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
——读徐文武教授新著《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
谭宝刚
（贵州民族大学 图书馆；贵州 贵阳 550025）
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大型学术丛书“世纪楚学”（12部）是2010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同时也是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该丛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新世纪楚学研究的面貌，是楚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该丛书中收入了徐文武教授的专著《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该书采取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充分利用最新的出土文献资料,引用资料翔实而论证逻辑严密,得出的观点颇为新颖，是这套丛书中极有份量的成果。
徐文武先生在2003年曾出版过一部《楚国思想史》，在学术界引起过一定的反响。近10年来，随着大量地下出土文献的面世，特别是一批楚简材料的整理发布，很多原有的学术观点重新得到审视。作者在《前言》里列举了大量出土楚简的内容后总结说:战国楚简的大量面世,至少可以使我们对楚国思想和学术确立如下三点认识：其一,楚国为先秦时期南方思想与学术中心；其二,楚国思想与学术的主流,其根柢是商、周王朝正统的王官之学；其三,儒家思想在楚国主流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上述“三点”认识，尤其是后面二点非常有创见性。
徐文武先生在引用了大量的战国楚简材料后指出：“楚国思想与学术的主流是与中原思想文化一脉相承的。”这是对过去学界强调楚文化地域性特点的一种有力颠覆；而徐文武先生提出的“儒家思想理应归入楚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中”的观点,则是对过去“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归入楚文化的核心构成要素”的反证。20世纪80年代,楚学大家张正明将楚文化的核心构成归纳为“六大要素”,也称为“六大支柱”。在“六大要素”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作为楚人在思想领域的最高成就,归入楚文化的核心构成要素。然而,在出土的楚简文献中,儒家文献占据绝对的优势,道家文献并不多。仅从出土文献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儒家文献与道家文献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应该反映出了儒家和道家在楚国主流思想构成中所占比例的实际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楚国主流思想中,儒家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道家思想居于其次。基于以上事实，作者提出关于楚文化核心构成的新的观点：“既然儒家思想在楚国主流思想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那么,儒家思想理应归入楚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中。”作者主张把楚文化“六大要素”中“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改为“儒家和道家的哲学”,以还历史本来面目。由此可见，在思想文化层面,中原思想文化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对楚文化所进行的渗透,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一书继承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充分利用最新出土材料，把地下之材料与传世之材料相结合起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可信度高。如在该书第三章讨论了“子张氏之儒在楚国的传播”，作者在论述郭店楚简《忠信之道》和上博楚简《从政》为子张氏之儒的作品时,就将《论语•卫灵公》、《论语•子张》以及《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等三篇传世典籍,与《忠信之道》、《从政》等二篇出土文献紧密结合起来,从思想的一致性和语言的相沿性进行考察,从而论定二篇楚简都是子张氏学派继承孔子思想的文献。该书在第三章中论述《诗、书、易的南传》时，也采用了相同的论证方法。在论述《易》的南传时,作者讨论了先秦时期易学在楚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并将帛书《易传》中提到的易学弟子与楚王族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在帛书《易传》中的《缪合》《昭力》二篇中，记有讨论易学的孔门弟子缪合、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平、昭力等7人的名字……帛书《易传》中出现的7位孔门易学弟子，至少有3位是楚王族后裔，这也说明易学在楚国贵族阶层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综上所述，作者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往往把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证，得出的观点公允可信。
《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一书引用资料翔实，论证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结论可信，可谓精彩纷呈。作者在论证“重生与贵民”时,开篇就说“重视生命、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中最为闪光的亮点”。接着引用了出土郭店楚简《语丛三》、《语丛一》和传世典籍《孝经》、《孔子家语•六本》以及《荀子•王制》中的相关材料,得出“人为贵的思想是儒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之观点。在此基础上，然后继续阐述“基于‘天生百物人为贵’这一思想,楚简进一步提出了‘人道取先’的治国理念。”进而引用楚简《性自命出》、《尊德义》和传世典籍《易•说卦》、《逸周书•史记》、《左传•昭公十八年》的相关材料,得出“‘人道取先’的价值取向与‘人为贵’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观点。作者论述到这里,似乎觉得还不够,他继续深入阐发说：“如果说‘人为贵’是‘人道取先’的思想源头的话,那么‘人道取先’则是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认识以及对人道的重视,儒家要求执政者要以民为本,具体做到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与民同心……其二,宽政惠民……”，通过层层递进的论述，使得问题的论述进入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层面和核心的领域。与以上论证相似的,另外至少还有五处,如对“养性与修身”的论述,对“楚系兵学著作钩沉”的论述，对“民神同位与民神异业”的论述，对“信天命,疑天命,与反天命”的论述，尤其是其中“对天命思想进行大胆的怀疑与反思,是楚国思想文化的一大亮点” 的论述，对“春秋”是否是先秦各国史书通名的问题的阐发等，都是层层递进而环环相扣,得出的结论自然令人信服。
此外，在《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一书中，对某些问题的考证虽细小，但能于他人熟视无睹处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颇显其学术功力之深厚。这样的地方至少有3处：
1. 子张“居陈”，实即“居楚” 。
作者在论述“‘张氏之儒’在楚国的传播”时,就是从传世典籍中发现了在他人看来极为细小而对作者所论问题却极为有用的材料。在后世所云“儒家八派”中,“子张氏之儒”居首。《史记•儒林列传》载“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张居陈……”作者考证“子张居陈”的时间应在前476年之后,而公元前478年,楚公孙朝率师灭陈,此后陈国成为楚国的陈县,不再复国。由此看来,子张所居之陈,已非陈国,而是楚国陈县。由此得出子张“居陈”实即“居楚”的结论。
子张“居陈”实即“居楚”这一点,最易为学者所忽视。但是,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在何处传播其师学说的地域性上却有明确的指导性。徐文武先生发现了它的价值,考证指出子张“居陈”,实即“居楚”,从而为“‘子张氏之儒’在楚国的传播”做了很好的铺垫。
2. 疑《论语•尧曰》之“有司”，原为“贪”字讹误。
上博楚简《从政》篇内容涉及从政的道德及行为标准,其中有所谓“四毋”，即从政的大忌“虐、暴、贼、贪”，这“四毋”与传世典籍《论语•尧曰》的前三者相合，但是，《论语•尧曰》不见楚简里的“贪”，而作“有司”：“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与上文文例不合。因此徐文武先生说：“今疑《论语•尧曰》之‘有司’，原为‘贪’字讹误。‘贪’字因误读竖排‘又司’二字，因‘又’通‘有’，又将‘又司’转写为‘有司’，遂致误。另，‘出纳之吝’之‘吝’，本有‘贪’义，《后汉书•黄宪传》李贤注谓：‘吝，贪也。’由此，应据楚简《从政》，将‘有司’改为‘贪’。”
3. 考证楚庄王所提“武有七德”思想中“保大”之“大”应是“土”字,土、大因形近而讹。
《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提出“武有七德”思想:“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楚庄王的“武德”思想中,第三“德”是“保大”。“保大”一词,有人望文释义,认为“保大”是“保持强大”的意思,也有人认为是“安于大位”之意,如《文选•陆机<汉高祖功臣颂>》有“保大全祚”之语,吕延济注曰:“安于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作者认为这两种解释与“武德”不符，“保大”之“大”应是“土”字,土、大因形近而讹。作者引唐黄滔《多宝塔碑记》云：“至如戢兵、保土、安民、和众之类,亦犹川陆之徂秦适洛焉。” “戢兵、保土、安民、和众”即引自楚庄王“武之七德”，“戢兵”之后即作“保土”，而不作“保大”。作者还在古文献中找到了“土”字讹为“大”字的其他例证进行进一步的佐证。如《汉乐府•孤儿行》：“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逯钦立所编的《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说：“诗中大兄之大，为土之讹字。当属上句，作面目多尘土。”作者最后对“武德”中“保土”一词的本义作出解释，认为“保土”意即保卫国家疆土，这也是“武德”应有之义。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徐文武先生能在他人熟视无睹处进行学术考证,也是一大创新。此类考证，问题虽小，意义却大，颇能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
以上所列，是《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一书众多优点中之突出者，其他优点限于篇幅，兹不一一罗列，愿读者在阅读和学习中仔细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