抽身，反而仿武则天故事，参与太平公主谋害睿宗太子李隆基的政治斗争，结果事情败露，身死家灭。这也是一生谨言慎行的岑文本所未能预料的家族悲剧与政治悲剧。
当然，文本的政治智慧与其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仔细观察与深刻体悟不无关系。马周是李世民时代为贞观年间的政治改良乃至“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延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重要政治家。岑文本对这位同事非常佩服，据《唐语林·政事上》记载：“岑文本谓人曰：‘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亦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苏、张、终、贾，正应尔耳。” 但马周为人极其谨慎，其行文气势并不同于苏、张、终、贾，史称他临终前，索取所撰“陈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这也大概就是文本与马周相同最似之处，有鉴于魏征“谏诤言辞”引起太宗不悦而累及子孙之事，洞察政治生活的智慧使文本更多地选择了谨慎行事。
结 语
一代名相岑文本早已在一千三百多年前退出历史舞台，但他出色的文采、爱民的心思、高尚的品德与杰出的政治智慧，已形成了激励人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当时唐太宗评价岑文本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纵有病疾，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真成公雅志，亦欲以为一代楷模。” 刘昫《旧唐书》本传说：“文本文倾江海，忠贯雪霜，申慈父之冤，匡明主之业，及委繁剧，俄致暴终。《书》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谓忧能伤人，不复永年矣。洎羲而下，登清要者数十人。积善之道，焉可忽诸？” 唐太宗从政治的角度说他身居富贵，能知止足，并充分肯定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说他能识大体，确有大唐宰相风度，因此成为一代楷模。刘昫充分肯定文本“文倾江海”的才华，赞颂他为父尽孝，“忠贯雪霜”而又广积善行的高尚品德，以及勤政廉政，匡扶明主之业的能力与谋略。他们两人的评价基本上比较中肯，也为后人所首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