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乐舞文化整体性建构的标志性成果
——评杨名《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研究》
刘玉堂*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研究》一书，是楚乐舞研究从零散考证走向整体性建构的标志性成果。书中体现了楚乐舞研究的时空观念和求异思维，具有跨学科性和整合性。该书首次梳理了楚地乐舞文化的发展历程，构建了完整的乐舞史发展脉络；同时探讨了楚地乐舞文化的内涵，剖析了楚乐舞的文化功能，揭示了乐舞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层联系。该书丰富了楚乐舞文化研究的内容，拓展了楚文化研究领域，为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也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研究》；楚乐舞研究；整体性建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楚文化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领域，涌现出一批杰出学者，在楚史、楚哲学、楚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相较于楚辞学、楚史研究的深入，楚乐舞的研究长期处于零散化、片段化的状态。杨名博士《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研究》一书的出版，恰好填补了这一学界的空白，标志着楚乐舞研究从零散考证走向整体性建构。
该书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研究”（18FYS015）的最终成果。全书共九章，立足于区域文化研究视角，对上古至现当代的楚地乐舞展开了地域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解析，并在大量文献文物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出完整而系统的楚地乐舞历史脉络。书中以纵横两条线索结构全篇：纵向以时间为线，探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背景下楚地乐舞的发展状况与文化内涵；横向以空间为纲，将楚地乐舞与同时期其他区域乐舞进行比较，分析其在中国传统乐舞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该书的出版，为楚文化研究又增添了一份亮眼的成果，也为当前的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一
1991年在湖北武汉召开的首届中国楚文艺研讨会上，来自北京、湖北、湖南、江苏、贵州等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就楚文艺的精义与特征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和自由争鸣。黄中骏先生针对楚乐舞研究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研究楚乐舞要有一定的时空观念，要考虑民族迁徙与文化对流、整合、融摄、变异的关系，开展比较研究是必要的，只有“求异”，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各自的文化特质。[1]三十多年后，当我阅读《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研究》一书时，十分欣慰地发现学界前辈的时空观念和“求异”思维在书中有极好的体现。“研究楚地乐舞文化，需要整理相关的乐舞史料，分析乐舞的艺术特征，探究其文化背景及流变传承，并考察其地域特性。”[2]作者的这一研究思路使楚乐舞研究具有了更宏观的视野，也使研究的拓展和突破成为可能。书中的内容极为宏富，时间跨度大、研究范围广，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支撑，也需要大量的文献、文物资料作为论据，这既是对作者的极大挑战，也是本书学术价值的基石。
书中首次梳理了楚地乐舞文化的发展历程，建构了较为完整的学术框架。从时间发展上看，本成果梳理了自上古至现当代楚地乐舞活动的发展流变情况，并将不同时代节点的楚地乐舞文化特征进行比较，以严谨的学术精神“求异”，寻找楚地乐舞在不同时间段的不同特征，研究这种发展变化的成因、结果及影响；而在横向视野中，本书将楚地乐舞文化与黄河流域及其它地区乐舞文化相比较，分析其中的渊源关系与差异性，并探求形成异同的成因。这种时空交互的研究方法正是楚乐舞研究的时空观念和求异思维的具体表现。
对研究视野的拓展是本书的又一大特色。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楚地乐舞”，而并非“楚乐舞”，这是颇有深意的。大多数时候，学界对楚乐舞的研究集中于先秦楚国存续期间的乐舞，又因为汉代乐舞是对楚乐舞的承继，所以汉乐舞也时常作为楚乐舞研究的旁证。然而，在楚国灭亡之后、汉代灭亡之后，楚乐舞是否也随之亡佚，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作者正是发现了这个可能使人质疑的问题，所以以“楚地”冠于“乐舞”之前，体现出本书是地域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同时也肯定了在楚地这片沃壤上，乐舞文化是深深植根而绵延不绝的，它不会随着楚国的灭亡而消失，只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流变、生生不息。因此，本书描绘出一幅楚地乐舞在五千年时间长河中的发展历程图，为我们呈现出楚地乐舞文化的宏大画卷。书中突破了以往楚乐舞研究多集中于先秦两汉的时段限制，将研究范围上溯及远古、夏商，下拓至魏晋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乃至现当代，形成了真正意义上“通古今之变”的文化史叙述。这种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使楚地乐舞不再是孤立的文物碎片和文学意象，而真正成为一条绵延不绝、因时损益的文化长河。作者指出，楚地乐舞文化经历了“由区域到全国，再由全国收缩回归楚地”的循环历程，这一宏观概括是对楚地乐舞文化时空流动的清晰总结。
作为一部艺术史研究著作，本书综合运用了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具有跨学科性与整合性。在史料运用上，作者不仅广泛征引《楚辞》《乐府诗集》《荆楚岁时记》《山海经》等传世文献，更注重结合大量音乐文物、图像资料以及民族志材料，形成了文献、文物、图像、田野相互印证的立体研究格局。特别是在第一章“上古时期：楚地乐舞文化的萌芽”中，作者通过对出土的摇响器、陶哨、陶埙等原始乐器的分析，结合《山海经》《世本》《史记》等文献中的乐舞记载与传说，重构了先楚时期乐舞文化的原生状态，体现了考古学与神话学相结合的独特路径，弥补了上古楚乐舞研究的不足。
本书以“楚地”为核心概念，但并未局限于地方文化研究的视角，而是将楚地乐舞置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加以考察。作者敏锐地把握了楚文化“亦夷亦夏”的双重属性，既揭示了楚地乐舞与中原礼乐文化的渊源关系，又着重分析了其“信巫鬼、重淫祀”的独特个性，既关注到楚乐舞向全国的扩散传播轨迹，又分析了其在流变过程中的适应性转化。这种研究理路为区域文化研究如何超越地方局限、参与国家叙事提供了范例。
二
该书的重要理论成就在于梳理出楚地乐舞文化发展的完整脉络和清晰历程。书中认为，中国古代楚地乐舞文化并非线性演进，而是经历了“由区域到全国，再由全国收缩回归楚地”的螺旋式循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楚地乐舞”与“楚乐舞”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但是若完全将“楚地乐舞”与“楚乐舞”等同则是不严谨的。这一观点贯穿全书始终，构成了理解楚地乐舞发展历程的总纲。
先秦时期，是楚地乐舞从区域走向全国的第一次扩张。作者指出，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地乐舞文化的第一次高峰，战国中后期是楚乐舞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其从区域文化扩大为全国文化的关键阶段。楚国本起于草莽山林，经历了历代楚人的奋斗，逐渐“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3]不仅带来了政治版图的扩大与夷夏文化的融合，更推动了楚乐舞向中原地区的传播。与此同时，楚地民间乐舞欣欣向荣，文人对民歌的模仿创作更是加速了楚地乐舞的发展。书中详细考证了《诗经》“二南”乐歌中的楚地风貌，指出《周南》《召南》可能是周王室采自江汉地区的民歌，经礼乐化改造后成为华夏正声的组成部分，揭示了楚地乐舞早期参与华夏礼乐建构的史实。
书中还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楚乐舞民俗化与礼仪化的双重进程。一方面，楚国宫廷乐舞高度发达，“钟鼓之乐”既有对华夏礼乐的继承，又有适于楚地的发展，其演奏规模和艺术创新堪与中原媲美，楚地大量出土的编钟、编磬、建鼓等乐器，证明了楚乐在音律体系、乐器制作上的卓越成就；另一方面，“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4]楚地巫舞又以其神秘的原始魅力对中原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屈原《九歌》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楚地巫祭乐舞的活态记录。作者认为，楚地兼具“雅”“俗”双重品格的乐舞文化，是楚文化突破地域限制，逐步辐射周边，进而影响中原文化的重要因素。[5]
秦汉至隋唐是楚地乐舞逐渐国家化与经典化时期。作者以详实的文献考证重构了楚声在汉代的流行情况：从高祖刘邦衣锦还乡时“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史记·高祖本纪》）[6]的《大风歌》，到汉武帝行幸河东，与群臣饮宴时自作的《秋风辞》[7]，再到相和歌中以“楚调”为代表的声乐体系，还有《郊祀歌》与房中乐中的“楚声”元素，楚乐舞实际上构成了汉代乐舞文化的基础。作者在书中进一步分析了楚声在秦汉之际广泛流行的原因，并敏锐地指出，汉代“楚声”已非先秦楚地的原貌，而是经过宫廷乐工改造、融合中原音律的再创造，汉舞也是对楚舞的继承与改创。楚乐舞在汉代已经突破了地域限制而成为全国性的乐舞范式，正说明“楚文化的某些个性，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些共性了。”[8]
书中指出，唐代是楚地乐舞概念化、符号化的重要时期。唐代胡乐盛行，但楚乐舞在唐人心目中仍是高妙艺术的代表。作者通过对《竹枝词》《采莲曲》《激楚》等曲目的考证，揭示了楚地民歌在唐代的流变。尤其是刘禹锡贬谪朗州期间创作的《竹枝词》，使这一源于巴渝、流行于楚地的民间乐歌进入文人视野，更开启了“竹枝词”这一诗歌体裁的千年传统。作者特别关注到，唐代楚地乐舞已出现“符号化”的趋势——在北音胡乐的冲击下，楚乐舞逐渐淡出了唐人的舞台，却在文人的笔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它不再是感官娱乐，而成为承载“楚骚”记忆、寄托文人情怀、象征南方风情的文化符号。这种从“乐舞姿容”到“文学意象”的转化，预示着楚乐舞在宋代以后的功能转型。
宋元明清时期，楚乐舞经历了“收缩——回归——重构”的复杂过程。宋代以后，随着乐舞表演的衰落和戏剧的兴起，楚乐舞也逐渐丧失其全国影响力，“文化独立性也渐渐遗失”。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未简单将宋代以来的楚乐舞视为“衰落”，而是肯定了这一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地方化重构：一方面，楚地乐舞与戏曲艺术合流，在荆楚地方戏中保留了其乐舞的基因；另一方面，楚地巫祭传统在道教仪式、民间信仰中延续，武当道乐的隆盛也可视为楚地乐舞的新发展。
明清时期楚地乐舞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较之前大为削弱，呈现出向楚地回归的态势，但仍在持续发展。书中阐述了此时楚地乐舞文化的新变：随着楚地乐舞文化民俗化、地域化特征的加强，楚地乐舞文学更注重对民俗和地域风俗的展示，《竹枝词》的创作再度繁荣，楚地文人的词曲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楚地民间乐舞的艺术水平较前代虽无提高，但其中鲜明的娱乐意味、民俗风情和生活气息却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作者通过对地方志、《竹枝词》等文献的梳理，揭示了楚乐舞从宫廷艺术向民俗活动转化的轨迹，指出这种收缩与回归并非文化的消失，而是一种重构和存续。
该书最富现实意义的部分在于第九章中对现当代楚地乐舞文化的考察。作者将20世纪以来的楚乐舞发展置于社会变革的宏大背景下，分析了楚地文化先驱们的文艺思想和乐舞活动，阐述了革命战争时期楚地人民在血与火中的艺术追求，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楚乐舞艺术的新生与繁荣，进而探讨了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当代楚地乐舞的复现与创新。作者特别关注楚乐舞在当代的活态传承问题，通过对薅草锣鼓、马山民歌、峡江号子、地花鼓、采茶歌舞、巫音喇叭等活态乐舞的田野调查，指出楚地乐舞文化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面临着传承断层、商业化侵蚀、文化隔阂等挑战，并由此提出了深刻的思考。这种古今贯通的研究视野，使该书超越了单纯的乐舞史研究，而具有了文化保护的实践意义。
三
对楚地乐舞文化内涵的探讨及文化功能的剖析是本书的又一成就。书中认为，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楚乐舞的艺术形态逐渐由“姿容之美”向“文化符号”转化，楚乐舞的文化功能则呈现出“巫祭——礼乐——民俗”的嬗变。作者立足于艺术审美的第一视角，肯定了作为可感知的音乐舞蹈实体的楚乐舞的艺术成就，又在对不同时代下楚乐舞的梳理中，发现楚乐舞逐渐向文化记忆与文学意象转化，成为文人关注的乐舞符号。“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和许多哲学美学的问题一起，只能在场域的社会史中得到解决。”[9]《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研究》一书并未囿于单一的艺术视角，而是将楚地乐舞置于宗教、政治、社会结构的宏观背景下，揭示了乐舞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层联系。
书中认为，上古至先秦是楚乐舞巫祭功能的主导期，而先秦至两汉是楚地乐舞姿容之美的具象化呈现时期。楚地乐舞起源于巫祭，这是学界公认的观点，但对楚乐舞早期形态与原始宗教之关系的研究并不多。书中通过对《山海经》《楚辞·九歌》《离骚》等文献的重新解读，结合对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音乐文物的详细分析，绘制了上古楚地以舞通神的宗教图景。书中认为，楚地乐舞具有“人神合一”的特性。同样是祭祀乐舞，楚地乐舞注重“万物有灵”的情感依托，而中原礼乐强调“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10]的肃穆仪式，这说明了楚地祭祀乐舞与中原祭祀乐舞文化根基的不同。
因此，在魏晋之前，楚地乐舞长期以完整的视觉、听觉形式存在，具有鲜明的感官性、审美性和娱乐性。作者通过对出土乐器形制及大量古籍文献的分析，指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已建立了严密的宫廷礼乐体系，这种体系既源于中原礼乐，又有极大的变通；作者又结合出土图像资料详细考证了“三道弯”“翘袖折腰”等楚舞审美范式的形成，分析了曾侯乙墓鸳鸯盒乐舞图、河南南阳汉画像石乐舞图中的动作特征，得出了楚舞具有“飘逸、灵动而神秘”“柔中带刚”的审美基调。
作者认为，汉代以来，楚地乐舞的礼乐功能逐渐强化，这是汉代中央统治者对楚乐舞偏好的结果。汉代的楚乐舞并没有失去活力而成为礼乐符号，而是焕发出新的生机。汉代俗乐大兴，楚地乐舞作为娱乐乐舞的代表受到普遍欢迎，在宫廷宴乐中盛演不衰；与此同时，“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11]，楚地乐歌也成为了汉代郊祀礼乐的组成部分。楚乐舞在汉代的延续和发展，与楚文化在当时的影响力、汉代上层统治者与楚地的密切关系都有一定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楚地乐舞从“乐舞姿容”向“乐舞符号”转化的过渡期。书中指出，这一转化可能与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有关，上层文人的宴饮集会使乐舞成为诗文吟咏的重要内容，乐舞也越来越多地被以文字形式记录和传播。书中以《采莲曲》的演变为例，详细论证了这一转化过程：楚辞中即有楚人采莲的意象，汉乐府《江南》是楚地采莲劳动的乐歌，而南朝乐府民歌中，采莲逐渐发展为纯粹的娱乐活动；与此同时，“采莲”也由真实的劳动而转化为文学意象，在南朝乐府的西曲歌中，“采莲”这一意象常与男女情爱有关，描写的是对采莲之景的想象，而到了唐代，随着文人创作的介入，《采莲》乐舞有了更规范的演唱形式和舞蹈形制，更适于室内表演，已不再是劳动歌舞。至此，“采莲”“采菱”承载着唐人对楚地乐舞的赞美和对楚地风情的想象，演变为寄托文人情怀的文学符号。
在第七章、第八章中，作者指出了宋元明清时期楚乐舞符号的抽象化与重构，以及民俗功能的凸显与转变。书中认为，宋代以后楚地乐舞的符号化趋势进一步加深，这与乐舞表演的衰落和市民文化的兴起有关，也与唐代北方文化的强势影响力限制了楚地文化的发展有关。楚地乐舞的形态姿容逐渐失传，但其文化符号却在文学、戏曲、民俗中以新的形式存在。“楚舞”“楚歌”“竹枝”“激楚”成为诗词中的常见意象。宋代文人诗词中常见的“楚优”也说明了楚地的戏剧艺术是极为常见的。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兴起和市民文化的繁荣，乐舞脱离了宫廷的限制，成为民间社会自我娱乐、凝聚认同的重要方式，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楚地乐舞与岁时节令、人生仪礼深度结合，其民俗功能进一步凸显，在楚地民间的迎神赛会、婚丧祭祀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这说明宋代以后楚地乐舞的功能再次发生深刻变化。民俗活动中的楚地乐舞往往以“娱神”为名，实则是以“娱人”为实，乐舞的文化功能从“沟通人神”转向“凝聚人群”。这说明楚地民间乐舞已经逐渐淡化了“乐舞姿容”的审美意味，而成为社会认同、商业交易、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体现了乐舞功能的社会化拓展。
书中对楚地乐舞文化内涵及文化功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尤其是楚地乐舞“符号化”这一观点的提出，对楚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长期存在保护、还原原始形态和允许其在传承中创新的争论。书中提出的“楚乐舞符号”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乐舞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物质形态的保存，更在于其文化符号的延续与再诠释。楚地乐舞历经数千年，其舞姿、曲调可能已难以复原，但其飘逸、神秘、浪漫的审美特质，以及其巫祭、民俗、抒情的功能属性，作为文化符号已深深嵌入中华文化的记忆之中。当前楚地乐舞的保护不应局限于复原古代舞姿，更应关注其文化符号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
四
楚文化是中华几千年文明之中一朵惊采绝艳的奇花，“文脉贯注于文化创造中，血脉激活于生命智慧里，根脉滋长于公序良俗间，历千年而不竭，亘万古而常新”[12]。杨名博士的研究很好地诠释了：传统不是僵死的文物，而是流动的灵感；文化保护不是封存记忆，而是激活基因。《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研究》一书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启示——如何让古老的楚乐舞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生命力？如何开辟楚乐舞研究、复现和保护的新途径？该书正是深刻地思考这些问题、谨慎地正视这些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该书丰富了楚乐舞文化研究的内容，并拓展了楚文化研究的领域。对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的整体研究，突破了楚乐舞研究仅着眼于楚国乐舞的传统，拓展了楚乐舞文化研究的范围，也使楚乐舞研究更具有完整性、历史性。书中还探索了乐舞史研究的新途径：乐舞史研究通常以时间为线，研究乐舞发展的主流现象，而对区域乐舞的关注不够，该书则以楚地乐舞文化历程为研究对象，以时间、空间两条线索结构全篇，既以乐舞文化的历史发展为基础，又将研究内容集中于楚地，同时兼及了不同时间段乐舞个案的研究，对乐舞史研究途径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书中对楚乐舞研究内容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并进一步规范了相关概念。作者清晰地界定了“楚地乐舞”的范围和概念，探讨了汉乐舞中的楚乐舞元素，分析了楚乐舞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并研究了汉代之后，魏晋南朝、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时代楚地乐舞发展和流变情况，探讨了楚地乐舞的地域性、民俗性特点。书中第九章进一步延伸了楚地乐舞的研究，考察了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楚地乐舞带来的变化，探讨了战争年代楚地乐舞的新发展，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楚地乐舞的传承和发展现状等。这些都是对现有楚文化研究的重要拓展和补充。
当然，《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研究》作为一部楚乐舞史的拓荒之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可拓展之处。例如，在区域比较方面，该书虽提及楚地乐舞与中原、吴越、巴蜀乐舞的关系，但系统性比较仍有深化空间；在现当代部分，由于口述史料收集的困难，对20世纪后半叶楚地乐舞的传承谱系、风格流派的梳理尚显粗疏；在理论建构方面，对楚乐舞文化与现有音乐学、人类学理论的关系的探讨还可进一步加强。
然而，这些微瑕并不影响该书的重要学术地位。《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研究》为荆楚地区乐舞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对系统整理、还原保护楚地传统乐舞有重要意义，为乐舞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提供了思路，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积极意义。总体而言，《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研究》具有宏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史料基础和创新的理论建构，是一部优秀的学术专著，更是一份关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刻思考。期待杨名博士的下一部楚乐舞研究著作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1]刘玉堂.首届中国楚文艺研讨会综述[J].文艺研究,1992(2).
[2][5]杨名.楚地乐舞文化历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109-110.
[3][10]陈戍国.四书五经[M].长沙：岳麓书社,2023:777,25.
[4]（汉）刘向辑，（汉）王逸注，（宋）洪兴祖补注，孙雪霄校点.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65.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89.
[7]逮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325.
[8]张正明.楚文化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8:294.
[9][法]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353.
[1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045.
[12]刘玉堂.楚脉千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