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征宇

摘  要：江陵岑氏在初盛唐年间一门三相，盛极一时，但除岑文本得以寿终外，岑长倩和岑羲均以“谋逆”罪名被诛，不仅累及祖上和子女，也对岑参的仕进造成了极大影响。虽然岑参一生未到过江陵，但他积极有为的心态继承了江陵岑氏的传统，他一生自觉为恢复家族荣光而不懈努力。此外，岑参在部分送别酬答诗中，对于江陵也略有提及，这些诗歌表现出精于用典、造语清新的特点，与岑参边塞诗的“语奇意奇”有所不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丰富我们对于岑参诗歌的认识。

关键词： 岑参  江陵  家族  送别酬答诗

 

作为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杜甫称“岑参兄弟皆好奇”（《渼陂行》）[①]，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选入岑参诗歌七首，并评其为“参诗语奇体峻，意亦奇造。”[②]岑参诗歌，尤其是他的边塞诗以语奇意奇在文学史上别具一格，代表了奇崛雄伟的“盛唐之音”，其中所贯注的书剑报国、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后人所称道。然而，关于这位著名诗人的生卒年、籍贯等，却屡有争论。就籍贯而言，有南阳、江陵等诸说，其中江陵说源自闻一多先生的《岑嘉州系年考证》，陈铁民、侯忠义等人也推崇此说。江陵岑氏作为唐代著名的仕宦之家，究竟对岑参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暂且抛开所谓江陵说，从岑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以及岑参的创作出发，重新进行审视，以期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岑参。

 

一

 

岑氏祖籍原为南阳棘阳，江陵岑氏自岑文本的祖父岑善方始，即岑参在《感旧赋并序》中所云“其后辟土宇于荆门，树桑梓于棘阳；吞楚山之神秀，与汉水之灵长。”[③]南朝时，梁武帝萧衍之孙，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萧詧依附西魏，在江陵称帝，史称西梁，岑善方有佐命之功，后因官投迹，定居于江陵。《新唐书·岑文本传》云：“（文本)祖善方，后梁吏部尚书，更家江陵。”[④]此后，岑氏一族在江陵开枝散叶，到唐代成为仕宦之家，先后有三人担任宰相，即岑文本、岑羲、岑长倩。岑参在《感旧赋并序》中自称：“参，相门子”，并自豪地历数家世，“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江陵公为中书令辅太宗，邓国公为文昌右相辅高宗，汝南公为侍中辅睿宗，相承宠光，继出辅弼。”[⑤]其中江陵公岑文本是太宗朝著名的宰相，自幼聪慧过人，性格沉稳。高祖武德元年，萧詧曾孙萧铣在江南拥兵自立，效仿其祖在江陵称帝，也许是因祖上缘故，岑文本曾被召为中书侍郎。后萧铣为李孝恭所灭，文本归附李孝恭，任荆州别驾等职。贞观朝，岑文本逐渐受到重用，先后任秘书郎、中书舍人、中书侍郎等职务，参与机要，后来“又先与令狐德菜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县子。”[⑥]岑文本死后，“赠侍中、广州都督，谥曰宪，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 [⑦]，江陵岑氏一家显赫一时。

可惜好景不长，江陵很快就变成了岑氏一族不忍回想的过去。武后朝，岑文本兄文叔之子岑长倩因反对立武承嗣为皇太子而下狱被诛，“五子同赐死”，而且“发暴先墓”[⑧]，不仅岑长倩一支血脉断绝，而且位于江陵的其父祖之墓也被毁坏，虽然睿宗朝“追复官爵，备礼改葬”，但断掉的血脉毕竟无法接续。岑参一支虽然出自岑文本，在本次动乱中没有波及，但毕竟与岑长倩同宗，祖上坟茔被毁，家庙倾颓，江陵已经成为岑氏一族的伤心之地。政治斗争的波云诡谲，使岑长倩成为不折不扣的牺牲品，不仅使自己身死，而且连累祖上与子女。后来，岑文本之孙岑羲，即汝南公先后受到武后和睿宗的赏识，曾任陕州刺史、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岑氏子弟“因羲引用登清要者数十人”，如“兄献为国子司业，弟翔为陕州刺史，休为商州刺史” [⑨]，岑氏家族风头一时无两。可惜，物极必反，岑羲终究与太平公主裹挟不清，最终在先天二年（713年）的政变中，与崔湜、萧至忠、窦怀贞等宰相一同被杀，“伏诛，籍没其家”[⑩]。岑参在《感旧赋并序》中悲叹：“当是时也，偪侧崩波，苍黄反复；去乡离土，隳宗破祖；云雨流离，江山放逐，愁见苍梧之云，泣尽湘潭之竹；或投于黑齿之野，或窜于文身之俗” [11]，岑氏一家离江陵越来越远了。

自岑长倩事发后，江陵与岑氏的关系已然越来越疏远，而岑参本人与江陵关系显得更为淡漠。其曾祖父岑文本生前在长安为官，死后陪葬昭陵，他的两个儿子岑曼倩与岑景倩均生于长安，长于长安。其中岑参的祖父岑景倩先在长安，后在武则天朝为官，先后担任过麟台少监、卫州刺史、宏文馆学士等职，周流于长安、洛阳、卫州（河南汲县）等地，终其一生也未曾回过江陵。而岑参的父亲岑植，据唐张景毓撰《县令岑君德政碑》，岑植“弱冠以簪缨贵胄，调补修文生，明经擢第”，“解褐同州参军事”，“特授蒲州司户参军。俄以亲累，左授夔州云安县丞”，“秩满，丁府君忧去职”，“服阕，调衢州司仓参军”，“寻沐恩旨，雪其亲累”，“擢授润州句容县令”[12]。《新唐书》卷七十二中《宰相世系表二中》载：“植，仙、晋二州刺史。”[13]据此可知，岑植官终于晋州刺史，仙州，在今河南叶县；晋州，在今山西临汾。梳理岑植一生行踪可知，他也未与江陵有过交集。既然岑植未到过江陵，所谓岑参生于江陵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而根据前人研究可知，岑参一生流寓四方，从未来过江陵[14]。所谓江陵岑氏，自岑长倩后已然成为历史陈迹，岑氏后人并未以江陵为荣，至于他们到底是以南阳为籍贯还是为郡望，这就属于另一个问题，兹不赘述。

 

二

 

虽然江陵并非岑参的出生地或者籍贯所在，但他的一生并非与江陵毫无关系。作为一位立志于恢复祖上荣光，渴求建功立业的盛唐文人，岑参身体里流动的仍然是江陵岑氏家族积极进取，慷慨有为的血液，祖上的荣光是他汲汲于仕进的重要原因。纵观岑参一生，一直背负着“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的家族往事，四处奔走，虽然屡遭挫折，但曾祖岑文本“挺生江陵，杰出辅时。为国之翰，斯文在兹；一入麟阁，三迁凤池”[15]的传奇经历，一直在不断激励着他。他与岑文本一样，堪称少年才士，“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岁献书阙下”[16]，出入京洛十年，天宝三载（744年）进士及第后，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载（749年），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并未得意；天宝十三载（754年），又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再次出塞。直到安史之乱后，才被杜甫推荐为右补阙，与杜甫一样，他因“频上封章，指述权佞”，一贬再贬，大历二年（767年）入蜀任嘉州刺史，好景不长，大历三年（768年）六月即罢官，后流寓蜀地，直到大历四年（769年）卒于成都客舍。天宝二载（743年），岑参在进士及第前创作了《感旧赋并序》，叙述家世沦替和个人坎坷，文中直言“思达人之惠顾，庶有望于亨衢”[17]，说得直白而坦诚，希望伯乐赏识，给予机会表现自己，实现恢复家族荣光的志向。

江陵岑氏家族的荣光是岑参奋力进取的动力，然而岑氏族人的“谋逆”举动与不幸遭遇又成为了岑参仕进之路的障碍。岑氏一门三相中，岑长倩和岑羲都以叛逆被诛，一门三相，却有两相不得善终，致使子女或被诛杀或被流放，祖上坟茔被毁，无论在哪个朝代，这都是族人长时间内无法释放的隐痛，这点也直接影响他们的后人入仕，包括岑参在内。其中岑羲事件对于岑参的影响更大，一是因为岑羲与岑参乃堂兄弟，其祖父岑曼倩与岑参之祖父岑景倩为同胞兄弟，同出岑文本，论家族渊源，岑羲与岑参联系更为紧密，受牵连也更为直接。二是岑羲事件是先天政变的一部分，乃玄宗亲自督办。政变后，太平公主被赐死，睿宗退位，玄宗继位，由此开启开元盛世的序幕。整个玄宗朝，该事件都是莫大的忌讳，而不幸的是，岑参的壮年正处期间，迟迟得不到重用，也在情理之中。天宝三载（744年），岑参进士及第，初授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正九品下），直到天宝八载（749年）才转为右威卫录事参军（正八品上）。正因为在长安迟迟得不到机会，是年，岑参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开启了第一次边塞之行，希望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并未如意，直安史乱起，岑参东归勤王，才在杜甫的推荐下担任右补阙。

岑参在《感旧赋并序》中回顾家族荣衰，并将自己的命运与家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尝自谓曰：云霄坐致，青紫俯拾。金尽裘敝，蹇而无成，岂命之过欤？……朱轮华毂，如梦中矣。今王道休明，噫，世业沦替，犹钦若前德，将施于后人。参年三十，未及一命。昔一何荣矣，今一何悴矣？”[18]作为一位早慧的天才，曾经以为进士及第唾手可得，谁料年到三十而立，尚未有所斩获，岑参在感慨命运之不公的同时，在这篇赋序的最后隐约指出家族荣枯对自己的影响，恐怕这才是他迟迟无法及第的最重要原因。而他恐怕还没有料到，即使是及第后，家族的罪过也会影响其终生。

 

三

 

在岑参现存的402首（篇）诗文赋中[19]，提及江陵的篇章寥寥无几，除了《感旧赋并序》之外，只有两首诗直接提及江陵，即《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卫荆州》和《送江陵黎少府》；另有三首提及荆南，细究诗意，指称的也是江陵一带，即《送周子下第游荆南》《送李宾客荆南迎亲》《送陶锐弃举荆南觐省》；此外，还有《送费子归武昌》《送襄州任别驾》《与鲜于庶子泛汉江》《送陕县王主簿赴襄阳成亲》《送弘文李校书往汉南拜亲》《饯王崟判官赴襄阳道》等诗，对江汉一带也略有提及。论艺术成就与后世影响，这些诗歌当然无法跟岑参的近百首边塞诗相比，但如果从岑参与江陵的关系来论析这些诗歌，或许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岑参诗歌的认识。

首先，从内容来看，这些诗歌均为送别酬答诗。根据现存岑参诗歌统计，送别酬答的诗歌有165首[20]，占其现存402首（篇）诗文赋的41%，可见这类诗歌是岑参创作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印证了岑参喜好交友的特点。盛唐文人崇尚漫游，岑参也不例外，在其漫长的流寓人生中，每到一处总能结交诸多友人，盛唐著名诗人诸如李白、杜甫、高适等，皆是他的好友，他们之间也颇多酬答之作，有名之作如杜甫的《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所谓“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21]，盛唐诗歌史上的“高岑”并称由此发端，此诗也见证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具体到与江陵（江汉一带）相关的十一首诗，也可见岑参交友之广，这十一首诗分赠十一位不同的友人，时间从开元年间一直持续到永泰年间。从诗题来看，这些友人的官职多为别驾、校书郎、主簿、少府、宾客等，阶品较低，还有落第的白衣秀才。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为一位封建士人而言，岑参并不得意，他周边的友人也并非得意之人，即使是后世暴得大名的杜甫、李白等，与岑参同游之时，也并未在官场得意。正因为岑参与他们一样，都在蹉跎官场，颇有怀才不遇之感，所以当这些友人前往南方之时，岑参在向他们表达祝愿之余，也隐隐透露出希望他们早日遇到贤君明主。比如《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卫荆州》中“不畏无知己，荆州甚爱才”，《送陕县王主簿赴襄阳成亲》中“襄阳多故事，为我访先贤”，前诗用的是东汉刘表的典故，当时中原经董卓之乱后异常残破，许多士人纷纷南向归附刘表，荆州一时成为天下英才汇聚之地，刘表也成为识才的明主代表。后诗则用刘备三顾茅庐访诸葛亮的典故，东汉末，诸葛亮避乱于南阳襄阳一带，刘备为复兴汉室，多次寻访，最终打动诸葛亮出山助其三分天下有其一。这两个典故均为贤才遇到明主而最终实现抱负的故事，岑参化用，既切合友人奔赴荆襄一带的实情，又寄予了美好的祝愿，当然，这个祝愿也是给他自己。在《送费子归武昌》中，他说“曾随上将过祁连，离家十年恒在边。剑锋可惜虚用尽，马蹄无事今已穿”，这四句诗正是岑参前半生的真实写照，天宝八载（749年）和天宝十三载（754年）两次奔赴边塞，分别投至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幕下，前后数年，离家万里，备尝艰辛，他渴望建功立业，但最后仍是功业未成。年岁渐长后，岑参将自己急迫、无奈、恼怒、悲怨等复杂情感隐含于后两句中，这也展示出盛唐文人在志气高昂之外的失魂落魄，丰富了我们对于盛唐之音的认识。

其次，就技法来看，这些诗歌用典精切、造语清新，展示出岑参诗歌的别样风貌。边塞诗是岑参诗歌的代表，也集中展示他的诗艺成就与特色，殷璠评其为“语奇意奇”，编撰《岑嘉州诗集》的杜确也称其为“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于常情”[22]，后人概括为“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采瑰丽，热情奔放”[23]。这种诗歌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岑参本身好奇的性格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边塞生活有关，兹不赘述。然而，作为一位才华卓著的盛唐诗人，岑参的创作并不只有边塞诗，他的边塞诗也不只是奇情异采，我们应当在全面把握其创作的基础上，对其诗歌成就与特色有更为充分的认识。

深入分析这十一首送别酬答诗，并延伸至其他诗歌，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岑参诗歌的认识。第一，用典精切。十一首诗歌涉及江汉5个地方，分别是江陵、襄阳、武昌、荆南和汉南，岑参在诗中根据友人前去的地点和动机，分别用典，妥帖自然。比如《送襄州任别驾》《与鲜于庶子泛汉江》《送陕县王主簿赴襄阳成亲》三首诗，均写襄阳，诗中有句曰：“高阳诸醉客，唯见古时丘”、“山公醉不醉，问取葛强知”、“襄阳多故事，为我访先贤”，前两句用的均是西晋山简的典故，山简曾镇守襄阳，每次出游时，就前往习氏园池酣醉，并将其名之曰高阳池，事见《世说新语·任诞》；后一句则用诸葛亮躬耕南阳襄阳一带的典故。这些诗句既符合友人前往襄阳之事，又表达了自己的美好祝愿。《送李宾客荆南迎亲》中的迎亲是指迎奉父母，所以诗中有“手把黄香扇，身披莱子衣”句，连用黄香扇枕温衾和老莱子彩衣娱亲的典故，表达了对于友人的敬意；同时，黄香和老莱子均为荆南一带人士，黄香为江夏安陆人（今湖北孝感），老莱子为荆门人，又与友人前去的地方相吻合，用典十分精准。此外，还有《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卫荆州》中的“不畏无知己，荆州甚爱才”和《送陶锐弃举荆南觐省》中的“何必世人识，知君轻五侯”，前诗用刘表典故，后诗用汉桓帝时五宦官同日封侯的典故，符合对方的身份与实情，是祝愿，也是赞颂。

第二，造语清新。岑参的边塞诗中也不乏语言清丽之句，比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意象奇特之外，语言也颇清丽。这十一首诗中，语言清新句比比皆是，诸如“江声官舍里，山色郡城头”（《送襄州任别驾》）、“日影浮归棹，芦花罥钓丝”（《与鲜于庶子泛汉江》）、“渭北草新出，江南花已开”《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卫荆州》、“山店橘花发，江城枫叶新”（《送周子下第游荆南》）、“驿帆湘水阔，客舍楚山稀”（《送李宾客荆南迎亲》）、“天寒楚塞雨，月净襄阳秋”（《送陶锐弃举荆南觐省》），诗中展示出对于江汉地区物象、景致的描绘，多用白描手法，造语清新自然，意象明丽动人，为读者建构了一幅幅清丽的图景，诗歌超越了一般送别酬答诗俚俗的格套，既展示出岑参高超的艺术技巧，又体现出他对于友人的深情厚谊。

在盛唐文人中，岑参是少数几位生前即有大名的诗人，杜确在其死后三十年为其编订了《岑嘉州集》，在序中，杜确回顾了岑参诗歌在开元间广泛流传的情况，“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间里士庶，戎夷蛮貂，莫不讽诵吟习焉。时议拟公于吴均、何逊，亦可谓精当矣。”[24]如今吴均、何逊之诗流传渐稀，读之甚少，而岑参早已作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而名著青史。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欧阳修也说“穷而后工”，纵观中国文学史，个人命运往往与文学成就紧密相连。在盛唐的天空之下，在光英朗练的盛世之音衬托下，岑参将自己与江陵岑氏家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将书剑报国的豪情壮志与雄奇怪异的域外风物融合在一起，铸成了独具一格的别样风采，堪称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