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

□张俊

喜获陈礼荣先生的新著《张居正——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出版，为他感到高兴。

我与礼荣先生相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1987年，我为雕塑家刘炳南写了篇《凝固在大地上的音符》，此文传到了礼荣先生手中，他那时是《沙市日报》的副刊编辑。他看后特地来找我，谈他对这篇文章的感受、意见或建议。我们一见如故，他是个热情又诚恳的老大哥。从那时起，我俩便建立起了兄弟般的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礼荣先生是个学者型的记者，对本土文化，尤其是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事异乎寻常地关注，也倾注了他不少心血。

礼荣先生是编地方文化副刊的，因为是采编合一，所以他与城市建设、市容市貌管理等工作多有交集。他利用工作关系与社会影响，为名城保护出了不少力。

1999年，荆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要挂牌，有关领导同志打算请荆州籍的著名文化学者王元化先生题写匾牌。礼荣先生与王元化先生比较熟，于是就陪我一道去上海拜见王元化先生。王元化先生思乡心切，见到我们的到来，非常高兴，由此还特地从吴兴路寓所跑了一趟设在上海图书馆内的工作室，专门精心地书写出那帧匾牌。

2000年后，市名城办主持修复张居正墓园，礼荣先生成了编外工作人员。他遵照有关领导同志的安排，查史料、看现场、出主意，竭力尽心，忙得不亦乐乎。由王元化先生题写的墓园匾额就是礼荣先生出面求来的，园中那两块分别记录着张居正生平与墓园建设经过的碑文，其初稿亦均出自他的手笔。

2006年，他编好了自己的首部文史作品集《人文荆州》，因书太厚要作删减，于是他就先装订了两本原稿，并将其中一本题诗送我，还交待我不要让这些资料散失了。

礼荣先生是个写作异常勤奋的人，他通读过二十四史和许多地方文献。十多年前，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乡梓先贤张居正方面，写出了不少在学界引起震动的专文。他说：张居正是一位历史伟人，是荆州人的骄傲，但目前史学界对他褒贬不一，还有人在给他泼污水，我得为这位先贤正名而出言吐语！

我有一套四卷本的《张居正文集》，我自己倒没怎么看，几年间他借了还，还了又借，书都被他翻旧了。

那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他应市纪委之邀在市电视台作了几场有关张居正的专题讲课，史料丰富、观点新颖、声情并茂，赢得了阵阵掌声，起到了良好的宣讲效果。

那一年，一次高规格的张居正学术研讨会议也在荆州召开，多位专家学者莅临荆州。他在会上根据自己新收集的史料，作了关于张居正并没有霸占过辽王府的专题发言。因此事曾有《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等古籍叙及，故一时引起明史学界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就连明史学界著名的专家王春瑜先生也对此赞赏不已，后来还发专文在《光明日报》上提及此事。

在十多年前，礼荣先生就写过一本有关张居正的书，后来他又挖掘了不少新史料，于是他受市张居正学会的委托，开始著述《张居正——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这本大作，想全面系统地表达他对张居正的最新研究心得。

这十年来为写这本书，他推掉了许多应酬，一心苦读史书，在浩若烟海的史籍中去寻觅他所需要的资料。在写作期间，他本已退休，每天都得在忙完必要的家务事后才开始写作。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看来字字皆是血”，用这话来评价礼荣先生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在书稿完成后，因在出版经费上的一波三折，礼荣先生还曾准备印两本“赤膊书”（指自己装订的书稿）存史赠人。幸好，此间他得一位古道热肠友人的鼎力相助，最后终于由中国文史出版社顺利出版，最终一了他的十年夙愿。

礼荣先生为写这本书耗尽了心血，这本书也将他催老了。看着他那张苍桑了许多的脸，就想起李商隐的那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眼中不觉就有些潮湿了。

中国文化的自信和传承，是以一批有使命感的学人的奉献为基础的，这些人才堪称中国文化的脊梁！我想礼荣先生也正是这基础中的一粒石子，在承载的重压下顽强地彰显着生命的张力。所求无非是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负自己平凡的一生吧！