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2021年，荆州郢城遗址相继出土数处秦汉木构建筑遗存。本文结合考古及相关材料，考察了遗存年代、形制、性质及营建技术，认为这些建筑均由楚地匠人在营建郢城时，出于快速、简便的目的一并建造。其中三座木构桥梁属单跨简支梁桥，南城垣中部地下木构建筑为过水涵洞，具有排水并控制城内水系高度的作用。此外，本文还根据研究结果对这些建筑进行复原。郢城木构建筑的发现和研究，可为中国南方秦汉的城市和建筑技术研究提供丰富材料，也可为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郢城遗址；秦汉时期；木构桥梁；木构涵洞；建筑复原

一、前言

考古发现的秦汉木构遗存，除地下棺椁外，地上遗存并不多见。木构桥梁方面，战国至秦汉长安渭桥群中有厨城门一号桥（西汉中至东汉初）、四号桥（战国晚期）、洛城门桥（西汉中至东汉初）^[1]，还有咸阳沙河一号古桥（西汉初）^[2]、泬水一号古桥（西汉）、二号古桥（秦汉）^[3]，以及成都金沙廊桥遗存（东汉）^[4]，此外荆州纪南城南城垣水门遗址中的木构遗存也可能是梁桥^[5]；涵洞建筑方面，主要有秦始皇陵地下涵洞^[6]、汉长安城砖石涵洞^[7]，但均非木构建筑，仅扬州蜀岗古城遗址发现战国晚期木构涵洞遗存^[8]。

荆州郢城是秦汉南郡郡城，也是战国末至西汉江陵县、西汉晚期郢县及王莽时期郢亭所在。此前郢城遗址内出土过一些秦汉遗物^[9]；2016~2017年的考古发掘，基本弄清了城池规模和城内外水系情况^[10]。目前，学界对郢城的研究集中在城市性质及年代方面^[11]，对木构建筑研究甚少。

2019~2021年，郢城遗址发掘出土数处木构建筑遗存。2019年在郢城遗址东门外护城河内发现一座木桥遗存；2020年在城内南、北水系中部又发现两座木桥遗存；2021年在城内南、北水系与南内濠交汇处，再次发现一处罕见大型地下木构遗存^[12]。

二、郢城木构建筑遗存及其营建年代

郢城东门外木桥遗存（编号Q1）位于护城河最窄处，距东城门约30米。桥长2.9、宽9.1米，有两排木桩遗存，直径0.15~0.37米，东部25根，西部46根，柱间散落一些木板。桥桩排列有序，桩间横向镶嵌直径0.07~0.1米的挡板。有的木桩可见榫孔，挡板与河岸以五花土夯实。

郢城中部发现2座木桥遗存（南北向编号Q2、东西向编号Q3），位于城内古河道交汇处。Q2长2.05、宽13.88米，现存桥桩102根，木桩有圆、方形，西岸立圆形木桩37根、方形木桩18根，东岸立圆形木桩38根、方形木桩19根；Q3长约2.6、宽25米，南岸立圆形木桩69根、方形木桩21根，北岸立圆形木桩42根、方形木桩16根，桥桩外侧挡板共21块。

郢城内南、北水系与南内濠交汇处地下木构建筑遗存（编号MG1）规模较大，整体呈南北向，总长45.32米，位于城垣之下。结构分南北两段：北段长12.27、宽2.77、内空1.95米；南段长33.05、宽2.53、内空2.04米。北端底板与南端底板海拔高差0.28米。北段由底板、立柱、挡板和盖板组成，底板由方、圆木并排平铺，两端为弓篷榫，并与立柱榫卯竖排相连，挡板位于立柱外侧，盖板仅存少量遗存；南段由底板、墙板、盖板组成，底板由圆木、方木并排平铺，两侧各有横梁，横梁内侧有方形木桩与底板榫卯相连，抵挡墙板内收，墙板与横梁榫卯相连，墙板上部各有方形榫眼，其上平铺圆木用于支撑盖板，盖板并列平铺，仅残存北部^[13]。

公元前278年楚纪南城被毁弃，此时楚地人力、财力及物力均有削减。《史记·秦本纪》：“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且后数年楚亦有反攻之势，故设郡后应立即建城加以防御。秦为尽快建立政权，郢城营建也应遵循了快速节约的原则。城垣、护城河、梁桥和城内水系均为城建重点，更应统一规划营建；从建筑与城垣地层关系看，木构建筑底板直接叠压于城垣下并打破生土，可见是基于快速建造原则，建好后再于盖板上回填夯实。由此，秦灭楚后置南郡，郢城城垣、护城河、地下木构建筑及三座梁桥均为同时所建。

为印证木构建筑年代，本研究选取郢城地下MG1中部木材样品（编号：YC01），并委托Beta实验室进行C14测年（实验编号：Beta-595574），经分析木构年代最可能为公元前369~公元前165年。结合考古材料、文献记载，王建苏等认为，郢城营建时间为公元前278年或次年，废弃于东汉初年[14]。结合秦楚军事实际，郢城数处木构建筑营建时间可进一步明确为公元前278年，建筑废弃年代也与郢城废弃年代一致，即为东汉初年。

三、建筑形制及性质

从郢城木构遗存分析，Q1、Q2、Q3为桥梁遗存并无疑问。南城垣下木构遗存，初判为过水设施并属城垣体系。以下对郢城几处木构遗存的建筑形制及性质进行分析。

（一）桥梁形制

对古代桥梁的研究，国内以梁思成、罗英、茅以升^[15]、唐寰澄^[16]为代表，国外以李约瑟为代表。秦汉木构桥梁研究，集中在考古材料阐释、桥梁地望^[17]、桥梁建造技艺^[18]及桥梁图像研究^[19]等方面。

作为涉水建筑，桥梁的形制与地理水系密切相关。秦汉时期，江汉平原一带桥梁最可能是何种形制？约6000年前，江汉平原及洞庭湖区受腹地下沉、洪水位上升及北部地质抬高影响^[20]，形成鄂西冲积扇区、平原腹地区、洞庭湖区3个地理亚区^[21]。郢城所在的鄂西冲积扇区内，古代长江主泓极易变化，不利于建造大型跨江渡河桥梁，并不具备建桥技术，因此郢城一带建造拱桥或廊桥可能性非常小。

从考古资料看，三座桥梁均设于河道最窄处。Q1长2.9、宽9.1米，《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故秦舆车“六尺”，秦尺0.23米，故车宽1.38米，Q1可供3辆马车行进，合乎郢城东门城门“三轨之制”，桥下仅两排立柱，形制简单。Q2、Q3位于城内古河道交汇处，桥面立桩较近，跨度不大，形制略同Q1。三座桥梁均利用自然条件减少跨度，旨在节约用料，缩短营建时间。

中国古代桥梁中的“梁桥”，又称平桥，结构简单，多以木、石梁架于沟谷两岸，是秦汉常见桥梁结构。从遗存木方规制及竖行排列判断，郢城的三座桥梁也应为梁桥形制，受河道宽度所限，均为单跨简支梁桥。

（二）地下木构建筑性质

空间布局上，郢城MG1叠压于郢城南城垣下并连通内外水系，推断其作为涵洞的可能性较大。夏商时期，我国已有地下涵洞营建活动。陶、木、石已用于涵洞材料，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早期宫殿之间通道下有长逾百米的木、石结构涵洞。周朝时期，齐国临淄城内有石制涵洞^[22]。201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扬州蜀岗古代城址时，发现一处地下木构建筑遗存，初步定性为木构涵洞^[23]，郢城MG1与之相似。两者并未选用大型石板砌筑，这应与平原少见大型石材有关。战国时虽有砖的出现，但长度太小，拱券技术还未在南方普及。平原森林资源丰富，木材也就成为当时工匠们的首选。

郢城MG1具有涵洞性质，还由城市与水系关系所决定。木构建筑所处南城垣中部经早期调查有缺口，破坏严重，初定为城门遗存^[24]，但新近调查南、北城垣中部均有缺口并有早期淤泥，未见门墩、门道和路土，是否存在城门仍不能完全确定^[25]，可能均为人工开凿的水道遗存。楚纪南城南边原有长江故道，即今海子湖水系，其后江水南移至今郢城之南^[26]，郢城实际处于长江故道与新道之间，洪水期极易形成漫滩。郢城西城垣走向略为倾斜，极可能是初建后被洪水冲毁，其后顺势重建且不再设门。西城垣外护城河可能与长江水道相连，江水由北城垣中部进入城中与人工水系贯通。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郢城MG1性质为过水涵洞。城内水系略高于护城河，涵洞南北形成落差，为城内水系提供调节作用。

四、木构建筑的营建及复原

郢城虽由秦人主导所建，但建筑技术未必受秦文化影响。政治更迭、经济兴衰对传统手工技艺确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与政权不同，手工技艺传承多属代代传承，短时期内并不会产生太大变化。先秦至两汉时期，秦文化中心在关中平原，距离楚地较远。楚纪南城始建时间约在楚肃王时期，即公元前380~前370年间^[27]。郢城与纪南城始建时间仅相隔约100年，因此郢城建筑技术仍与楚时期基本一致。

（一）郢城梁桥营建及复原

梁桥营建先是开基槽、立木柱。纪南城南垣水门木构建筑遗存主要包括木柱、木柱洞、柱洞板础及档板。木柱呈规律排列，共四排，柱径20~36厘米，形成3个门道，两侧各有挡板，由三段木板纵行相接，其上有纵、横梁，可能形成梁桥^[28]。郢城东门梁桥遗存虽只两排木柱，但与纪南城水门木柱分布规律相似，营建技术也应基本相同。

纪南城水门木构建筑营造有清理至生土、开槽埋础立柱、安置档板、奠基等步骤。清理至生土时，应是《国语·周语》所载“水涸而成梁”的方法，木柱底部以木板为柱础。在营建桥基时不可能断流，按《灞桥图说》所载，解决办法是筑土堤、测量挖槽打椿，再开槽挖柱洞，洞内埋础立柱。再者立档板、夯泊岸。安置挡板即营建“泊岸”，纪南城水门营建，先是在挡板两端嵌入柱竖槽，档板紧贴木柱外侧，下与沟槽底部生土为基^[29]。郢城工匠用木板“泊岸”，五花土夯实以巩固结构。这种技术手段也与纪南城木构营建手法基本一致。最后是立横楣梁、铺桥面、设栏楯。郢城护城河水浅，立柱无需太高。横楣梁联系立柱，形成稳固桥体结构。四川汉画像砖上梁桥，三条横楣梁与木柱以榫卯结合。建桥时按工程程序，先建横楣梁再铺桥面。桥梁栏楯也应遵循简单原则。宋画中所绘简支梁桥的栏楯^[30]，与汉四川画像砖梁桥基本一致，其制简单，使用时间长，郢城梁桥栏楯最可能使用此种形制（表一）。

表一 汉代梁桥图像

 

从表一可知， 1~4号梁桥均为北方多跨式梁桥，中跨均高出河面较多，其下有木、石柱，边跨倾斜，中跨净空较高，属秦汉北方常见梁桥。5~7号梁桥为南方四川简支梁桥，属秦汉南方常见梁桥形制。5号梁桥无桥墩、桥柱，其下有人形撑架；6号梁桥桥面与水面较接近，桥面略呈弧形，形近拱桥，其下也有木柱支撑桥面，似为双排，不能通船；7号梁桥可见四排木柱，每排设横梁，梁上桥面平直，两侧有倾斜边跨，跨度不大，推测应有数块画像砖形成整幅画面，所见多排桥柱平行排列，为多跨梁桥。柱上有横梁，上架梁木，梁上铺桥面，左右设栏楯，该画像对郢城木桥复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据此，我们对木构梁桥结构作如下分析。Q1、Q2、Q3均为单跨梁桥，两岸立柱与岸间有横向立砌圆木条，立柱、横梁等据实作出调整。基本结构为立柱上有横梁，梁上有木方加固，形成稳固结构，其上再平铺桥面木方，设栏楯。Q1为郢城入城主桥梁，两边挡板外五花土可使立柱、横梁结构稳固（图一），桥面木方两端延伸较长，从梁桥地位考虑，桥面复原为单排木方并列（图二）。

 

图一 郢城东门外Q1平、剖面图

 

图二 郢城东门外Q1复原图

 

Q2、Q3两桥略短于Q1。两侧木桩分布较近，推测有横梁连接两排木桩，再设与之垂直的横梁巩固结构，桥面受力点更多，结构更稳固，故可复原为分段铺面，由三排木方铺就（图三~七）。

 

图三 中部水系Q2平、剖面图

 

 

图四 中部水系Q2复原图

 

 

图五 中部水系Q3平、剖面图

 

 

 

图六 中部水系Q3复原图

 

图七 中部水系Q2、Q3整体复原图

 

（二）木构涵洞的营建及复原

西周时期江汉平原已有干栏建筑^[31]，战国木椁已见精巧榫卯结构。楚工匠木构建筑技艺有其自身技术发展脉络体系，可反映在地下椁室、纪南城水门等建筑中^[32]。

关于MG1的营建过程，从地层分析，应先南北向挖沟渠，与城内南北向S1同时营建。然后再铺设底板、墙板和盖板。MG1底板打破生土，可见是先下挖至生土再行铺设，底板直接横置生土之上。通过观察思考，我们认为MG1底板、墙板及盖板拼合技术，与秦汉楚地墓葬椁室营建技术较为相近。墓葬木椁是为了构筑地下空间，MG1也是为了构建地下空间，两者功能相似。郢城周围已发掘的秦汉墓葬中^[33]，有的椁室保存完好，有的已腐坏，在此选择部分保存完好者，了解盖板、墙板和底板拼合技术（表二）。

 

表二 郢城周边主要秦汉墓葬建筑技术情况一览表

 

建筑用材上，秦南郡楚地木匠均用木材为椁；营建方法上，平列木板为拼合或扣合，墙板为垒砌；结合方式上，多浅漕套榫，亦有少量凸榫凹槽。MG1南段底板压于两道横梁下，横梁上下均有排列有序的凹榫眼（图八），墙板竖排拼合，底部与横梁以凸榫凹槽拼合，竖排木方以凸榫口插入横梁凹榫口下与盖板固定，盖板遗存下塌，其上也应有圆木平列严密横铺以形成水腔。MG1北段盖板、底板平列横铺，墙板内为圆木，外为垒筑挡板（图九），顶住城垣夯土压力（图一〇~一二）。

 

图八 MG1南段结构示意图

图九 MG1北段结构示意图

 

 

图一〇 MG1侧视复原效果图

图一一 MG1剖视、侧视复原效果图

图一二 MG1整体复原剖面图

五、结语

郢城是秦汉南郡核心空间，上承战国楚纪南城，下启三国荆州古城。总体而言，郢城数处木构建筑遗存反映了秦汉南方城市建筑面貌。本文考察了木构建筑的年代、形制、性质及营建技术，认为木构梁桥和地下木构涵洞，均出于快速、简便建设目的，由楚地匠人在营建郢城时一并建造。三座木构桥梁属单跨简支梁桥，南城垣中部地下木构建筑为过水涵洞，功能为控制城内水系高度，起到节制作用。

郢城木构梁桥，一方面反映了楚地建筑技术特点，另一方面与秦朝整体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密切相关，但仍受楚文化影响。郢城东门外护城河上梁桥，正对郢城东门，是进出城的交通要道。在考古上郢城未见南城门，东门又有宽阔梁桥存在，或可推测郢城实际是以东门为正门。这也暗示了秦汉郢城与楚纪南城不仅在营建技术上属同一体系，在文化上仍反映了楚人“尚东”习俗。位于郢城中部的两座梁桥，目的在于沟通城内不同区域，体现楚地人水和谐关系。新出土的三座郢城梁桥遗存，如进一步结合汉画像砖桥梁图像及传世文献，还可为了解当时中国南方梁桥形制演变，提供更为丰富的佐证材料。

郢城南城垣下木构涵洞，与扬州蜀岗古城木构涵洞功能相同。两者同处长江流域，战国中后期同处楚国疆域，受楚文化及楚人东迁影响，在功能及技术上同属楚式建筑范畴。北方同时代陵墓、都城地下涵洞建筑多以石、砖为材，而郢城、扬州蜀岗一带地下涵洞以木材建造，这反映秦汉南北方在营建地下建筑时的不同选择。

对郢城木构建筑及其复原研究，可为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基于本文研究基础，后续将深入围绕郢城考古，综合战国至秦汉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全面探索秦汉南方城市建设、长江流域木构建筑营建技术等课题。随着未来更多考古材料的出土，由点至线、由线至面，在更大文化地理格局中研究秦汉城市史和建筑史。

 

附记：本文为2021年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郢城木构建筑及其复原研究》（21D030）、2021年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郢城木构建筑研究》（CWH202104）研究成果。本文得到了长江大学楚文化研究院徐文武教授的指导，荆州博物馆考古所王家鹏为本文制图，在此一并表达诚挚的谢意！

 

注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考古》2014年第7期。

[2]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汉长安城泬水古桥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

[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羊区金沙村汉代廊桥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49~270页。

[5]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6]刘兴林：《论井渠技术的起源》，《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7]李合群：《论中国古代城墙排水》，《安徽建筑》2016年第2期。

[8]汪勃：《扬州城的城门考古》，《大众考古》2015年第11期。

[9]刘彬徽：《江陵郢城内出土王莽时期文物》，《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江陵郢城考古队：《江陵县郢城调查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第4期。

[10]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郢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2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11]朱俊英：《略论郢城的时代与性质》，《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三）》，江汉考古编辑部，1998年；尹弘兵：《郢城遗址性质考辨》，《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王建苏等：《郢城遗址的年代与性质新证》，《江汉考古》2020年第3期。

[12]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郢城遗址秦汉木构遗存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2年第1期。

[13]同[12]。

[14]王建苏等：《郢城遗址的年代与性质新证》，《江汉考古》2020年第3期。

[15]茅以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年。

[16]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

[17]辛德勇：《论西渭桥的位置与新近发现的沙河古桥》，《历史地理》1993年第1期。

[18]《桥梁史话》编写组：《桥梁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

[19]刘杰、柴洋洋、刘小荷：《汉画像反映的木构桥梁研究》，《文物》2019年第3期；李亚利、滕铭予：《汉代桥梁图像的建筑学研究》，《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20]张修佳：《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21]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22]许宏：《古代都邑排水系统的流变》，《环球人文地理》2014年第18期。

[23]汪勃：《扬州城的城门考古》，《大众考古》2015年第11期。

[24]江陵郢城考古队：《江陵县郢城调查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第4期。

[25]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郢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52页。

[26]王红星、朱江松：《江陵城、南郡城、荆州城辨正——以考古资料为中心》，《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2期。

[27]王红星：《楚郢都探索的新线索》，《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28]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0、121页。

[29]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30]柴洋洋：《宋画反映的木构桥梁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第66页。

[3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32]王从礼：《楚国土木工程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33]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郢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38页。

 

本文载《江汉考古》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