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美教授的《中国古代荆楚文学家族研究》一书是其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202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继其博士论文《豪族社会的文学折光——东汉家族文学生态透视》之后，在文学家族研究领域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力作。

该书以当代湖北地域范围内的古代荆楚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文学家族群体展开全面系统研究。“一方面以个案分析和整体研究相结合，梳理出荆楚历史上文学家族的总体概貌和基本表现，探讨文学家族得以产生的契机、文学家族的特点、家学传承的典型性、家族的当下和历史影响等问题；另一方面从地域、文化地理学等角度，结合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从家族文学的变迁中寻觅出荆楚文化的某些发展特征及内涵，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家族传承的特点和对当今社会的启示。”从而使这部近50万字的学术专著填补了荆楚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共九章。上编三章，通过历代史书、方志，再结合作品总集、谱牒、碑铭、笔记、文集、专题汇编等文献资料，对古代荆楚文学家族作了一个尽可能全面地搜索和梳理。从东汉至清朝，共统计出277个文学家族，并对家族主要成员、人物关系、生平经历、文学创作等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又列出古代荆楚文学家族概览总表，清晰地呈现出古代荆楚文学家族的基本概况。这是一项辛苦而精细的艰巨工作，因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长、地域范围广，资料庞杂又良莠不齐，很多人物记载不详或缺失……有些人物记载相互矛盾，有些记载与作品总集存在舛误等”，仅根据《中国地方志集成》中湖北各地的方志就有67册之多。查阅如此庞杂的文献资料，并爬罗剔抉，查疑补缺，勘误辨正，充分展示出一位真正的人文学者应有的学术素养与严谨的治学精神。其所体现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十分凸显，它不仅为荆楚家族文学的系统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与未来可能在此基础上开展的选题方向，更为荆楚文化研究拓展出新的学术研究空间。

中编四章，是在庞杂文献资料的梳理基础之上，对古代荆楚文学家族进行的文化地理学的宏观历时性考察与横向比较。如基于《中国文化世家》所作的量化分析，比较荆楚与中州、齐鲁、三晋等11个地域文化世家，得出的结论正如梁启超所谓“湖北与中国各省文化之程度比较，适或水平线列于不高不低之地位间”的评判吻合，同时也证明《湖北通志》“论湖北之人才，春秋楚为首，三国时次之，明又次之”的结论是正确的。其中也有荆楚文学家族代际构成、性别构成、仕宦构成、兴起方式、迁入与流动、处世特点、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形成和兴起原因等方面的深度分析和论述，从而揭示古代荆楚文学家族的基本特点与荆楚文化的某些特质。如在第五章中，以江夏李氏家族为代表进行剖析：自三国时拜将封侯的李通开始，一直绵延至唐代李善、李邕等子孙数代，可谓数世延续。无论是家族传承，还是文学成就，江夏李氏家族可以说是古代荆楚早期文学家族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而竟陵以谭元春为首的兄弟六位，一代多贤，时人称谭氏兄弟为“六龙”，由明入清，延续了七代。他们没有门阀士族制度的依托和门第优势，而是以科举成功而世代仕宦，保持家族文化传统而世代绵延。由此充分呈现出文化传承在家族延续中的意义所在。

任何文化现象背后总有其成因。在探寻这些文学家族形成的原因时，从教育科举、文人交游（文人集团、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的参与形成的交游）、家风和家学的重视与传承，以及家族成员作品的编撰与刊刻等方面作了重点分析。同时认为：荆楚文学家族是在荆楚文化的滋养下生成、发展起来的，受到荆楚地理环境、风俗文化、政治经济、文学观念等影响，从而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虽然没有就各种因素作充分的展开论述，但要言不繁，文脉清晰，其理甚明。

下编两章，从明清文学家族中选出黄梅喻氏家族与汉阳叶氏家族进行个案分析，可以说他们就是古代荆楚文学家族和士人生活状态的生动写照。他们的文学创作典型地呈现其生存状态、思想意识（包括对社会、人生与自然的体验与感悟）与艺术成就，具有文学家族的代表性。以对黄梅喻氏家族的研究为例，从清初到民国，其家族经历了九世的发展，从前三世“乐善好施、德高望重”的初兴阶段，到中间三世“科举蝉联、文人辈出”的兴盛阶段，再到“祖辈之泽、衰而未斩”的式微阶段，全面考察了喻氏家族的盛衰荣枯，揭示出一个家族与一个朝代相始终的微妙关系。其结论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文学世家的兴起都不是偶然的，文学世家的成长也不会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于是，从黄州的经济环境与文教盛况等外部因素与喻氏家族的内在文化传统等方面寻找答案，从而揭示荆楚文化的某些特性及文学家族的独特风貌。然后，以喻文鏊、喻元鸿父子俩的诗文创作为解析对象，来论述以他们为代表的喻氏家族的文学成就，他们的作品既有歌咏山水田园之美的隐逸心态，抒写心系民生、忧念社稷的忧患意识，也有情牵荆楚、顾念亲友的家园情怀，尤其是忧心国家民族、批判现实之作，至今仍令人振聋发聩，如喻元鸿的《敦风化论》列举世风日下的诸多时弊后云：“夫从来一朝始兴，人心大多淳厚，因之规矩亦大多整肃，故其俗茂美。太平日久，人心渐肆。礼教亦因之渐驰。诸如此弊，吾不知滥觞何日？作佣何人？不有贤士大夫出而振作之，乌知其伊于胡底……吾不知风气何日可挽回，挽回风气者当属何人责也？此真可长太息者也。”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叩问天下，忧思罔极，大有屈原当年“长太息以掩涕兮”之慨。

对喻文鏊、喻元鸿父子俩的诗文创作的个案解析，足以说明：“喻氏家族是古代荆楚文化发展、文学繁荣的一个小缩影……既受荆楚文化的熏陶影响又深刻地反映着荆楚文化，体现出清代湖北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折射出清代荆楚地域文学的基本样貌”“他们的优良文风和风骨气节与荆楚文化相互成就，绵延不绝，是荆楚文化传承和发展进程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结论无疑是正确的，这种个案解析与前面的宏观考察形成互补互现，相得益彰，起着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

《中国古代荆楚文学家族研究》是一项对荆楚文学家族进行整体演进过程的开创性研究，这不仅丰富了对地域文化领域的研究，对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更是对中国文学研究新视角的延伸和新问题的聚焦。如果说在对“荆楚文学家族研究”这个总课题之下，开展对每个朝代的文学家族与每个个体的文学家族进行研究则可以避免“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弱点，而使其研究得以系统深化下去。事实上，吴桂美教授的博士论文《豪族社会的文学折光——东汉家族文学生态透视》就是此前做的对朝代家族文学研究的一种成功尝试。如果再转换一下视角，从影响史的角度将屈原、宋玉对荆楚文学族与家族文学的影响作一个独立的纵向研究，也是富有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课题。因为“古代若无屈、宋，则文学史决没有那样灿烂；而楚民族若无屈、宋，则楚文学也决占不到重要的地位。”（陆侃如《屈原与宋玉》）前人言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虽然受儒学广泛而深远的意识形态束缚、科举考试制度的限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后世的文学家族中很难见到屈、宋“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家族文学，但荆楚文学家族成员的人格塑造与文学创作毫无疑问是沾溉于屈、宋的。这应该是一个与荆楚文学家与家族文学有着紧密关联而又值得思考的问题。期待将来在《中国古代荆楚文学家族研究》的启迪之下会有更多相应的学术成果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