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孝祥在荆楚之地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大体有言志、纪行、政事、山水、送别、怀人、寄赠、唱和、宴饮等各种类型，其中饱含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情感，也记录下作者特珠时期的心理状态。既有表达超旷闲逸情怀的一面，也有关注现实，表达深挚家国情怀之作；既有为政一方的历史陈述，也有空明澄澈、别趣独具的审美感受。无论哪类作品，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记楚地，名楚物，崇楚人，绘楚景，作品中自然呈现出浓厚的荆楚文化色彩。出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崇敬，对屈原辞赋的心仪，故深得屈赋之遗意。
【关键词】 张孝祥 荆楚 思想情感 心理状态 艺术价值 楚人遗意
南宋状元张孝祥作为一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其书法“字画遒劲，卓然颜、鲁”， 熔铸诸家，自成一格，生前身后颇受推扬。其诗、词、文，多有佳作名世，尤其是在荆楚之地的文学创作，得到世人极高的评价。如韩元吉论其诗云：
安国之诗，其几于天才之自然者欤？安国少举进士，出语已惊人，未尝习为诗也……逮夫少憩金陵，徜徉湖阴，浮湘江，上漓水，历衡山而望九嶷，泛洞庭，泊荆渚，其欢愉感慨，莫不什于诗。好事者称叹，以为殆不可及。盖周游几千里，岂吾所谓发其情致而动其精思，真楚人之遗意哉!
认为张孝祥的重要诗作是在荆楚之地“欢愉感慨”之所发，故得“楚人之遗意”。陈应行则言其词：
托物寄情，弄翰戏墨，融取乐府之遗意，铸为毫端之妙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散落人间，今不知其几也。比游荆湖间，得公《于湖集》，所作长短句凡数百篇，读之泠然洒然，真非烟火食人辞语，予虽不及识荆，然其潇散出尘之姿，自在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犹可以想见也。
证之于在荆楚之地的前后词作，言之不虚。门人谢尧仁则对其文章大加赞赏：
于湖先生，天人也。其文章如大海之起涛澜，泰山之腾云气，倏散倏聚，倏明倏暗，虽千变万化，未易诘其端而寻其所穷然从其大者目之，是亦以天才胜者也。
其文章有如此高的成就，其与荆楚文化亦大有关系。虽然人们对于张孝祥的文学创作见仁见智，轩此轾彼，各成一家之言，但无可否认，其最精彩之作大多创作于为官或往来于荆楚之地的时候。这些传世之作深深打上了荆楚文化的烙印而又非为地域文化之所限，故张栻指出：“于湖君英迈伟特，遇事卓然，如箭破的；谈笑翰墨，如风无迹。惟其胸中，无有畛域，故所发施，横达四出。虽然，此固众人之所识也。” 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与独特的艺术价值，仍然值得我们珍视。其文学创作与荆楚文化之关系，也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玩味。
一
张孝祥从京城出任地方官是其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其文学创作的转折点。这一时期作品的创作之地主要在荆楚。综观其作品的主要内容，大抵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描绘自然山水美景，表达自己超旷闲逸情怀的作品。这类作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从前期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转向自我心理的内在净化与超越。
张孝祥生不逢时，在其三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坎坷不断。首先是秦桧在位时，指使党羽以杀嫂谋反的罪名诬告其父张祁，不仅张祁在监狱中受尽百般折磨，儿子张孝祥也牵连受难，幸好秦桧死得及时，才避免了更为深重的灾难。绍兴二十九年（1159），因遭人嫉妒，被小人汪澈弹劾，从此远离政治中心而外任地方官。隆兴二年（1164），张孝祥又遇人生磨难。《宋史》张孝祥本传记载：“会金再犯边，孝祥陈金之势不过欲要盟，宣谕使劾孝祥落职，罢。” 据宛敏灏《张孝祥词笺校》所言，“金再犯边”，再度入淮，已是十月，实际上是此前对张孝祥不满的汤思退暗地里派孙造谕敌以重兵胁和所致，害怕事情败露的汤思退，劾罢张孝祥则成其为打击对手的必然手段。人生遭遇重重打击，恢复中原的政治理想失落，现实的无奈使其本以对“世路如此已惯，此心到处悠然”（《西江月·丹阳湖》）的张孝祥，内在心理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以乾道二年（1166）四月于静江知府任内遭降职放罢，然后泛湘江北归，游永州祁阳浯溪，七夕入衡阳境内而登祝融峰。又自长沙经湘阴，中秋夜过洞庭，写下了系列闲适逸兴之作，真实记录下他内在净化与超越的心路历程。如《水调歌头·过潇湘作》所言“吴山楚泽行遍，只欠到潇湘……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一派潇散出尘之想；《水龙吟·过浯溪》所谓“月华未吐，波光不动，新凉如水。长啸一声。山鸣谷应，栖禽惊起”，以自在如神之笔，写迈往凌云之气，完全陶醉于自然天趣之中。《西江月·黄陵庙》沉醉于“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千里秋江。波神留我看斜阳，唤起鳞鳞细浪”的自然美景，而“水晶宫里奏《霓裳》，准拟岳阳楼上”，已是神仙境界了。当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公认为是《念奴娇·过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词中在描绘了“表里俱澄澈”的洞庭湖景色之后，表达了词人“肝胆皆冰雪”的高洁情怀，境界清疏空阔，情调凄凉萧飒，宋人魏了翁为之倾倒，盛赞此词云：“张于湖有英姿奇气，著之湖湘间，未为不遇。洞庭所赋，在集中最为杰特。方其吸江酌斗、宾客万象时，讵知世间有紫微青琐哉！” 清人黄氏评此词云：“写景不能绘情，必少佳致。此题咏洞庭，若只就洞庭落想，纵写得壮观，亦觉寡味。此词开首，从‘洞庭’说至‘玉界琼田三万顷’，题已说完。即引入‘扁舟一叶’，以下从舟中人心迹与湖光映带，写隐现离合，不可端倪。镜花水月，是二是一？自尔神采高骞，兴会洋溢。” 张孝祥的这首《念奴娇》确实将自然如神之笔，表达出潇散出尘之姿、迈往凌云之气。构筑出了一个光风霁月、表里俱澄澈的艺术境界。清人王闿运甚至说：“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有尘心。” 扬孝祥而抑东坡，其情可想。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表达自己陶醉自然美景的超旷闲逸情怀的同时，还是难以掩抑对世态的厌恶。如《柳梢青》言“富贵功名，本来无意，何况如今”，自然流露出对“富贵功名”的鄙弃。而另一首《柳梢青》亦云：“碧云风月无多，莫被名缰利锁。白玉为车，黄金作印，不恋休呵。争如对酒当歌，人是人非恁么。年少甘罗，老成吕望，必竟如何?”鄙弃“白玉为车，黄金作印”的名缰利锁，表达“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实为源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后来在乾道五年（1169）作《浣溪沙·亲旧蕲口相访》：“已是人间不系舟，此心元自不惊鸥，卧看骇浪与天浮。对月只应频举酒，临风何必更搔头”，实际上是他人生无奈的选择。
第二类是纪行与送别、怀人、寄赠、唱和、宴饮等社会应酬之作，其中饱含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情感。
以诗、词、文纪行是古代文学创作中的常见形式，由于张孝祥往来于荆楚之地，其标题即可见其行程，诗如七绝《早发衡山》《朝谒南岳》《赋衡山张氏米帖》等，词如《水调歌头·过潇湘作》《水龙吟·过浯溪》《望江南·南岳铨德观作》《蝶恋花·行湘阴》《念奴娇·过洞庭》《水调歌头·岳阳楼作》等即是，还有的以地名为题表明行程的，五古如《上封寺》《南台》《朱陵洞》《湘中馆》，五律如《黄州》《东坡》等，词如《西江月·黄陵庙》《浣溪沙·洞庭》《雨中花慢·长沙》等等，通过纪行，展示其人生轨迹，为我们了解研究其在荆楚之域的思想情感提供了可贵的文字依据。纪行之作抒写的是生命的一种流动状态，除了呈现在作品中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外，更多的是流露生命历程中自己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如《史警序》云：“余自荆州得请还湖阴，未至黄州二十里，扁舟遡浪来迎者，故人谈可献也。握手问无恙，命酒相劳苦。略赤壁，泊黄州，望武昌西山。余叹曰：‘壮哉，周公瑾之为丈夫也。一举而三国之势定，使老瞒屏息帖耳，不敢睥睨吴、蜀终其身。’”感叹赞赏周瑜，实乃英雄相惜之故也。荆楚之地的三国遗迹甚多，身历其境，难免会产生许多历史兴亡的感叹。他在黄州写的一首《水调歌头》则是“一吊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横槊，兴废两悠悠。此意无尽藏，分咐水东流。”则有东坡“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之叹。
送别诗中，如《诗送荆州进士入都》言“人才收楚产”，是对“惟楚有材”观念的认同，“簇仗春旗里，看君策治安”，则是对这位荆州进士的勉励！唱和诗中的《贺伯承惠笋》言“楚产惟渠可定交，时时隔壁望烟梢。已烦穉子来相过，更有新诗送岛郊。”也是认为楚人可交，并以唐代著名诗人贾岛与孟郊以喻朋友深情。在湖南为朋友刘珙送行的《清平乐》言“向来省户，谋国参伊吕，暂借良筹非再举，谈笑肃清三楚”，也是劝勉之词。其怀人之作如《有怀》：“故人春梦谁复见，故园梨花二月天。丁祝主人时醉赏，荆州寒食又经年。”这是张孝祥移帅荆南府时怀念长沙知交之作，写得一往情深。《送子云倅荆州》其一：“阅世波流险未涯，爱君悃愊静无华。高门自惜联三戟，飞佩何当乞九霞。乔木世臣馀故国，采蘋齐女甚宜家。君王早晚思前席，会有徵书访贾嘉。”这是写给妹夫子云即韩元龙的一首诗，身在楚境无为军赋闲的张孝祥嘱咐子云：虽然官位不高，又经历了一些人生的波折，但家世曾经显赫，也算是累世修德之臣，现在家庭和睦，机遇可待。最后以汉代贾谊相比，充分肯定了子云的才华与能力，劝勉有加！诸如此类之作，亲切可人，充满了对亲友的一片深情。《鹧鸪天·荆州别同官》云：“又向荆州住半年。西风催放五湖船。来时露菊团金颗，去日池荷叠绿钱。 斟别酒，扣离弦。一时宾从最多贤。今宵拚醉花迷坐，后夜相思月满川。”这是其乾道五年（1169）三月，张孝祥离开荆州时与同官道别之作，虽然在荆州为官不到一年，但与同僚们已是深情绵绵。
第三类则是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真实陈述。这类作品既是其心态的真实记录，也是其为政一方的历史陈述，亦文亦史，别有意味。
张孝祥自二十三岁中状元，为官十五年，虽然几易其职，后来作为地方官，每到一处，都是怀着一颗爱民之诚心，造福百姓，政绩卓著。他的许多文学创作，真实记载了他的为官经历。据《宋史》张孝祥本传记载：“知抚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确，老于州县者所不及”“知平江，府事繁剧，孝祥剖决，庭无滞讼”“知静江府，广南西路安抚使，治有声绩”“知潭州，为政简易，时以威济之，湖南遂以无事。复待制，徙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筑寸金堤，自是荆州无水患，置万盈仓以储诸漕之运。” 以任职荆南知府、荆湖北路安抚使时所作的《金堤记》为例，就是一篇警世之文。文章开头描述 “蜀之水，既出峡，犇放横溃。荆州为城，当水之冲”危险情势，然后实叙乾道四年（1168）二月至五月暴雨给荆州造成“水溢数丈，既坏吾堤，又齧吾城，昼夜澒洞，如叠万鼓”的洪水灾难，虽然文中没有明确记载堤溃之后的灾难程度，但从别筑金堤的情况来看，水灾是非常严重的，实际上，大水冲决寸金堤数处，有的地方冲成深渊，以至于无法填塞，绕开后重新筑堤。但文章的落脚点不在于是如何彻底解决当时荆州沙市的水患问题的过程，而在于揭示人为的豆腐渣工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既成，某进府之耋老，问堤之所以坏。曰：“异时岁修堤，则太守亲临之。庳者益之，穴者塞之，岁有增而无损也。堤是以能久。今不然矣。二月下县之夫集，则有职于是者，率私其人以充它役，或取其傭而纵之。畚锸所及，并宿草与土而去之耳。视堤既平，则告毕工，于是堤日以削，而卒至于溃也。”予感其言，因书之以告来者，使知戒焉。
《金堤记》将官吏徇私舞弊的情节记录在案，并筑亭勒石于壁间，以为警钟长鸣，警示后人。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警示意义。
新金堤修建完毕，张孝祥带领僚吏在荆州城内巡视的过程中，发现国家粮库存在极为严重的问题，作为漕运中心、屯兵之所和粮食集散地的荆州， 其粮仓居然破败不堪，他在其《荆南重建万盈仓记》一文中描述道 ：“上雨旁风，至栋桷委地，而犹藏谷。军士月给皆黑腐，以饲鸡豚且不食。”从而感到当务之急是修好粮仓，确保粮食质量安全。于是，利用朝廷以峡州所买之木，“拆旧屋而新之，合为屋一百五十楹，揭之曰万盈仓。外峻墙垣，内谨扃钥……自湖之南北，江之东西，举无与吾仓为俪者。”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而《荆南重建万盈仓记》则对这万盈仓重建过程中的前因后果，作了真实的记叙。故陈应行评曰：“荆州当虏骑之冲，自建炎以来岁无宁日。公内修外攘，百废具兴，虽羽檄旁午，民得休息。筑寸金堤以免水患，置万盈仓以储漕运，为国为民计也……嗟乎!惟公起布衣，被简遇，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议论风采，文章政事，卓然绝人。历事中外，士师其道，吏畏其威，民怀其德，所至有声。” 既充分肯定了他的政绩与政声，也指出其文章“卓然绝人”的魅力所在。张孝祥的《金堤记》《荆南重建万盈仓记》让后世对当时荆州府治的状况获得了真实的认知，也更了解了这位百姓爱戴的知府大人“恻袒爱民之诚心”。
第四类是表达深挚的家国情怀的作品。虽然张孝祥在荆楚之地的文学创作与前期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但他深挚的家国情怀则是其文学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在荆楚之地也不例外。
他在为官或往来于荆楚之地的许多篇章于写景叙事之中流露出对人民悲苦生活的至深关切。如《劝农》：“我是耕田夫，偶然此为官。饱不知稼穑，愧汝催租瘢。愿言各努力，长年好相年。”《黄州》：“艰难念时事，留滞岂身谋”，《和沈教授子寿赋雪三首》其三：“只今斗米钱数百，更说流民心欲折”等等，心有国忧而念民生，即使是在设醮祈福之文中，仍然念念不忘的是黎民百姓。如《荆州修堤设醮》文中言：“古之南郡，今者西门。控吴蜀之咽喉，兼襄汉之唇齿。兵戈蹂践，阅四十年；版籍凋残，无三万户。属故岁有堤防之失，当隆冬兴土木之工。徭役既多，流亡是惕。”再如《寺观祈雨》云：“全楚之区，频年告旱。望此一稔，慰北群氓。”因此，他的诗文在当时流传甚广，正所谓“其欢愉感慨，莫不什于诗。好事者称叹，以为殆不可及。”
他心系国家命运，仍然创作了很多爱国诗词。如《浣溪沙》：“已是人间不系舟。此心元自不惊鸥。卧看骇浪与天浮。对月只应频举酒，临风何必更搔头。暝烟多处是神州。”本来是想“卧看骇浪与天浮”超然于世的，但是“暝烟多处是神州”，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神州大地仍然烽火硝烟的忧郁。所以有学者认为此作为张孝祥的“压卷之作”“从中可见他生死不渝的神州情结”，亦言之有理。而《浣溪沙·荆州约奉先登城楼观塞》描写秋高气爽之时，与友人奉先一起登临荆州城楼看到的是“霜日明霄水蘸空。鸣鞘声里绣旗红。澹烟衰草有无中。”词人触景生情，深忧“万里中原烽火北”而悲愤交加，“酒阑挥泪向悲风”是他的真情流泻。此词作于乾道四年（1168），正是其任荆南湖北路安抚使，驻守抗金重镇荆州之时。虽与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相比，没有了那股英雄气概与满怀信心，更没有《六州歌头》那种“忠愤气填膺”的愤慨了，但“悲”字中包含了许多难言之隐与忧愤之情。故杨侯胤在《张于湖集跋》中不无伤感地说：“一念忠义，忧于心，发于词，必欲吞虏歼奸，致君尧舜，返板荡、成尧舜而后已。奈何中道告殂，大志未竟。使天假之年，则谢安石、李长源功相辉映，即不然，岳忠武、文文山可相先后也。” 门生谢尧仁也说：“自渡江以来将近百年，唯先生文章翰墨为当代独步，而此犹先生之余事也。盖先生之雄略远志，其欲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使其得在经纶之地，驱驰之役，则同周公瑾、谢幼度之风流” 后期与前期作品不同之处在于后期作品流露出的家国情怀深染着荆楚地域文化色彩。
在荆楚之地，张孝祥留下的名作甚多，上述四类作品无论哪类，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人们通常注重于《念奴娇·过洞庭》这类词中佳作，其实他的散文也有许多上乘之作，除前引作品外，《观月记》也是其代表作之一。
月极明于中秋，观中秋之月，临水胜。临水之观，宜独往。独往之地，去人远者，又胜也。然中秋多无月，城郭宫室，安得皆临水？盖有之矣，若夫远去人迹，则必空旷幽绝之地，诚有好奇之士，亦安能独行以夜，而之空旷幽绝，蕲顷刻之玩也哉？今余之游金沙堆，其具是四美者与？
盖余以八月之望过洞庭，天无纤云，月白如昼。沙当洞庭、青草之中，其高十仞。四环之水，近者犹数百里。余系船其下，尽却童隶而登焉。沙之色正黄，与月相夺。水如玉盘，沙如金积。光采激射，体寒目眩。阆风、瑶台、广寒之宫，虽未尝身至其地，当亦如是而止耳。盖中秋之月，临水之观，独往而远人，于是为备。书以为《金沙堆观月记》。
此文作于乾道二年(1166)，自桂林被免职而北上，经洞庭湖，泊船金沙堆，时值中秋，观月抒怀本为文人雅士的常见现象。本文贵在提出观月“四美”之说：“中秋”“临水”“独往”“去人远”。可谓别出心裁，别趣横生。由黄沙堆积而成的金沙堆，其高十仞，沙色正黄，如黄金般与月光争辉，白玉盘似的湖水，在“光采激射”之下，令人有如入仙境之感。然后说“阆风、瑶台、广寒之宫，虽未尝身至其地，当亦如是而止耳。”昆仑山上的阆风、仙人居住的瑶台、嫦娥的广寒宫，也不过如此罢了。结尾处以“中秋之月，临水之观，独往而远人”之语与文章开头所言“四美”相呼应，浑然圆合。文虽短，而议论、叙述、描写、抒情，如行云流水，运用自如。由此而论，张孝祥不仅“出典藩翰，议论风采，文章政事，卓然绝人”，也能在《观月记》这类文学作品中，创造出一种朗风霁月、空明澄澈、别趣独具的诗境。张孝祥在为官荆南时，曾有《题杨梦锡客亭类稿后》一文论及文章何以为美时指出：“为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则能今而不能古。梦锡之文，从昔不膠于俗，纵横运转如盘中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终亦不出其盘。盖其束发事远游，周览于下山川之胜，以作其气。所与交者，又皆当世知名士，文章安得不美耶？”盛赞杨梦锡之文美，实乃夫子文法自道也！
二
张孝祥在荆楚之地的文学创作记楚地，名楚物，崇楚人，绘楚景……自然呈现出浓厚的荆楚文化色彩。这当然与他“历衡山而望九嶷，泛洞庭，泊荆渚”等经历有关，前述纪行之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他深受荆楚文化的浸润，而深爱着这一片文化土壤，或“酌楚酒，扣湘弦”（《鹧鸪天·送陈倅正字摄峡州》），或“宜呈楚舞，再鼓湘弦”（《句曲》），或“佩解湘腰，钗孤楚鬓”（木兰花慢·离思），或欣赏“郢中绝唱，阳春白雪”（《念奴娇·再和》），甚至多次在书信往来中自我谦称为“楚之鄙人”，如《代总得居士上沈相》云：“某也，楚之鄙人也。声名无闻于时，问学不足以取世资”，《代季父上陈枢密》云：“某也，楚之鄙人也。青衫白发，尘埃一命之选，盖将三十年”即是，以楚人自许，以至于“荆江便作松江看”（《荆南宴交待方阁学》）了。韩元吉在《张安国诗集序》中指出：“楚之地富于东南，其山川之清淑，草木之英秀，文人才士，遇而有感，足以发其情致而动其精思，故言语辄妙，可以歌咏而流行，岂特楚人之风哉？亦山川之气或使然也。” 证之于《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
湖海倦游客，江汉有归舟。西风千里，送我今夜岳阳楼。日落君山云气，春到沅湘草木，远思渺难收。徒倚栏干久，缺月挂帘钩。 雄三楚，吞七泽，隘九州。人间好处，何处更似此楼头？欲吊沉累无所，但有渔儿樵子，哀此写离忧。回首叫虞舜，杜若满芳洲。
这是乾道五年（1169）三月，张孝祥倦于仕途，请求回乡侍亲获准，乘舟路过岳阳楼吊古伤今的感怀之作。无论是君山的云气、沅湘的草木、芳洲的杜若，还是岳阳楼头的栏干、帘钩、缺月，都激发他无尽的联想。他想到了九疑山的虞舜，更想到了屈原“信而被谤，忠而见疑”而悲剧以及屈原赴水之前与渔夫的对话，尽管心情是悲凉的，但他身历“雄三楚，吞七泽，隘九州”的荆楚山川，仍在词中抒写出磅礡大气的生命感受。而在另一首《水调歌头·泛湘江》中，“濯足夜滩急，晞发北风凉”，直接化用《渔父》中“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与《九歌》中“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的句意。而“吴山楚泽行遍，只欠到潇湘”，可见其对湘江的期待之情。当心愿得以实现，亲临屈原当年的游历之地，笔锋一转：“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化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与《庄子·齐物论》中“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的句意。“制荷衣，纫兰佩，把琼芳”，直接用屈骚诗句，而“湘妃起舞一笑，抚瑟奏清商。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借用《楚辞·九歌》之中的形象，既曲折婉转意蕴深长地表达了对屈原作品的心仪，同时也表达了对屈原崇高人格精神的礼赞，而寄寓其中的是与屈原相同的满腔悲愤与高洁情志。
在楚之“文人才士”中，他受屈原的影响最深。如《金沙堆庙有曰忠洁侯者，屈大夫也，感之赋诗》：
伍君为涛头，妒妇名河津。那知屈大夫，亦作主水神。我识大夫公，自托腑肺亲。独醒梗群昏，聚臭丑一薰。沥血摧心肝，怀襄如不闻。已矣无奈何，质之云中君。天门开九重，帝曰哀汝勤。狭世非汝留，赐汝班列真。司命驰先驱，太一诹吉辰。翩然乘回风，脱迹此水滨。朱宫紫贝阙，冠佩俨以珍。宓妃与娥女，修洁充下陈。至今几千年，玉颜凛如新。楚人殊不知，谓公果沉沦。年年作端午，儿戏公应嗔。
屈原为忠洁侯，乃宋神宗所封。金沙堆建水神庙，祀奉屈原为水神。孝祥自广西北归，路经洞庭湖中的金沙堆，感而赋诗，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诗中化用《渔父》《离骚》中的诗句如“众人皆醉我独醒”“君之门以九重”，借用《九歌》中的人物如云中君、司命、太一、娥皇、女英等，意在对屈原“沥血摧心肝，怀襄如不闻”的同情，对“群昏”“聚臭丑”的批判。
出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崇敬，对屈原辞赋的心仪，使其在创作时，深受其影响。如《金沙堆》从“岂与息壤同生兮，为上帝之所私？”到“将神龙之攸居兮，百鬼夜筑而守之？”接连提出六问，实为《天问》影响所致。《赋王唐卿庐山所得灵壁石》描绘其“湘江竹深韶不传，后夔神禹飞上天……於乎不知几千年，奇形异质鬼所镌。青虬赤虎遭缚缠，蹙筋怒爪身拘挛。自从胡尘障中原，神物变化随云烟……空山无人下群仙，似梦非梦或告旃。”将灵壁石描绘得如神如仙，如梦如幻，深具屈骚诡谲浪漫的奇幻色彩。韩元吉《张安国诗集序》云：“屈平始为《离骚》，荀卿、宋玉又为之赋，其实诗之余也。至其托物引喻，愤惋激烈，有风雅所未备，比兴所未及，而皆出于楚人之词……（孝祥）诗清婉而俊逸。其机杼错综，如茧之方丝；其步骤蹀躞，如骥之始驾。若夫天假之年，施藻火而御和鸾，其谁曰不宜……嗟乎!士大夫或未识安国，咏其诗而歌其词，襟韵洒落，宛其如在，亦足以悲其志之所寓，而知其为一世之隽杰人也。”汤衡《张紫微雅词序》云：“衡尝获从公游，见公平昔为词，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初若不经意，反复究观，未有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登无尽藏》《岳阳楼》诸曲，所谓骏必踔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由此可见，张孝祥的文学创作与屈原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张孝祥在荆楚之地所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与复杂的情感心理。无论是他描绘自然山水美景，表达自己超旷闲逸情怀的作品，还是纪行与送别、怀人、寄赠、唱和、宴饮等社会应酬之作，或是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真实陈述，以及他一生一以贯之的表达深挚的家国情怀的作品，无不打上了荆楚文化印迹，韩元吉所谓“发其情致而动其精思”，实乃“楚人之遗意”是也，而影响之深者莫过于屈赋。他同情人民悲苦生活的诗句，源于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他那些超旷闲逸之作，何尝不是屈原“蝉蜕尘埃外”的心理再现，他的“谈笑肃清三楚”的意念，亦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追求，他的“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完全可以理解为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同意表达。美人香草意象的选择，漫浪奇幻的艺术形式，无不承继于屈赋。然而，张孝祥生活的时代毕竟不是屈原的时代，张孝祥也不可能有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楚人个性，但他在荆楚之地创作的所有作品，无不体现出屈赋“衣披词人”的影响所在、魅力所在。
（作者：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长江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