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荣[①]

 

摘要：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籍贯，历来为学界中人聚讼不休的一个话题，有人持“南阳”说，也有人持“江陵”说，莫衷一是。那么，既是先有《元和姓纂》对其已作“后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之后”方面的记载，可为什么时至宋、元之后，人们却罔顾岑彭的勋业行迹，而仅追溯西周时的岑子封国“因以为姓”呢？实际上，张景毓的《岑君德政碑》与杜确的《岑嘉州诗集序》避谈岑彭、而仅执岑家籍贯为“南阳棘阳”说，自有其难言之苦衷。闻一多虽曾力主“江陵”说，但他却曾于注释中解析道，“夫诸书狃于六代积习，匿本贯而标郡望，已为无谓”；此言尽管是对《新唐书》“汉之南阳不因唐郡更名而为邓州”而发，却也披露出了他对前人拘泥于重郡望、重门第陈规陋习弊端的反感。但于岑参而言，其家族的境遇要比那种拘于“匿本贯而标郡望”的旧俗复杂得多。本文依据有关文献及地方史志，继而确论岑家的郡望重地当属曾弼成岑彭绝世之功的江陵津乡，而自从岑羲蒙难之后，岑氏后人即在当地绝迹，此即为唐初帝王出于对中国南方世家望族数百年间形成的巨大影响刻意打压的结果。于此，故于当年岑彭所曾驻军的古津乡，仅留下一处地名亦、即其沿用至今的“岑河”。

关键词： 岑参  籍贯  家世  地望  探微

 

岑参（公元715-770年），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天宝年间，他曾两度西出阳关，分别在安西（今新疆库车）和北庭（今属新疆吉木萨县）节度使署军前报效，其间撰写出大量关于边疆军伍生活的诗作。岑参的诗想象丰富，色彩绚丽，意境新奇，气势雄浑，极富浪漫主义的特色，被后世学者尊之为我国古代边塞诗人第一人。然而，研究者发现，对这位出身于名门望族、生活于大唐盛世可终其一生又命途多舛诗人的里籍地望，古往今来，却其说不一。其间，到底是出自于史料匮乏，还是人为地有意纂改？本文结合史籍文献及地方史志，对于这一涉及到了解诗人家世生平的突出课题，特予辨析。

 

一  岑参籍贯地望迷雾的奥秘有待破译

 

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的籍贯地望，自古以来始乎即颇存歧见。一般而言，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中，所谓“地望”，也叫郡望；其“郡”为行政区划，而“望”是指名门望族，二字连用，即表示在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姓、富贵显达的荣华世家。古人重郡望，既有祖先崇拜的孺慕景仰的思念在内，又有不忘故土、眷恋乡邦的情怀萦绕其间，尤其是秦汉之后，各大姓聚族而居，有的家族以世居某地而人才辈出，有的即因战功显赫而世代高官，这种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世家子弟，往往便会因其家族在地方上所形成的巨大影响而备显荣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在选拔官员、举荐才人时曾兴盛一时的九品中正制，愈是强化了社会上重门第、重家世的社会习俗。这种习俗延续至唐代，甚至还愈显突出。

具体到岑参而言，对其籍贯地望的表述，历来皆偏重于“南阳棘阳”一说。比如，孙映逵在《唐才子传校注》中，曾于追溯其诗集传播源流时，称之为：

岑参，两唐书无传。《唐诗纪事》卷二三“岑参”条、《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岑参集》十卷”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岑嘉州集》八卷条，皆称岑参为南阳人，《才子传》从之。[②]

《才子传》，亦《唐才子传》，系元人辛文房“游目简编，宅以史集，或求详累帙，因备先传，撰以成篇，斑斑有据”而著。此说几成定论，至少意味着至宋、元之际对岑参籍贯的认定所采信的源头，均系出自受岑参之子岑佐（孙映逵在《唐才子传校注》中认为应是“岑佐公”，附此存疑）委托、而主持编辑《岑嘉州诗集》的唐人杜确为该书写的序，其文称：“南阳岑公，声称尤著。公讳参，代为本州冠族。”[③]其说由来即此，似勿庸显疑。

然而，细读史籍，又发现杜确的这种说法并非无懈可击。如，孙映逵即另在《岑参诗传》之附录《<唐才子传•岑参传>笺证》中，便别有所述：

《元和姓纂》卷五记岑氏谱系，于“南阳棘阳”之下载：后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之后、吴鄱阳太守珂，“十代孙善方，梁起居尚书(据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应作“起部尚书”、长宁公，又居江陵。”(善方为参高祖之父。)张景毓《岑君德政碑》载：“代居南阳之棘阳。十三代孙善方，随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迹，寓于荆州焉。”与《姓纂》所记，大致相符。[④]

那么，所谓岑参的籍贯为“南阳棘阳”说，便是既似是而非，又扑朔迷离了。其症结在于他上五辈的先人岑善方、即于梁宣帝时期便“居江陵”；另外，再联系到文中所提及张景毓的《岑君德政碑》，这个疑问便愈加强烈。

张景毓所撰著《岑君德政碑》，亦称《大唐朝散大夫行润州句容县令岑君德政碑》(还另有《唐句容县令岑植德政碑》及《县令岑君德政碑》等不同的题称)，此为我国唐代尚有拓本存世的一篇名作，至今仍于上海图书馆藏有其善本碑帖。其碑文亦见于《全唐文》，书中有附注曰：“景毓，元（玄，清季为避康熙名讳所更改）宗时人。”此系唐朝中宗时，岑参之父岑植任句容县令，有德政，当地民从自发为其立德政碑，碑文为张景毓所撰。其文曰：

君名植，字德茂，南阳棘阳人也。其先出自颛顼氏，后稷之後，周文王母弟辉。克定殷墟，封为岑子，今梁国岑亭，即其地也，因以为姓。代居南阳之棘阳，十三代孙善方，随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迹，寓居於荆州焉。[⑤]

倘若细加品析，似可发现张景毓在对岑家世系作史源前溯中，乃是自“周文王母弟辉”始，直接跳至“十三代孙善方”； 现姑以《<逸周书>文系年注析》所载“前1066年，商帝辛十年，西伯昌(周文王)三十四年”[⑥]之时，为“封为岑子”的大致时段，那么当岑善方“随梁宣帝西上”、亦即梁承圣三年(554年)，其间至少相隔1500多年。那么，此处所谓“十三代”，其谬误如斯，张景毓将何以自明？

下面如果推论不错，便是有人于“代居南阳之棘阳”与“十三代孙善方”两句之间，抽掉了一句话。参诸《元和姓纂》，那被抽去者，即应为“后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之后”。

既是如此，那此言是为谁所删，而又为何要删掉、乃至使原文露出一大破绽竟又在所不惜呢？对这个深隐于历史幕后的奥秘，似由岑参祖籍地的明嘉靖版《荆州府志》，无形中率先提供出一条破译的线索。该书于“岑文本”词条内，曾明白无误地称：

岑文本，江陵人，其先邓州人。祖善方，仕梁吏部尚书，因家江陵。[⑦]

岑参的曾祖父岑文本为唐太宗时期的名臣显宦，因其圣眷优渥，死后敕命“陪葬昭陵”，备极哀荣。《荆州府志》为他立传，实可谓实至名归。殊未料，时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地方上重修《荆州府志》，竟于该书 “人物列传”门内，竟舍岑文本而另设“岑羲条”，由此便披露出前面所述奥秘的历史因由。其文称：

岑羲，字伯华，文本孙，累迁太常博士，坐长倩，复以荐为中书舍人……兄献为国子司业、翔峡州剌史，仲休商，子性在清要者数十。羲叹曰：物极则反，良可惕然，以不能退抑。坐豫太平公主谋，诛；籍其家。[⑧]

这段记叙，看起来是将唐代岑氏“一门三相”均照应起来，一并陈述，此举虽为独辟蹊径的一种表达方式，但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文中所叙内容虽极为简略，但却深刻揭示出岑家盛极而衰的历史拐点：尽管岑参的伯祖父岑长倩一度为皇嗣之事开罪于武则天，而其本人及嫡亲五子皆被赐死，可到了唐中宗时，岑参的堂伯父岑羲仍任中书舍人、同中书门下三品，身居揆要之职。岑氏家族因此而顿成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势。然而，岑羲此间不仅毫无欣色，反倒惕然喟叹。其后竟是不幸而言中，当唐玄宗即位之初，岑家即因太平公主事败而受到牵连，最后被满门抄斩……而当张景毓应承并着手撰写《岑君德政碑》时，恰与岑羲发出“物极则反”的惕然喟叹相契合，可见于碑文删去“后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之后”这句话者，或可就是岑参的父亲岑植——他不愿再让外人将其家族继续与岑彭对及其在南方湘粤大地所产生的声望挂上钩，于是及早自作防范、尽快采取了有力措施，以图全身避祸；而岑羲尽管也意识到“物极则反”之祸端，可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随即便惨遭“破家沉族”之噩运。

至于岑参身后由杜确为之撰述《岑嘉州诗集序》时，在家世郡望一事上，乃是沿袭张说，绝口“后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之后”等，亦属事出有因了。

 

二  东汉初年岑家“郡望”源头在江陵津乡

 

作为唐代著名缙绅录的一部专著，《元和姓纂》开中国谱牒姓氏之学的新生面。此书为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年）成书，由它所确指“南阳棘阳”岑氏谱系为“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之后”的阐述，应当是准确的。

可是，当张景毓撰写《岑君德政碑》之时，岑植为什么要从碑文中删除“后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之后”之语呢？显然，这还得从岑家先祖岑彭说起：

先是，西汉末年因王莽篡位，天下大乱，众雄竞起，而当光武帝刘秀已呈崛起之势时，始自南阳棘阳起家的岑彭便已进入其核心权力圈、为其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东汉建武二年(26年)，南郡人秦丰在黎丘(今湖北宜城) 割地称王，称霸一方，为了灭此肘腋之患，岑彭官拜征南大将军，奉命率军南征。岑彭自从进入荆州，即大展鸿图。首先是其一战功成，扑灭了秦丰等敌对势力。然后，他当即麾军前出至长江之滨，占领了南郡属地江陵的口岸津渡——津乡。此后，他即扎根于荆楚大地，苦撑危局，为刘秀独当一面。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岑彭不仅在津乡站稳了脚跟，而且还为汉军势力向南、向西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战略出发地与后勤保障基地。据《后汉书·岑彭传》记载，其辉煌战果的取得，皆与他独占枢要，“引兵还屯津乡”[⑨]重大战略决策，紧密相关。

津乡，古称江津，亦即今荆州市沙市区。在西汉时期，“乡”是中央政权全面控制基层社会、“编户齐民”的一级管理机构；它配备有秩、啬夫之类的属吏，以听候郡和县的调遣。《广雅》称：十邑为乡、是三千六百家为一乡，故它在空间形态上也是一方地域的名称。

以地理区位看，津乡在当时堪称为一处津关锁钥，是控扼长江中游地区以南整个湘粤大地一处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那时，长江呈漫流状由西向东流过荆州城南，而如今的沙市中心城区还是一片江心洲；作为一处蕞尔之地，津乡正当大江北岸，掌控有整个长江中游地区，亦即西自南津关、东达洞浦与濡须(均在今安徽中部)等地的唯一一处长江渡口——江津。所以，于《后汉书·岑彭传》中，便有着“津乡，当荆州要会。”[⑩]的特殊记载

当刘秀率领汉军在中原大地与各地豪强驰骋逐鹿之际，岑彭囤驻于江陵津乡，不仅为其把守好了南大门，同时也凭借自己所统领的这支水陆大军，“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令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继归顺，为进一步扩大刘秀的势力范围，建树了卓异的功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整个湘粤大地上的若干郡、县，数千里的地盘，全部纳入于汉军旗下，都为岑彭以津乡为基地、兵不血刃而收服的。为了答谢岑彭的绝世之功，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六年(30年)冬特召他入京，“数召，见，厚加赏赐，复南还津乡；有诏，过家，上冢，大长秋(皇后的内廷属官)以朔望问太夫人起居”[11]。

综揽中国古代史，光武帝刘秀在对待岑彭的态度上，这份隆恩幸遇该是何等地特异超常：当其自津乡还朝期间，皇帝不仅对他数次召见，特予宴请，并且厚加赏赐，而当岑彭“复南还津乡”时，又特地颁发诏书，令回乡省亲，为祖上祭墓；此外，皇后阴丽华还派内廷属官大长秋出面，每逢朔、望日，一月两次地至岑家“问太夫人起居”。

正因为岑彭在津乡为东汉政权的巩固，建下了不世之功，故于《后汉书·郡国志》中，便有将“江陵有津乡”[12]之说，与后面的“巫西有白帝城”相列并称。这种地理区位的标识手法，在史籍中出现的情形十分引人瞩目，至少它表明在东汉初年，江陵之津乡曾于本朝的军国大计，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和影响。

说来，光武帝刘秀虽是汉朝宗室后裔，但于天下大乱之际趁势而为，兀然崛起，亦属民间起兵，而岑彭统辖的部队，即是其中一支以南阳棘阳为依托而聚合的宗族、宾客人等拉起来的队伍。后世有学者研究认为，东汉时期如这样聚居于一处的望族豪门，不只是一种军事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分割国家资源的社会势力；他们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而宗族和宾客则是他们管理地方政务、干预世事的帮手和爪牙，故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时东汉时期的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作出如下精辟的概述：

《续汉书·百官志》云：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则部曲之名，正与今之团营连排等。乱离之世，其人或无所归，而永随其将帅，当其不事战阵之时，或使之从事于屯垦军事。其后见其有利可图，则虽不益招兵之日，亦或招人为之，而部曲遂为私属之名矣。[13]

据史籍记载，岑彭屯驻在津乡，前后约有九年时间。这样，在屯驻于津乡的汉军部众中，纵然有大量须应征出战的青壮男子，但随同而至的军人眷属，亦为数不少，如比即原住于南阳棘阳的岑氏宗亲，便在这段相对安宁、而又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内，“因家江陵”了。

建武十一年(35年)春，征南大将军岑彭与吴汉等率水陆大军溯江西上，攻入巴蜀大地，岑彭为光武帝刘秀任命为益州牧。原蜀主公孙述连遭败绩，大惊失色，派出杀手，趁夜对其施以暗杀——身为东汉王朝一代元戎的岑彭，就这样在灭蜀之战中以身殉职。

后来，刘秀削平各地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中国，又开创了汉家天下150年的国祚，而岑彭即以其功勋卓著，子孙世受封赏，其家族后裔虽多有在外为官者，但在江陵津乡的这块地面上，便依旧留有岑家后世儿孙、及其部曲丁口。倘以岑氏家族的“郡望”而论，固然“梁国岑亭”为其“因以为姓”的初萌之地，但倘以功勋宦业的发迹而论，应当还是属东汉初年南郡江陵的属地津乡。

所以，岑彭屯驻在津乡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就是整个岑氏家族“因家江陵”的基本依托。

 

三  岑氏望族发迹地竟何以成为伤心处

 

当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今天的荆州市沙市区，在两汉时因长江的主泓逐渐南移，开始由一片名为燕尾洲的江心洲而演变为靠近北岸的江边洲滩；因沙洲的东端建有江津戍、正对北岸的入江水口称江津口，而这一端洲滩即称江津洲，故久有“江津”古称。若是建于两汉时期的基层行政区划“津乡”位于大江北岸，那么今天的岑河镇当是其基本地域。

诚然，笔者也曾留意到岑河在古代还另有“城河”一说，此事见诸清季乾隆版的《江陵县志·卷之三》；但是即便该书，也曾在“城河”的词条下，采用双行夹注的方式称：“城河即岑河口。”其文曰：“在城东四十里，东南会鹤穴、化港诸水，东北合白渎诸陂泽，下汇三湖附近安兴港。相传，古安兴县地，故以城河名。”[14]

再查《江陵县志·卷之二十三》“安兴县”条，文曰：“在县东四十里，唐贞观中省入江陵。今尚有安兴桥，沿故名也，桥之水曰安兴港；港近市，曰城河口，皆以旧县得名。”[15]

引人注目的是，安兴县的建制，仅为后梁至隋这极为短暂的数十年间；而如前所述，这时也正好是岑善方在后梁任吏部尚书之际。到唐初贞观时期，此县便被并入江陵。

梁宣帝萧詧所建立的后梁，实为西魏附庸，史称其仅“资以江陵一州之地”，[16] 辖地十分狭仄，故所谓“安兴”县的建立，不过是仅与后梁政权相始终的一个暂时现象。而正好由于乾隆版《江陵县志》保存了这一记载，因而也才最终印证了岑彭平蜀之功的根本原因，正是得益于岑河的地理区位及地形地貌。

据《后汉书·岑彭传》记载：建武九年(公元33年)，蜀国国主公孙述派部将任满、田戌、程泛率领几万水军，乘船舰下江关(今四川奉节县东)，击败当地汉军，再攻夷道(今湖北宜都)、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二地，克荆门山、虎牙山(今湖北宜昌东南隔江相望之二山)。蜀军在江面上架起浮桥、斗楼，并在水下立起攒柱(密集的柱桩)，断绝水道，而大军则在山上安营，以抵拒汉兵。

当此强敌压境之时，岑彭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应对之策，“于是，装直进楼船、冐突、露挠数千艘”，也就是大力发展造船业，并建造出包括直进楼船、冐突(船名，取其触冒而唐突)、露桡(船名，取其露楫在外，人在船中)在内的不用类型的舰船数千艘；与此同时，又抓紧操演水军、一方面准备全力迎战来犯之敌另一方面还做好了大举进攻蜀地的前期工作。

两年后，即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当岑彭将要会聚众将，合兵一处，集结军力，西上伐蜀时，便又召集包括湘粤各郡在内的汉军部队水陆大军，应时集中。一时间，“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指临时征调到的水军），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17]

由于那时在当地仍保留有长江北岸“九穴十三口”之一的古鹤穴口（后直至明季中叶才因泥沙淤积而封堵），再加上自古即拥有“东南会鹤穴、化港诸水，东北合白渎诸陂泽，下汇三湖附近安兴港”等得天独厚之优势，故据此即可理解，彭率大军驻囤津乡，不仅有条件调运材料，修造战舰，更有利于集结来自湘粤各郡，如武陵、南郡、桂阳、零陵、长沙等地的水军。因而不过数年功夫，军力大增，于西伐巴蜀之战中，以极大的优势克敌制胜。若非此地据有这样好的地理区位及水运条件，说要建此奇功，不啻天方夜谭。

纵观史籍，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特有体制下，由岑彭所开创的津乡岑氏，作为对湘鄂大地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望族豪门，其福泽子孙的余荫，几乎惠及了岑氏家族的上十代人：直到隋、唐易代之际，岑文本年纪轻轻即被梁主萧铣授以“中书侍郎，掌机密”[18]之要职。入唐之后，他亦官运亨通，于“贞观元年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李靖复称荐之，擢拜中书舍人，渐蒙亲顾”；时隔未久便晋封“为中书侍郎，专典机密”[19]。此间其个人才具应在其次，联系到初唐名相李靖也曾拥有过对湘鄂大地“传檄而定”之奇勋，而他对岑文本“复称荐之”，可见其确实亲身见识过了津乡岑氏秉承前代余烈，而对湘鄂大地所拥有的影响力。

如此，便又不难理解，时当岑长倩出事之后，岑羲一系在唐中宗朝仍旧家势显赫的内在原因。此后，随着大唐皇权的逐渐稳固，直至凭藉关陇军事集团崛起而执掌中枢的皇室亲贵一旦认为津乡岑氏已不足以再作依靠时，为着自身利益的需要，其当下便露出狰狞面目，毫无顾忌地将岑羲“坐豫太平公主谋，诛；籍其家”！若非岑参之父岑植早有预感，而又一直远离故土家园而在中原一带做官，且谨言慎行，由此他这一家人才得以保全下来。换句话说，以岑植、岑参而言，江陵津乡既是其祖籍地，却又是招嫌惹祸的伤心处了。

岑参成年之后，曾写过一首长诗《感旧赋》。于诗前的小序中，他如此描绘出初唐之时津乡岑氏的光鲜荣耀：“朱门不改，画戟重新。暮出黄阁，朝趋紫宸……列亲戚以高会，沸歌钟于上春，无大无小，皆为缙绅。颙颙卬卬，逾数十人。”诗中以写实性的描绘，刻画出当时岑家那恢宏壮观的华贵与尊崇；可是，一旦噩运降临，旋踵而至的即为血光盈门，家族倾遭灭顶之灾！

据说，当岑家被“灭门”之际，岑参时方两岁，当时发生于老家的情景，都是其兄长说给他听的。于是出现于诗中的惨状，便是以极度惊恐与惶乱的笔调写道：“既破我室，又坏我门；上帝懵懵，莫知我冤……泣贾谊于长沙，痛屈平于沅湘……昔一何荣矣，今一何悴矣!”

当岑羲被唐玄宗满门抄斩后，家族旁系子弟均遭放逐，这些楚地罪囚在大群如狼似虎的军卒与衙役驱杀下，唯有四处逃窜，方可幸免一死。当在写出这些诗句的时候，诗人岑参肯定是浑身颤抖，心在滴血：“云雨流离，江山放逐。愁见苍梧之云，泣尽湘潭之竹。或投于黑齿之野，或窜于文身之族。”[20]诗中所提及的黑齿部族，是传说中湘粤大地蛮族的一脉支系，其族人惯于用漆树的汁液把牙齿染黑，使之面目怪异，让外人望而生畏，以求保全自己；文身部族之族人即在通身上下涂上各色树胶，以便潜伏于林莽之中狩猎……岑家子弟为避乱而只得远走他乡，以致最终只能与“黑齿之野”、“文身之族”等少数民族的人们为伍，此前曾世世代代生活在江陵津乡的岑氏家族成员，自此全部消亡殆尽。

 

结   语

 

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70年）冬，诗人岑参苦累一生，未及稍得消闲，无奈大限已到，最后客死于成都旅邸，殁年55岁；而在他那曾经显赫一时的桑梓故园江陵津乡，却因岑氏家族惨遭“籍其家”的弥天大祸，阖族人丁或遇难、或逃亡，离散殆尽，唯有曾辟为安兴县的宅居故地，却因旧时“地以人传”约定俗成的定名习俗，将这处“东南会鹤穴、化港诸水，东北合白渎诸陂泽，下汇三湖附近安兴港”的港汊纵横之地，命名以“岑河”而保留下来。

随着唐人杜确的《岑嘉州诗集序》问世，若非南北朝时有岑参的五世祖岑善方曾于后梁时期位据要津而为载名于史籍，那么，依照《旧唐书·岑文本传》所称“南阳棘阳人”之说[21]而言，岑氏家族的脉系传承便会与江陵绝缘；幸而《新唐书》在同名本传中于新称地名“邓州棘阳人”后，另附“祖善方，后梁吏部尚书，更家江陵”[22]述录，这才将已渐次消隐在历史尘烟之中的家系渊源，与历史的本来面目相互续接起来。

其间，尤显珍贵的是《元和姓纂》，当其成书之时，与岑参辞世不过相隔仅40来年。由该书所确指南阳棘阳岑氏家族、实乃“后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之后”的阐述，为最终揭开岑参的籍贯家世早于东汉初年即移址江陵津乡、及其时至唐开元年间又消弥于无形这二者之间所隐藏的奥秘，提供了坚实的依托：若能懂得了前者，即可知岑彭为东汉初定时立下的不世之功，给其家族后人带来了极盛、甚至是“一门三相”之类的荣耀；要是弄清了后者，便能看懂随着唐朝大一统局面的稳定及巩固，对津乡岑氏家族予以断然诛除的历史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